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1927年）9月，贾题韬考入设在太原的山西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开学不久，他患了重病，病得非常厉害。病中，他思索了许许多多的人生问题，不得要领，思想十分苦闷。一天，他无意间接触到一本介绍佛教中观思想的书，里面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皆由因缘而生，亦皆由因缘而灭。他的思想豁然开朗，心理上得到解脱。不久，病亦霍然而愈，于是对佛教产生了信仰。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贾题韬毕业，留校任教，讲授逻辑学，后又兼任山西省教育厅秘书。由于教学关系，他开始研究法相唯识学方面的著作，逐渐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念佛吃素，专修净土。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能海法师（1879—1967年）莅临太原弘法，讲授《菩提道次第论》及西藏佛教中观学说。二十六岁的贾题韬每会必到，风雨无阻。虽然他本着法相唯识的观点，对法师所讲的颇有怀疑；但对法师持戒精严的高风卓节十分景仰，遂皈依之。此后，他一直醉心于法相唯识的研究，旁及禅净诸宗和西藏密宗。先生治学自具见地，不苟同于人，惟对欧阳竟无大师（1871—1943后）十分崇拜。
贾题韬自幼体弱多病，研习法相唯识既久，颇感名相繁琐，无益身心受用。其时校中有一专治禅学的教授名陈梦桐，劝他读《楞严经》。当其诵至“七处征心”一段，恍然若有所悟。告之于陈，陈又令读明代瞿汝稷撰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的《指月录》。该书为儒者谈禅之作，既是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记载，亦能启发人的智慧。当贾题韬读至书末《径山宗杲语要》时，深感句句亲切，不啻耳提面命，如醍醐灌顶，甘露滋心，积疑顿释，庆快平生。自此始知有宗门向上事。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山西大学南迁西安。二十八岁的贾题韬年轻气盛，激于民族大义，乃离开母校，回到故乡，毁家纾难，散财招兵，将其同事和学生组
成了一个二、三百人的抗日游击队，转战于临汾、霍县一带。但由于他们孤军奋战，没有政治军事斗争经验，又得不到后勤补给，无法维持下去，只得接受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司令部的整编，贾题韬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部秘书兼第六保安区中校军法官。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2月，贾题韬因病弱之躯无法适应抗日前线的紧张战斗生活，不得已西迁至大后方成都，先后在蜀华中学（今成都十四中）、成都县中（今成都七中）、华阳县中（今成都人民南路中学）、石室中学（今成都四中）任教。当时能海法师住持成都南郊近慈寺，贾题韬遂随法师研习《大威德生圆次第》，并于寺中得便阅读唯识、天台、华严诸宗典籍，然终以禅宗为主。
抗日战争时期，藏传佛教中观学说和密宗传入内地，风靡一时，以唯识为不了义。内地不少唯识学者也不自信，从而附益其说。贾题韬年轻气盛，对成都所谓“中观家”破唯识颇不服气，以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屡屡跟他们辩论，从而赢得了“唯识家”的称号。 四十年代初期，成都有一老篾翁名赵升桥，丹道精奥，时人谓之真仙。其功行非丹经所载，而为丹经所证。贾题韬遂拜其为师，渐入堂奥，谓曰：“丹道之极，其为性乎，此乃宗门之始唱也。”
贾题韬学佛，不抱门户之见，广学遍参，又卓然树立，不落依傍。他曾说：“中观未必高于唯识，禅宗亦不必拙于密教。佛教乃富有积极精神之宗教，其慈悲为人的崇高教义当为社会服务、为人类造福方能充分体现。”“中观思想与禅宗的关系非常密切，……中观的破，实际上就是禅宗的棒喝。”他每以中观学派的创始人龙树菩萨别创菩萨僧团之宏愿未申，视为佛教之一大憾事！他十分赞同太虚法师（1889—1947年）改革僧伽制度，实现人间净土的主张。他曾说：“开悟便是点燃了生命的火炬，慈悲便是生命的光芒，舍己为人便是涅盘。几百年来，由于佛教本身指导思想的错误，致使佛教之趋势，态度是消极的，教理是枯燥的，活动是呆板的，总之，对社会的贡献太少了。一些僧众热衷于赶经忏，超度亡灵。品质低劣，僧律废弛，禅讲不兴，学修之风，江河日下，唱的却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高调，实际上是把释迦牟尼佛原来积极为人的精神丧失殆尽。”“一个人要普度众生，自然会爱他的人民，爱他的组织，爱他的国家。大乘佛法是人间佛法，那是不能离开世间的。” 民国三十年（1941年），贾题韬所著《象棋指归》出版，深受象棋爱好者的欢迎，后来被新加坡象棋学会列为“古今象棋十大名著”之一。
在中国佛教史（尤其是禅宗中）上，棋艺高手可谓英才辈出，代不乏人。大家熟知的“棋逢敌手”这一成语，就来源于晚唐一位名叫释尚颜的僧人怀念好友陆龟蒙处士诗中的一句——“事厄伤心否，棋逢敌手无？”（见《唐诗纪事·卷七十七》稍后，赵宋僧人释普济所撰《五灯会元·卷十九·台州护国此庵景元禅师》一文中，亦有“棋逢敌手难藏行，诗到重吟始见工”之句。唐宋时期，棋风大盛，上至宫庭朱门，下至僧道俗人，一时皆受波及。棋道贵“活法”，禅门参“活句”，二者虽殊途，志趣却同归。弈棋相斗在于“智”，往返诘难亦在于“智”。一局象棋大战仿佛是一堂佛家的辩论法会，无论是善战，还是善辩，都是意志和智慧相结合的一场竞赛，胜负的关键全在于“灵巧”和“达识”。所以，棋也好，禅也好，唯有凭藉明眼人的悟性，依靠智慧和意志的力量，方能立于不败之地。的确，面对棋局，有多少人不知所措；投身佛门，又有多少人不识自性!因此，明心悟通之理，并不只限于佛门，亦适用于棋道。 贾题韬先生方正睿悟，学识广博精深，辩才敏雅，驰名四川学术界。四十年代先后被聘为光华大学（今西南财经大学）、成华大学（今成都大学）、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当时西迁成都）副教授、教授，讲授逻辑学及道家哲学。同时，他还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部少将参议。先生常说：“佛法欲发展，必先清除元明以来禅宗之积弊，戒律与教理并重，始能契机契理适应时代之要求。”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贾题韬与袁焕仙（1887—1966年，当今佛教大德南怀瑾之师）、朱之洪（1871—1951年，辛亥革命元老，历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懋辛（1886—1965年，辛亥革命元老，曾任川军军长、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民革中央常委、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萧静轩（生卒年不详，四川大竹县人）、傅真吾诸居士共建“维摩精舍”。其宗旨一曰：“整理禅宗原理以至方法，使之成为整体之系统。”二曰：“比较（禅宗）与其它（佛教）宗派之异同，以明禅宗教外别传之特点。”三曰：“结合中西学术思想，提高禅宗之学术地位及其实用价值。”其内部分工为：袁焕仙负责法部，傅真吾负责财部，贾题韬负责学部。精舍成立数年，嗜法味者颇不乏人。最后因经费不足，内部意见不一致而告终。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三十九岁的贾题韬被选为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次年10月，第十八军开始向西藏进军，动员先生参加；而山西大学校长赵宗复也写信聘请先生回校教授哲学。先生感于国家民族统一大义，同时也为了深入研究藏传佛教中观学说，毅然随军跋涉雪山草地，于1951年10月底到达拉萨，从事宗教工作和佛学研究，并学会了藏语文。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贾题韬担任宗教事务委员会委员兼西藏佛教协会副秘书长，直至1979年始返回成都。他在雪域近三十年，得以与藏地各派学者接触，研习藏传显、密二教，功力大进。他曾与密悟格西（格西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侣学位名，相当于汉地大学的博士学位）共译《正理一谛论》、《辨了不了义论》、《入中论》等藏传佛教典籍。先生曾说：“藏传佛教，在中观、因明和无上瑜伽部的资料方面，远富于汉传。为保存文化遗产，当积极传译，不可迟缓。至于藏汉之短长，则各有千秋。”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浩劫聿始，宗教信仰自由政治被粗暴践踏，各级佛教协会均被迫停止活动，寺院被封闭，经像法器横遭破坏，佛教徒被当作“专政对象”，大量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贾题韬先生也深罹其厄，被打成“双料反革命”，遭到残酷的批斗折磨，家被抄，工资停发，衣食几无以为继。但先生以宗教家宽广的胸怀，忍辱负重，淡泊自守，处之泰然，令人钦仰！
1979年，先生回到成都，时已七十矣。次年12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代表会议上，先生被选为理事。
1981年10月，四川省佛教协会第三届代表会议在成都举行，贾老当选为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1982年1月，先生所作《禅悦》一诗在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杂志上发表。诗云：
“撞着鼻头一事无，悟来已自费功夫。
恒沙分别知多少，描尽风流总不如。
无端拈得龟毛新，蓦向刀山解翻身。
惭愧年来烟水遍，孤明原自未离人。
牛也驴兮万劫孤，几人探得骊龙珠。
拈花略露风规在，若计归程犹半途。
泥牛海底载珠还，草料随分护惜看。
鞭策虽云少不得，归家早在未生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