首先，通过观察很容易发现恐怖主义组织往往都用把宗教教义的解释极端化作为盅惑人心，招揽人员的手段。宗教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起到了信徒与信徒间的契约性，帮助他们建立了契约使得他们可以和睦相处。
但是宗教也有它的弱点，那就是它只能和信众建立契约性，却很难和无神论者及异教徒建立契约，因为这将影响到宗教存在的意义，如果不信教的人和异教徒也能上天堂，那信教还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对于宗教来说它也只是社会契约的一种，任何契约的本质都是建立契约的一个媒介，人们需要这个媒介的原因是人们需要在利益如果分配的问题上寻求平衡。所以如果社会资源非常充沛，人们之间的社会矛盾就不高，反之如果社会资源非常稀少，那么人与人的关系就会紧张，社会矛盾就会上升。
所以如果社会资源高，宗教就变得温和，因为温和可以创造更多的利益。比如中东地区当年拥有亚非欧三块大陆贸易网核心控制权的时候，伊斯兰教就特别温和地对待不同的人，甚至对其它宗教都非常不错。可是当大航海时代来临，中东失去了贸易网的控制权时候，它的社会资源就开始下降，这时候增利就变成了分利，当分利产生的时候，社会矛盾就会增加，宗教也就不得不加入这场分利的过程中。结果就是宗教开始极端化。
从某种角度上说社会资源越是降低，社会矛盾越是增加，这时候宗教的能力越强，因为宗教可以依靠自己的教义形成一种相对的平衡关系，这种平衡关系使得复杂地缘和脆弱的社会资源地区保持了一种相对平衡，这是宗教可以长期存在的关键，而对于教义的不同解释使得他们在争夺社会资源时有很多优势，这是宗教的优势。
所以简单的说宗教不是极端的源泉，社会资源低才是，没有了社会资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敏感脆弱，这时候宗教内部的一些人就会高喊极端口号，然后口号就会让人选择，由于没有了社会资源会影响很多人，于是社会的对立使得理性的声音不再被人重视，社会矛盾就不会不停的增加，最终形成冲突与对立，这时候更多的人开始思考如何对待问题。一开始人们不一定是为了对付对方而准备，是为了：
安全。
而为了安全得到的往往是不安，疑心会像一味毒药，使得人们相信自己所最不愿意相信的，最终对立就会生成，并且冲突和社会矛盾会使得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变得更脆弱，到时候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将会更加渴望，那么可用来解决社会矛盾的资源就更少，这样对立就极端。
所以解决宗教的问题并不能简单的在教义上纠结，而是要解决社会资源过低的问题，可以发现的是基督教之前也非常的极端，猎杀魔女或者宗教审判，基督教做过的极端事也不比现在的伊斯兰教少，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基督教起码看起来不再那么激进了呢？
这就是因为社会资源增加了。随着十字军东征的失败教廷的威信减弱了，再加上扩张的失败，使得欧洲各国内部陷入了混战之中，这样的结果就是贵族想要寻找新的对基督教的解释，从而形成了新教和宗教改革的出现。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海外的社会资源开始逐渐涌入欧洲，因为社会资源的上升导致天主教的作用逐渐衰落，所以从基督教的问题看来，宗教既不是不能出现变化，也不是会始终极端，关键在于如何创造社会资源增加，可以说社会资源增加后宗教自己就会有调节，极端的意见为什么会衰落，这是因为教徒们有正常生活的基础了，那么他们愿意投入到极端的想法就会降低，极端的思想者的控制力就会下降。结果就是基督教变得温和了，而从极端变得温和的关键的转变就是社会资源的增多。
所以想要真正的解决这个棘手的社会问题，不但不能是建立壁垒，相反是要建立更多的社会资源，这其实就像是一场争夺战。
人们为什么会选择走向极端，是因为他们生活困难，所以如果建立了壁垒，这将使得他们更加难以融入社会，相互之间的隔离将会更加严重，这样一来他们就只能被迫的更加走向极端，如果通过发展经济造成社会资源的上升，就可以使得他们之中产生分化。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走极端的，很多人都想要的是普通生活，只是生活习惯不同或者信仰不同。如果社会资源增加了，他们就不一定非要去听极端者的言语，而这方面恰恰是中国的强项，中国是一个官权制的国家，从中央到省、市、县、镇再到最低的村、组、队、旗都属于一个系统之中，将社会资源转移至落后地区发展经济是一个系统运转中的程序。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向落后的地区逐渐引入资本，将使得更多的资本进入这些地区，修建铁路、公路、电力、教育、通讯等等将增加这些地区的贸易能力，比如现在很多新疆地区的产品就开始销往全国，一些旅游业的开发也拉动了经济，这并不是一个失利的过程，而是一个先期投入然后产生收益的过程。
因为人有欲望。
任何人都想要过好生活，当你可以通过合法手段就获得稳定收益的时候，你还想铤而走险去刀头舔血地过日子么？所以解决极端的根本在于发展经济，通过给这些原本缺少机会的人希望，使他们向往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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