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80年
我的顾问在我和我的人民之间建了一道墙，我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当我醒来时，我已失去了我的人民。——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常被简称为“国王”，他统治伊朗（通常被认为是近东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之一，另一个是埃及）将近40年。他是西方的盟友，利用石油带来的巨大财富推动“白色革命”，推行西方化和世俗化。1979年，他被宗教领袖霍梅尼发动的伊斯兰革命推翻。
他的家族几乎是从无名小卒登上了王位。穆罕默德是礼萨·汗（Reza Shah）的长子，礼萨·汗是一个出生低微的波斯军官，在俄国军官为波斯卡扎尔王朝培训的哥萨克骑兵团中升至将军之位。礼萨·汗身材高大，身姿挺拔，严厉而野心勃勃，但受教育程度低。后来，卡扎尔王朝最后一任国王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权，国内充斥着宫廷阴谋、部落叛乱、经济混乱、军阀肆虐、种族冲突，民主革命思想、共产主义思想与分裂主义并存，还有外国干涉势力——尤其是英国和俄国两大帝国。1921年，礼萨·汗将军率领他的哥萨克骑兵进军德黑兰，发动政变，出任陆军大臣。1923年时，他已经掌握了国家实权。1925年，当最后的卡扎尔国王被流放后，礼萨·汗加冕，建立了巴列维王朝，并于1935年改国名为“伊朗”。
作为阿塔图尔克的崇拜者，礼萨·汗加强中央集权，励精图治，推进伊朗现代化，处决任何反对者，团结分裂的省份，尽一切可能削弱什叶派神职人员的权力。王储被送往瑞士的萝实学院接受教育，在那里，他接受了西方文化，爱上了滑雪。但1941年，当试图在纳粹德国和同盟国英国和苏联的夹缝间寻求出路时，礼萨·汗灾难性地错估了自己面临的安全形势。同盟国不能冒险让伊朗及其石油落入纳粹德国之手，因此他们派军进入了这个国家，将礼萨·汗流放到南非。他在那里死去。然而，同盟国并不确定应该在伊朗建立什么政权，于是他们允许礼萨将王位让给他年轻的儿子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的统治持续了37年。
战争期间，年轻的国王迫于苏联和英国的压力，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但从一开始，他就试图按自己的意愿管理政府。战后，盟军终于撤出伊朗，他开始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遭遇过西方因石油利益进行的干预、苏联的干涉以及宗教人士的反对。巴列维在偏执中成长，很少信任别人。总体来说，比起宗教人士，他更担心美国、英国和苏联。他数次面临各方势力发动的政变，他的总理和部长遭到暗杀，他本人多次躲过暗杀。
总的来说，尽管他的政治生涯以灾难告终，他的生存能力、不断扩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证明，他不仅有着坚持不懈的毅力，还具有政治谋略。但他是个奇怪的结合体，既胆怯害羞又自负狂妄，既能奋发图强，又有享乐主义情结。他对人性的判断常常是一场灾难，对腐败的裙带关系和臭名昭著的助手的袒护，他组织的秘密破坏活动以及他领导的秘密警察，最终都起到了反作用。他有很强的权力欲望，但在危急时刻，他通常很懦弱，优柔寡断，缺乏自信。
面对外国势力安插的强势总理，巴列维耐心地等待时机，以除掉这些势力过于强大的对手。他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自己的权力，罢免部长，控制军队。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面临新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的挑战。摩萨台是一个年迈、富有的封建地主。他以奉行民族主义闻名遐迩，主张将西方石油利益收归伊朗国有。巴列维反对摩萨台，而摩萨台也引起了英国和美国的警觉。1952年，巴列维计划解除摩萨台的职务，任命法兹罗拉·萨赫迪将军为新总理。但这场由英国和美国情报部门，尤其是中情局近东及非洲主管克米特·罗斯福亲自到德黑兰指挥的政变一开始就流产了。巴列维逃往伊拉克，后逃往意大利，在萨赫迪将军推翻摩萨台后立刻返回伊朗。
不久，巴列维又开始谋划摆脱萨赫迪。20世纪50年代后期，巴列维已完全掌控伊朗，他对伊朗的统治是一种开明的君主独裁。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对巴列维表示怀疑，认为他是一个独裁者，但渐渐地，美国领导人开始将他视为同盟。巴列维一直担忧美国和英国会给伊朗制造麻烦，总是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既视其为威胁又视其为保护伞。
他开始实施“白色革命”——一个现代化计划，包括发展高科技、推动土地改革、实行包括女性在内的普选、削弱什叶派人士的影响、发展教育以及工业化等。当宗教人士在1961— 1962年发动一系列游行抵制这个计划时，巴列维任命他最亲密的盟友阿萨多拉·阿拉姆为总理，授权他动用军队镇压。这场对宗教势力的胜利给巴列维和他的高级助手带来一个假象： 他们已经战胜了宗教人士。
同时，为成为自封的海湾守卫者、近东军事强国，他在美国的资助下建立起可怕的军事机器。在国内，他利用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打压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宗教人士，但对人权的践踏和普遍存在的酷刑使其越发不得人心。更糟糕的是，石油价格上涨给巴列维带来无尽的收入，他将此用于实现一些过于雄心勃勃的计划，购买更多美国武器，甚至开始实施核项目。石油带来的财富导致大量腐败。巴列维本人掌管着伊朗生活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都由他说了算，但王室因腐败而臭名远扬。
巴列维年轻时娶了埃及最后一位国王法鲁克的妹妹法丝亚公主，但这段婚姻以离婚告终。后来，巴列维娶了一个叫苏拉娅的年轻伊朗裔德国女孩，她或许是他一辈子的真爱，但她未能留下子嗣。巴列维的第三次婚姻是幸福地娶到了漂亮的伊朗学生法拉赫·狄巴，他们有一个儿子做继承人，还有好几个女儿。但他的私密情史臭名远扬。他的内廷秘书阿拉姆（曾任总理）的日记披露，他认为追求性刺激对在巨大压力下保持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他总是有很多情妇，巴黎克劳德夫人手下漂亮的应召女郎定期飞往伊朗与他行乐。
但阿拉姆的日记同时披露，国际上的成功、国内的奉承以及石油带来的财富，使巴列维愈发沉溺于狂妄自大的妄想中。1971年，在一系列耗资1亿英镑的愚蠢活动中（其中充斥着帝国式的傲慢与法式昂贵餐饮），巴列维庆祝的不是波斯与伊斯兰的关系，而是居鲁士大帝创立波斯帝国2500周年：这些波斯波利斯 [1]式派对使他的名声更臭。
然而，处于权力和成功巅峰的巴列维正遭受癌症的侵袭，并对此秘而不宣。而且，正是这些改革（教育、经济和土地改革）的成功为他的毁灭播下了种子：中产阶级虽主张教育改革，但因石油需求下降而正变得贫困，他们怨恨国内权贵及其腐败；学生和自由人士被萨瓦克折磨；数以千计的农民搬到德黑兰希望享受新繁荣，却被遗忘在大片贫民窟中，并在那里被宗教人士组织起来；阿亚图拉·霍梅尼虽被流放国外，但他被很多伊朗人视为反对巴列维的精神领袖，并为革命设定进程。吉米·卡特对巴列维的关于伊朗人权的“善意提醒”进一步加重了巴列维的危机。
1978年晚些时候，当示威和抗议愈演愈烈时，巴列维已无精打采、心烦意乱。1979年初，局面已失控，巴列维逃离伊朗“去度假”，再也没有回来。伊朗新政权对他的追捕与美国人的背叛使他被迫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最后死于癌症。
[1]
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波斯古城，位于伊朗的西南部，今设拉子（Shiraz）东北。它是大流士一世和他的胜利者们举行庆典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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