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与管建刚老师商榷 “阅读本位”的语文课，以培养阅读能力为取向，重文本内容的理解、感悟和积累。以叶圣陶先生为代表的主流读写观认为：“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写作的‘根’是阅读”“培养读的能力，也是一个目的”“教师教得好，学生读得好，才能写得好”。 “写作本位”的语文课，以培养写作能力为取向，重文本形式的理解、感悟和运用。潘新和先生在《语文：表现与存在》一书中颠覆性地提出了“写作本位说”，他提出，“阅读，指向言语表现，指向写作”“写作是阅读的目的”“写作是阅读能力的最高呈现”。 管建刚老师的语文课无疑是“写作本位”的，他在阅读教学上的探索勇气可嘉，也有一定的价值。管老师的语文课与《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注重“语言运用”的精神一脉相承，改变了传统语文课“重阅读轻表达”的倾向，做到了“与内容分析式的语文课说再见”。曹文轩教授在参加了“全国第九届青年教师阅读教学观摩活动”后指出：“两天半的观摩课听下来，讲课老师对文本的分析往往停留在字词上或是对题旨的理解分析和解释上，较少回到文本的形式上。回到文本的写作艺术上。有些课会涉及一点点，我以为是远远不够的。讲课文，不能不讲文章之道，不能不讲文章之法。” 管建刚老师的语文课强化“表达意识”，大讲“文章之法”，这个取向是正确的。 但“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管建刚老师的语文课把“写作”推向了极致，课堂充满了理性，毫无情趣。这样的语文课，学生会喜欢吗？于永正老师说得好：“少一些理性，多一些情趣，让学生爱上语文课”。 姑且承认学生喜欢管建刚老师的语文课，满心接受管老师传授的“文章之法”。但仔细推敲管建刚老师在《理想的风筝》一课中传授的“文章之法”，大有问题。管建刚老师可能没有读过苏叔阳先生《理想的风筝》的原文。苏教版的“编者”对苏叔阳先生的原文作了不少删改，其中在刘老师“写板书”后删掉了这样两段文字：他的课讲得极好。祖国的历史，使他自豪。讲到历代的民族英雄，他慷慨陈词，常常使我们激动得落泪。而讲到祖国近代史上受屈辱的岁月，他自己又常常哽咽，使我们沉重地低下头去。后来，我考入了历史学系，和刘老师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 他不喜欢笔试，却喜欢在课堂上当众提问同学，让学生们述说自己学习的心得。我记得清楚极了：倘若同学回答得正确、深刻，他便静静地伫立在教案一侧，微仰着头，眯起眼睛，细细地听，仿佛在品味一首美妙的乐曲，然后，又好像从沉醉中醒来，长舒一口气，满意地在记分册上写下分数，亲切、大声地说：“好！五分！”倘若有的同学回答得不好，他就吃惊地瞪大眼睛，关切地瞧着同学，一边细声说：“别紧张，想想，想想，再好好想想。”一边不住地点头，好像那每一次点头都给学生注入一次启发。这时候，他比被考试的学生还要紧张。这情景，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然而，今天一想起来，依旧那么清晰，那么亲切。 我们要向学生传授的是苏叔阳先生的“文章之法”，还是“编者”的“文章之法”？答案不言自明。因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乎下，其下下矣”。 而管建刚老师向学生传授的是“编者”的“文章之法”。请看管老师“构思一：故事，两个两个”的教学片段：师：课文写了四个故事——（生读板书：讲故事、写板书、放风筝、追风筝。）师：课文用四个故事来写人，记住：用故事来写人。（板书：用故事来写人。生读）师：放风筝、追风筝，这两个故事，都是发生在课余的。讲故事、写板书，都是发生在——生：课上的。师：作者写了四个故事，两个故事发生在课上，两个故事发生在课余，你说这是巧合，还是作者有意的安排？生：有意的。师：有意的安排，这就叫“构思”。其实，苏叔阳先生写刘老师的故事不是课上两个，课余两个，而是课上三个。只不过刘老师“课上关爱学生”的故事被“编者”删掉了。严格地说，课余的两个故事——放风筝、追风筝，应该是一个故事——放风筝。苏叔阳先生的过渡段明明白白地写着：“然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刘老师每年春天的放风筝”。管建刚老师为了与课上的两个故事相“对称”，刻意将它分成两个故事。写文章是要讲究“对称美”，但不宜将“对称美”作为教条教给学生。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管建刚老师“构思二：故事，一长一短”的教学：师：你看，“课上”的两个故事：一长一短，先长后短；“课余”的两个故事：一长一短，先长后短。这是巧合，还是有意？生：有意的。师：可能有的同学，觉得也可能是一种巧合。那么，我们再看第四自然段。第四自然段，有一句话，写刘老师的外貌，找到了吗？指给我看。师：（快速巡视）对，请一起读。师：严格来讲，这不是写“讲故事”的，同意不？生：同意。师：第四自然段，刚才统计过了，13.5行，减去第一句话的2.5行，写讲故事的，其实是11行。【生读板书：讲故事（11行），写板书（7行），放风筝（11行），追风筝（7行）。】师：我一个字、一个标点地统计了：“讲故事”11行218字“写板书”7行 137字“放风筝”11行 217字“追风筝”7行 135字两个故事，一长一短，行数相同，字数也几乎一样。这不是教条，这简直是“刻板”。请管建刚老师认真读读苏叔阳先生的原文，真的是这样吗？写文章是要讲究对段落长短的安排和控制，但写文章真的要“刻板”到如此地步吗？管建刚老师“构思三：故事，内在的关联”的教学细细推敲，也问题多多：师：课文的题目是“理想的风筝”，显然，“放风筝”“追风筝”，一定要写。——刘老师“上课”的故事，肯定有很多，作者选了“讲故事”“写板书”这两个。请问，能不能换成刘老师“关心同学”，比如，有同学受凉了，刘老师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同学披上；换成刘老师“博学多才”，会弹琴、会画画呢？（生沉思）师：请你默读第八、第九自然段，“放风筝”“追风筝”里的刘老师，是个怎样的人？生：是个乐观、顽强的人。师：如果上课的故事，换成刘老师“关心同学”“博学多才”，与“放风筝”“追风筝”，搭不搭配？生：不搭配了。师：猜一猜：上课的故事，应该写出刘老师的什么特点，才跟后面的“放风筝”“追风筝”，特别“搭”？生：也应该是写出刘老师的乐观、顽强。师：现在，请你默读“讲故事”“写板书”，这两个故事，是不是也写出了刘老师的乐观、顽强。生：这两个故事写出了刘老师的乐观、顽强。师：（指板书，生读）讲故事，写板书，放风筝，追风筝。师：这四个故事为什么能放在一起？——它们有内在的联系，都指向了刘老师的乐观、顽强。用故事来写人，要注意故事，有没有这样的内在的联系？（生点头）管建刚老师错把“编者”删改的文章当作苏叔阳先生的原文。苏叔阳先生写此文就是只表现刘老师的“乐观顽强”？人性是多元的，丰富的，不要把人物的性格一元化。人物性格一元化的文章不是好文章，经典文本都会写出人性的丰富和复杂。苏叔阳先生恰恰在原文中写了管建刚老师认为与放风筝、追风筝“不搭”的内容——刘老师的“博学多才”“关心同学”。因为刘老师对苏叔阳先生最大的影响是“他的课讲得极好……”以致，“后来，我考入了历史学系，和刘老师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苏叔阳先生记得最清晰的情景是刘老师课上对学生的关爱。这一段写得极好，刘老师的语言、动作、神情，惟妙惟肖，画面感很强。苏教版“编者”删掉这一段，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综上所述，管建刚老师的《理想的风筝》的教学向学生传授的是低水准的“文章之法”，不是苏叔阳先生真正的“文章之法”。难怪有老师尖锐地指出，管建刚老师还不如拿小学生优秀作文或老师的下水文来教学，这样更为直接有效。恕我直言，如此教学培养出的学生也许能写出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优秀作文”，但长此以往，贻害无穷，因为这是对学生写作灵性的桎梏。我十分赞成语文课要讲“文章之法”，但我还想说，不是所有的“文章之法”都可以言说。应该承认，不少“文章之法”往往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怎么办？先让学生将好文章熟读，背下来，储存在脑海中。就像管建刚老师说的，先让学生“怀上”，至于“用”，得允许学生有一段“孕”的时间。巴金先生10岁时就可以将《古文观止》里的200多篇文章背下来。他在晚年时说，他之所以后来成为作家，写出那么多的小说、散文，全靠当年背诵的那200多篇文章垫底。 我以为，“阅读本位”、“写作本位”最好不要走极端，“两极相融”最为理想。王崧舟老师的阅读教学探索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2010年，王老师执教《与象共舞》，分别阐释了“阅读本位”和“写作本位”的语文课。2011年王老师执教《望月》，2012年王老师执教《去年的树》，实现了“两极相融”。去年下半年，我在无锡现场聆听了王崧舟老师执教的《去年的树》。阅读与写作水乳交融，“文章之法”的传授清晰可见，又毫无生硬、机械之感。王崧舟老师在课后报告中谈到了三个融合，那就是：学习语用和陶冶情感相融合；学习语用和理解内容相融合；学习语用和渗透学法相融合。这三个融合就是阅读本位与写作本位的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我们谨记王崧舟老师的警语：“放弃了情与境的语文学习是机械的语言文字训练。” 最近，我在读《蒋勋讲〈红楼梦〉》。蒋勋先生常常指出曹雪芹创作的奥秘，但也阐发阅读感受，即所谓的兴发感动。我以为，语文课亦当如此。 附：苏叔阳《理想的风筝》原文春天又到了。柳枝染上了嫩绿，在春风里尽情飘摆，舒展着自己的腰身。连翘花举起金黄的小喇叭，向着长天吹奏着生命之歌。而蓝天上，一架架风筝在同白云戏耍，引动无数的人仰望天穹，让自己的心也飞上云端。 逢到这时候，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刘老师，想起他放入天空的风筝。 刘老师教我们历史课。 他个子不高，微微发胖的脸上有一双时常眯起来的慈祥的眼睛，一头花白短发更衬出他的忠厚。他有一条强壮的右腿。而左腿，却从膝以下全部截去，靠一根被用得油亮的圆木拐杖支撑。这条腿何时、为什么截去，我们不知道。只是有一次，他在讲课的时候讲到女娲氏补天造人的传说，笑着对我们说： “……女娲氏用手捏泥人捏得累了，便用树枝沾起泥巴向地上甩。甩到地上的泥巴也变成人，只是有的人，由于女娲甩的力量太大了，被摔到地上摔丢了腿和胳膊。我就是那时候被她甩掉了一条腿的。”教室里自然腾起一片笑声，但笑过之后，每个学生的心头都飘起一股酸涩的感情，同时更增加了对刘老师的尊敬。 他只靠着健壮的右腿和一支圆木棍，一天站上好几个小时，为我们讲课。逢到要写板书的时候，他用圆木棍撑地，右腿离地，身体急速地一转，便转向黑板。写完了粗壮的粉笔字，又以拐杖为圆心，再转向讲台。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师，一天不知要这样跳跃旋转多少次。而他每次的一转，都引起学生们一次激动的心跳。 他的课讲得极好。祖国的历史，使他自豪。讲到历代的民族英雄，他慷慨陈词，常常使我们激动得落泪。而讲到祖国近代史上受屈辱的岁月，他自己又常常哽咽，使我们沉重地低下头去。后来，我考入了历史学系，和刘老师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 他不喜欢笔试，却喜欢在课堂上当众提问同学，让学生们述说自己学习的心得。我记得清楚极了：倘若同学回答得正确、深刻，他便静静地伫立在教案一侧，微仰着头，眯起眼睛，细细地听，仿佛在品味一首美妙的乐曲，然后，又好像从沉醉中醒来，长舒一口气，满意地在记分册上写下分数，亲切、大声地说：“好！五分！”倘若有的同学回答得不好，他就吃惊地瞪大眼睛，关切地瞧着同学，一边细声说：“别紧张，想想，想想，再好好想想。”一边不住地点头，好像那每一次点头都给学生注入一次启发。这时候，他比被考试的学生还要紧张。这情景，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然而，今天一想起来，依旧那么清晰，那么亲切。 然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刘老师每年春天的放风筝。 北方的冬季漫长而枯燥。当春风吹绿了大地的时候，人们的身心一齐苏醒，一种舒展的快意便浮上心头。当没有大风、而且晴朗的日子，刘老师课余便在校园的操场上，放起他亲手制作的风筝。 他的风筝各式各样：有最简单的“屁帘儿”，也有长可丈余的蜈蚣，而最妙的便是三五只黑色的燕子组成的一架风筝。他的腿自然不便于奔跑，然而，他却绝不肯失去亲手把风筝送入蓝天的欢乐。他总是自己手持线拐，让他的孩子或学生远远地擎着风筝。他喊声：“起！”便不断抻动手中的线绳，那纸糊的燕子便抖起翅膀，翩翩起舞，直蹿入云霄。他仰望白云，看那青黑的小燕在风中翱翔盘旋，仿佛他的心也一齐跃上了蓝天。那时候，我常常站在他旁边，看着他的脸，那浮在他脸上甜蜜的笑，使我觉得他不是一位老人，而是一个同我一样的少年。 当一天的功课做完，暮色也没有袭上校园的上空，常常有成群的学生到操场上来参观他放风筝。这时候，他最幸福，笑声朗朗，指着天上的风筝同我们说笑。甚而至于，有一次，他故意地撒脱手，让天上飞舞的纸燕带动长长的线绳和线拐在地上一蹦一跳地向前飞跑。他笑着、叫着，拄着拐杖，蹦跳着去追赶绳端，脸上飘起得意和满足的稚气。那天，他一定过得最幸福、最充实，因为他感到他生命的强壮和力量。 这情景使我深深感动。一个年过五十身有残疾的老师，对生活有着那样纯朴、强烈的爱与追求，一个活泼泼的少年又该怎样呢？ 不见到他已经近三十年了，倘使他还健在，一定退休了。也许，这时候又会糊风筝，教给自己的子孙，把那精致的手工艺品送上天去。我曾见过一位失去了一条腿的长者，年复一年被断腿钉到床上，失去了活动的自由。我希望他不至于如此，可以依旧地仰仗那功德无量的圆木棍，在地上奔走，跳跃，旋转，永远表现他生命的顽强和对生活的爱与追求。然而，倘使不幸他已经永远地离开我……不，他不会的。他将永远在我的记忆里行走、微笑，用那双写了无数个粉笔字的手，放起一架又一架理想的风筝。那些给了我数不清的幻梦的风筝将陪伴着我的心，永远在祖国的蓝天上滑翔。 刘老师啊，你在哪里？我深深地、深深地思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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