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1、主观原因表现在：一是公务员道德认识存在误区,对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识不足。主要表现为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以道德风尚的滑坡和一代人的堕落为代价的“道德代价论”,认为有了钱就会有德,物质文明搞好了精神文明自然而然就会好起来的“庸俗经济决定论”,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了,领导干部多吃点多拿点也是应该的,看领导主要看他有没有工作才能,至于作风上的小事不必过分苛求的“小节无害论”等观点广泛流行,导致了人们思想的混乱。一些本来正确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在“反思”中受到了冲击 和否定,也导致了不少公务员重才轻德、重能力轻做人,放松了思想改造和道德修养。二是公务员道德建设滞后。党和政府关于公务员道德建设的方针、任务和要求是明确的,但在具体落实上没有跟上去,缺乏切实可行的操作性措施,使得公务员道德建设呈现出道德要求虚拟化、道德约束随意化、道德越轨无惩治化状况。
2、客观原因表现在：首先悬新旧体制并存,经济秩序混乱,管理上存在漏洞,为一些公务员道德行为的弱化提供了可能条件。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计划经济下实行的计划单列和双轨制,在新型市场经济中“病态”运行,导致权利与义务关系调整中的失序和经济责任、权利结构等方面的混乱。一些公务员为赢得或保全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可能在道德的天平上失衡；另一方面，新体制从入轨启动到转入良性运行有一个过程,各种配套法规、章程、制度不可能一下子健全,无形中造成许多管理上的“空档”,成为产生不道德行为的客观隐患；另外，双重体制下不尽平等的竞争环境,为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利用职权搞不正之风提供了方便。其次是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为一些公务员道德失衡提供了诱因。市场经济绝非完美无缺,它“有其自身弱点和消极方面”,其重利性、竞争性、本位性、交换性客观上存在非道德和反道德的可能性。再次是监督体系不完善,为一些公务员在行使权力时的非道德行为提供了客观条件。表现在：监督体制不合理,监督缺乏权威性；监督部门权能有限,监督缺乏实际效果；民主渠道不畅,监督缺乏群众性；舆论导向形式化,扬不必尽善,恶不能必惩,容易导致一些公务员道德意识淡化。
上述问题的存在,表明我国的行政道德建设不仅出现滑坡,而且严重滞后,难以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为此我们必须大力提倡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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