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年守岁
守岁，就是在旧年的最后一天夜里不睡觉，熬夜迎接新一年的到来的习俗，俗名“熬年”。关于这个习俗的来历，在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散居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它们叫“年”。它的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专食飞禽走兽、鳞介虫豸，一天换一种口味，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让人谈“年”色变。
后来，人们慢慢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它是每隔三百六十五天窜到人群聚居的地方尝一次口鲜，而且出没的时间都是在天黑以后，等到鸡鸣破晓，它们便返回山林中去了。
扩展资料：
中国汉族没有一个为全民族所信仰的宗教，但远古时期传下来的"万物有灵"的观念，对大自然的崇信，始终影响着中国汉族的信仰民俗。由于认为世上存在着主宰物质世界的、超自然的、具有人格和意识的神灵，所以中国汉族历来信仰"神仙"。古代中国汉族崇拜的神仙众多。
对于天，有总管“天道”的神，叫“玉皇大帝”。认为青帝主东，赤帝主南，黄帝主中，白帝主西，黑帝主北。天神中，又有主管男仙的东主公，主管女仙的西王母。
对于山水，认为山有山神，不仅五岳奉为神山，各名山也都有自己所供之神；又认为水里有“四海龙王”，龙王除统领水族外，还掌管兴云降雨。
对于地，认为每一地段都有“土地神”掌管，古称“社神”，俗称“土地公公”。同时一树一石也都被赋予神灵。
对于一些自然现象，认为雷公是司雷之神，电母又称“雷婆”，是司闪电之神，丙师是司雨之神，箕伯是司风之神，回禄是火神。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汉族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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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14
1.据说，“福”字倒贴的习俗来自清代恭亲王府。一年春节前夕，大管家为讨主子欢心，照例写了许多个“福”字让人贴于库房和王府大门上，有个家人因不识字，误将大门上的“福”字贴倒了。为此，恭亲王福晋十分恼火，多亏大管家能言善辩，跪在地上奴颜婢膝地说：“奴才常听人说，恭亲王寿高福大造化大，如今大福真的到（倒）了，乃吉庆之兆。”福晋听罢心想，怪不得过往行人都说恭亲王府福到（倒）了，吉语说千遍，金银增万贯，一高兴， 便重赏了管家和那个贴倒福的家人。事后，倒贴“福”字之俗就由达官府第传入百姓人家，并都愿过往行人或顽童念叨几句：“福到了，福到了！”
2.年三十守岁，俗名“熬年”。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散居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它们叫“年”。“年”的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专食飞禽走兽、鳞介虫豸，一天换一种口味，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让人谈“年”色变。慢慢地，人们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原来它每隔三百六十五天窜到人群聚居的地方尝一次口鲜，出没的时间都是在天黑以后，等到鸡鸣破晓，便返回山林中去了。算准了“年”的肆虐日期，男男女女便把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关煞，称作“年关”，并且想出了套“过年关”的办法，每到这天晚上，家家户户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然后把宅院的大门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因为这顿晚餐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还在吃饭前先供祭祖先，祈求祖先神灵保佑他们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谁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年”从深山老林里窜了出来，摸进村落，只见家家户户宅门紧闭，门前还堆着芝麻杆，街上瞧不见一个人影儿。转了大半个晚上的“年”毫无所获，只好啃些芝麻杆充饥。又过些时，公鸡啼晓，这些凶残而又愚蠢的怪物只得怏怏返回。熬过“年关”的人们欣喜不已，感谢天地祖宗的护佑，互相祝贺没有被“年”吃掉，便打开大门，燃放鞭炮，同邻里亲友见面道喜……，人们见面互相拱手作揖，祝贺道喜，庆幸没被年兽吃掉。这样过了好多年，没出什么事情，人们对年兽放松了警惕。就在有一年三十晚上，年兽突然窜到一个村子里。一村子人几乎被年兽吃光了，只有一家挂红布帘、穿红衣的新婚小两口平安无事。还有几个儿童，在院里点了一堆竹子在玩耍，火光通红，竹子燃烧后“啪啪”地爆响，年兽转到此处，看见火光吓得掉头逃窜。此后，人们知道年兽怕红、怕光、怕响声，每至年末岁首，家家户户就贴红纸、穿红袍、挂红灯、敲锣打鼓、燃放爆竹，这样年兽就不敢再来了。
可是有的地方，村民不知年兽怕红，常常被年兽吃掉。这事后来传到天上的紫微那儿，他为了拯救人们，决心消灭年兽。有一年，他在年兽出来时，就用火球将它击倒，再用粗铁链将它锁在石柱上。从此，每到过年，人们总要烧香，请紫微星下界来保平安。这种现象逐渐变成了相传的“过年”和“拜年”的风俗。
3.相传古时候，有个名叫万年的青年，看到当时节令很乱，就有了想把节令定准的打算。但是苦于找不到计算时间的方法，一天，他上山砍柴累了，坐在树阴下休息，树影的移动启发了他，他设计了一个测日影计天时的晷仪，测定一天的时间。后来，山崖上的滴泉启发了他的灵感，他又动手做了一个五层漏壶，来计算时间。天长日久，他发现每隔三百六十多天，四季就轮回一次，天时的长短就重复一遍。
当时的国君叫祖乙，也常为天气风云的不测感到苦恼。万年知道后，就带着日晷和漏壶去国君，对祖乙讲清了日月运行的道理。祖乙听后大悦，感到有道理。于是把万年留下，在天坛前修建日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并希望能测准日月规律，推算出准确的晨夕时间，创建历法，为天下的黎民百姓造福。
有一次，祖乙去了解万年测试历法的进展情况。当他登上日月坛时，看见天坛边的石壁上刻着一首诗：“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知道万年创建历法已成，亲自登上日月阁看望万年。万年指着天象，对祖乙说：“现在正是十二个月满，旧岁已完，新春复始，祈请国君定个节吧”。祖乙说：“春为岁首，就叫春节吧”。据说这就是春节的来历。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心推算，制定出了准确的太阳历，当他把太阳历呈奉给继任的国君时，已是满面银须。国君深为感动，为纪念万年的功绩，便将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以后，人们在过年时挂上寿星图，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德高望重的万年。为纪念他，就把初一定为“年”。
2.年三十守岁，俗名“熬年”。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散居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它们叫“年”。“年”的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专食飞禽走兽、鳞介虫豸，一天换一种口味，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让人谈“年”色变。慢慢地，人们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原来它每隔三百六十五天窜到人群聚居的地方尝一次口鲜，出没的时间都是在天黑以后，等到鸡鸣破晓，便返回山林中去了。算准了“年”的肆虐日期，男男女女便把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关煞，称作“年关”，并且想出了套“过年关”的办法，每到这天晚上，家家户户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然后把宅院的大门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因为这顿晚餐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还在吃饭前先供祭祖先，祈求祖先神灵保佑他们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谁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年”从深山老林里窜了出来，摸进村落，只见家家户户宅门紧闭，门前还堆着芝麻杆，街上瞧不见一个人影儿。转了大半个晚上的“年”毫无所获，只好啃些芝麻杆充饥。又过些时，公鸡啼晓，这些凶残而又愚蠢的怪物只得怏怏返回。熬过“年关”的人们欣喜不已，感谢天地祖宗的护佑，互相祝贺没有被“年”吃掉，便打开大门，燃放鞭炮，同邻里亲友见面道喜……，人们见面互相拱手作揖，祝贺道喜，庆幸没被年兽吃掉。这样过了好多年，没出什么事情，人们对年兽放松了警惕。就在有一年三十晚上，年兽突然窜到一个村子里。一村子人几乎被年兽吃光了，只有一家挂红布帘、穿红衣的新婚小两口平安无事。还有几个儿童，在院里点了一堆竹子在玩耍，火光通红，竹子燃烧后“啪啪”地爆响，年兽转到此处，看见火光吓得掉头逃窜。此后，人们知道年兽怕红、怕光、怕响声，每至年末岁首，家家户户就贴红纸、穿红袍、挂红灯、敲锣打鼓、燃放爆竹，这样年兽就不敢再来了。
可是有的地方，村民不知年兽怕红，常常被年兽吃掉。这事后来传到天上的紫微那儿，他为了拯救人们，决心消灭年兽。有一年，他在年兽出来时，就用火球将它击倒，再用粗铁链将它锁在石柱上。从此，每到过年，人们总要烧香，请紫微星下界来保平安。这种现象逐渐变成了相传的“过年”和“拜年”的风俗。
3.相传古时候，有个名叫万年的青年，看到当时节令很乱，就有了想把节令定准的打算。但是苦于找不到计算时间的方法，一天，他上山砍柴累了，坐在树阴下休息，树影的移动启发了他，他设计了一个测日影计天时的晷仪，测定一天的时间。后来，山崖上的滴泉启发了他的灵感，他又动手做了一个五层漏壶，来计算时间。天长日久，他发现每隔三百六十多天，四季就轮回一次，天时的长短就重复一遍。
当时的国君叫祖乙，也常为天气风云的不测感到苦恼。万年知道后，就带着日晷和漏壶去国君，对祖乙讲清了日月运行的道理。祖乙听后大悦，感到有道理。于是把万年留下，在天坛前修建日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并希望能测准日月规律，推算出准确的晨夕时间，创建历法，为天下的黎民百姓造福。
有一次，祖乙去了解万年测试历法的进展情况。当他登上日月坛时，看见天坛边的石壁上刻着一首诗：“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知道万年创建历法已成，亲自登上日月阁看望万年。万年指着天象，对祖乙说：“现在正是十二个月满，旧岁已完，新春复始，祈请国君定个节吧”。祖乙说：“春为岁首，就叫春节吧”。据说这就是春节的来历。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心推算，制定出了准确的太阳历，当他把太阳历呈奉给继任的国君时，已是满面银须。国君深为感动，为纪念万年的功绩，便将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以后，人们在过年时挂上寿星图，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德高望重的万年。为纪念他，就把初一定为“年”。
第2个回答 2013-11-21
华夏族——汉族先民的形成
汉族的得名，是因他们建立汉代大帝国，先秦时期原名华夏，或称华，或称夏，是汉族的先民。炎黄二帝传说是华夏的民族英雄，所以人们常说汉族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下面仅就汉族先民——华夏族的形成，勾划一个基本轮廓，或者说对他的面貌作一速写图像。
一、从历史文献的记述分析
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文字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在此以前，通称为传说时代；计算它的单位不是用百、千、万年，而是用十万、百万年。从猿到人的过程是极为漫长的，从猿人到现代人也已经过三、四百万年了。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存在着不少的原始群，缓慢地逐渐增殖裂变，形成为氏族、部落，经由部落联盟而进入国家。中华大地上远古时期存在许多氏族部落，古称“万方”、“万邦”或“万国”。他们各自均有自己祖先起源的传说，在通婚、联盟的过程中，相互交往、渗透、融合，社会体制、经济生活和文化历史诸方面均打破了过去的单一型局面，逐渐向复合型发展，祖先源流的历史也像滚雪球一样，将东西南北众多氏族部落的英雄人物，混揉组合成为一个体系，人为的制造一个传承的序列。世界各族均有类似现象，和类似的传说时代。
当时没有文字，原始人群只能世代口耳相传，以便将历史保存下去，总结经验，鼓舞斗志，人类从一开始就十分珍视本族的历史，但由于条件限制，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难免增加或遗漏，并杂揉许多神话；又加上后人因主观倾向不同，史料来源不同；所以文献记录的传说时代的历史往往矛盾纷繁，神人难分，时间不准确，地域不易定，人名、部落名和地名常常混一，事件、当事人和序列往往错乱。但是，某些基本素材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后，仍可大体上找寻一个基本线索。
华夏族的历史，传说从“三皇”、“五帝”开始，以后就是“三代”——夏、商、周（周又分为西周、东周，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二段）。在春秋战国之际，“华”、“夏”和“华夏”作为民族名称，正式见于史籍。
“三皇”和“五帝”究竟是谁？各说不一。“三皇”或说是伏羲、神农和燧人，或说是伏羲、神农和女娲，或说是伏羲、神农和祝融，或说是伏羲、神农和黄帝，或说是天、地、人三皇，或说是天、地、太三皇。“五帝”也有类似传说，或说是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或说是黄帝、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帝尧、帝舜，或说是少昊、颛顼、高辛、唐、虞，或说是神农、黄帝、帝颛项、帝窖、帝尧、帝舜，或说是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或说是黄、赤、黑、白、青五帝。上面有将六人称为“五帝”的说法，他们解释因为六人均合五帝星座。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教授长期研究古代历史，提出传说时代的历史累层造成学说，确属科学的见解，和我在上面提出的渗透融合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二本质的问题，不在于“三皇”、“五帝”究竟是谁，也许它们将是一个永恒之谜，无法正确回答，这里不妨提倡“模糊史学”：重要的问题在于实事求是的解答出现这些纷繁现象的原因和历史背景。
古代有些学者认为当时众多氏族部落中，有熊“国君”少典和有蟜氏女结婚，生炎帝和黄帝，他们的后嗣子孙繁衍发展为华夏族。虽然这个故事经过许多学者考订研讨，指出其中存在不少问题，但从传说时代到文字记录，一直流传下来。按《史记》、《国语》等史籍整理的远古历史，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亦即华夏族，均出于黄帝.华夏族的远古历史，上面仅描述出了概略情况，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但也不能全盘肯定，尚待批判继承，深入研究。
作为一个民族，始终都在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增殖裂变，有时同源异流，有时异源合流。华夏族也不例外，按上列表格，似乎华夏族的夏、商、周三代出于一根，为同源异流；但作为三个不同的共同体，他们各有自己活动的基本地域，各有自己祖先历史的传说，各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生活，各自的经济水平也有差别，即使三代出于同源，在一两千年的演化中，难免量变和质变；如果按层累造成和渗透融合观点解释以上表格，可能更为适当。
华夏族在三代时期及其以前，显然存在许多民族部落或方国，所以古代有“诸夏”或“诸华”一词，其中以夏、商、姬、姜四个共同体或族系的史迹最为丰富。他们之间也有一个渗透融合的问题。长期的通婚、战争。结盟、通商等交往的过程，既是一个矛盾统一的过程，又是一个渗透融合的过程，他们的社会生活诸方面渐趋一致，形成为一个古代民族——华夏族。“夏”的得名，显然与夏王朝的建立有关，古人解释“夏”为“大国”，乃自称美名；周人往往自称为“夏”，历史上有“周人尊夏”的记载。至于“华”名，似由一望可辨的服饰而来，和被发着不同，夏人冠冕博衣大带采饰，古人解释“冕服采章曰华”，亦当为自称美名。古代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就是以夏商周三代为核心的华夏文化。
华夏族在形成过程中，除与“诸夏”进行渗透融合外，还和杂居的以及周边的异族渗透融合。他们之间在文化上、血缘上、社会上、经济上、政治上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异族，古代泛称为夷、蛮、戎、狄，或统称为夷、四夷。他们在最初和华夏有显著的区别，正如戎人自己所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看来，夷蛮戎狄诸部与华夏之间，饮食、衣服、言语均不相同，这正是不同族属的共同体之间应有的现象。
东周时期，各族矛盾统一的进程，日趋激烈，当时人们提出“夷不乱华”，“裔（按即夷）不谋夏”，应当“用夏变夷”。“蛮夷猾（乱）夏”是当时社会上的严重事件，当时最有威望的政治家是能够“尊王攘夷”的人。当时一方面有华夷的区别，或称为“严夷夏之防”；但另一方面，对这类区别并不绝对化，而是采取灵活方针。从个人讲，三代时期不断的出现四夷人华夏化；而华夏人也不断的有四夷化的现象；至于整个氏族部落的渗透融合，史迹斑斑可考。所以古人总结为：“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进于夷狄，则夷狄之”。不论民族是谁，只要接受中原华夏文化，就是华夏族人；即使中原华夏族人，只要接受四夷文化，也就不是华夏族人，而是四夷人了。
西周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王畿、齐、秦、晋、楚等诸侯国土以内，杂居了许多夷蛮戎狄部落，到战国时，除去四周边区以外，绝大部分均融合于华夏族中。汉代的学者明确提到这一历史现象：“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罽衣关（贯）头，今皆夏服；”“古之戎狄，今为中国（按融合为中原华夏）；古之裸人，今被夏服。”中国古代历史，从民族史的角度讲，应该说就是一部众多共同体相互渗透融合的历史；虽然各族之间常有战争发生，但融合的主流，始终贯穿在中国古代历史之中。
地理因素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所以华夏族和华夏文化难免打上地理的烙印。
先秦汉代的学者均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基本地域，是在黄河中游一带，当今河南省境，古称中原或“中国”，他们常说：“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古文武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三代以前的“三皇”、“五帝”时期，传说黄帝住在涿鹿，曾和蚩尤大战，又曾和炎帝战于阪泉之野；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颛顼生自若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还有“九州”（按即“九国”、“鬼方”、艽野）、齐州、独鹿之山（按即欲鹿山、蜀山）等地，经不少历史学家考证，均在黄河、洛水、济水流域，即黄河中下游一带。
华夏族是在三代时期逐渐形成的，夏、商、周人均“不常厥邑”，特别是他们早期，都邑经常迁徙；但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地区仍然是清楚的。夏人基本在今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一带活动，商人主要在今河南、河北及山东界域活动，周人主要在今陕西、河南一带活动。三代帝王直属土地，均“未过千里”，诸侯更是“小国寡民”，但由于具有高度文明，所以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和影响所及，颇为广大，可以说已经超越了今天的国界以外。黄河流域孕育的华夏青铜文化，虽然是北中国的产物，但它确实渗透了不少南中国诸氏族部落的文化，因而放出灿烂光芒，成为当时东亚以至世界第一流的高度繁荣的文化中心。
南中国广大土地上面的古代居民，生活在公社共同体中，他们的氏族部落及其族属十分复杂，他们和北中国的粟麦文化不同，是水稻文化，由于先秦文献史料颇少，情况不详，暂不涉及。北中国的夷、蛮、戎、狄和华夏交往较多，与华夏族的形成壮大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并有不少史迹可寻，分段概述如下。
夏代开始建立“共主”制的初期国家，、王朝中央和一些夷人经常发生战争；而和另一些夷人经常合作结盟，这些夷人对中央有职有贡。夷羿、寒浞等氏族部落酋豪（款）还和夏人有联盟关系，并“因夏民以代夏政”，取代夏王室，显然不是一般的关系。“夷夏之争”是夏史上的一件大事，延续了上百年之久。莱夷、徐夷、长夷、白夷、风夷、黄夷、赤夷、玄夷等曾和夏王朝发生战争，夏人还克曹魏之戎，戮防风之长，与畎夷发生战争。另一方面，一些夷人和夏王室保持了服属的友好关系，如方夷入贡，于夷来宾，九夷来御等。
商代建立后，逐渐出现文字，民族关系的史迹，比较具体和确切，无论是通过和平友好途径或通过战争杀伐途径，各族渗透融合的进程加速，其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越夏代，许多不稳定的共同体或封闭型的共同体，日益稳定或开放，古代民族和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号大量地出现于史籍，如羌、昆夷、狄人、荤粥、西戎、九夷、侁人、蓝夷、鬼方、义渠戎、燕京戎、余无戎、始呼戎、翳徒戎等等。
“周革殷命”，向四面扩展，“小邦周”除了以力服人外，还施行以德服人的方针，华夏族的壮大发展，和西周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西周时期，常常与周王室交互往来的外族有淮夷、徐夷或徐戎、荆蛮、犬戎、狄人、大原之戎、条戎、奔戎、姜戎、百济之戎、西戎、�狁等，有时处于战争状态，有时处于和平状态。西周末年以后，人口增多，土地开辟，共主政治衰弱，诸侯不断强盛，杂居和周边各族逐渐兴旺，夷蛮戎狄同样不断扩张，空前活跃，留下的史迹最多。正是在夷狄交侵，“中国（中原）不绝如缕”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春秋时期百年以上尊王攘夷的霸主政治局面。同时，许多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外族，基本融合于王室和齐、秦、晋、楚的华夏文化。进入战国以后，外族基本上仅在华夏边区活动。东周时期常见于史籍的外族诸部有山戎（无终）、鲜虞、北戎或戎州己氏之戎、淮夷、赤狄、白狄、东山皋落氏、潞氏留吁铎辰、甲氏及廧咎如、义渠诸戎（大荔、乌氏、朐衍）、长狄（叟瞒）、骊戎、戎蛮、茅戎、庐戎、姜戎、伊洛之戎，犬戎、群舒（徐）、众赢、九夷、百�、群蛮、林胡、楼烦、中山、胡貉、东胡、并代、緜诸、翟源之戎、鲜卑、匈奴等；至于长江以南的外族，这时尚未登上中华政治历史舞台，他们族部的众多复杂，到了汉唐之时，眉目才日益清楚。
同华夏杂居及周边各族，为什么能够以华夏为主体进行融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生产力较为低下，文化不够先进，他们当中或者正生活在恩格斯所说的“以掠夺为光荣”的军事民主主义阶段，或者正生活在封闭的村社组织中，无论是粗耕农业或畜牧业的生活方式，均不大稳定，时常迁徒。由于居处不定，从而随地异名，随时异名，大多未经调查，或用泛名，或用自称，或用他称，或用专名。在这种情况下，要把上百个名见史册的少数民族的部落族属确切定妥，材料颇嫌不够。但是，黄河流域许许多多的氏族部落在东周时期逐渐融合于华夏的史迹，应当说完全合符历史实际，不容置疑。融合的途径有通婚、经商、结盟、战争等，总之，按辩证法则、矛盾统一的进行渗透融合。
二、考古发展遗存的反映
建国以来，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对于我国远古人群及其文化有了新的突破性认识。截至目前为止，旧石器时代地点约发现三、四百处，分布于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一批重点遗址，已经正式发掘。这些发现说明了我国是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有助于了解人类遥远的直系祖先或其旁支。
出土资料反映出我国大体上是在人类起源地范围之内，距今约一百五十万年至二百万年已有猿人生存，延续到距今一两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经历了从猿人——古人——新人的整个过程。
我们完全有充分根据认为我国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华北、中南等大区均有丰富而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和它们的能与大自然搏斗的勤劳智慧的主人，著名的有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元谋猿人、兰田猿人、郧县猿人、北京猿人、和县猿人等，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有大荔人、丁村人、许家窑人、马埧人、桐梓人、长阳人、新洞人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有河套人、建平人、山顶洞人、柳江人等。大量的人类化石对于研究人类的起源，中国古代居民种系的形成，华夏及其他民族的体质演进、变化、发展等问题，都是十分珍贵的难得的资料。大量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对于研究华夏先民及其他民族先民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文化内含的演变等问题，也是十分珍贵的难得的资料。我国这些早期人类应当说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主人，从高层次看，他们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他们的文化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古老而光辉的中华文明确属源远流长。
部分考古工作者根据陕西沙苑、河南灵井的发现，同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如山西朔县峙峪、河南安阳小南海等地）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源流关系，提出黄河流域，特别是华北地区是细石器工艺传统的发源地，从而形成为中石器时代文化。
继后兴起的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较多的农业因素，其中又可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型。它们向北渗透到东北、内蒙、新疆一带，远及亚洲东北部及美洲西北部，向南则渗透到我国的华南和西南地区。这类现象的出现，是和使用这些不周文化类型的诸共同体或人群之间的迁徙、通婚、收养子、贸易往来以及探险等原因，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现已发现的早期遗存有大地湾遗址、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等；关中及其周围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有老官台文化（或称仰韶文化北首岭类型、或称李家村文化）、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等。
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遗址已逾千处，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河南大部分地区、山西南部、河北南部；远及甘青界边、河套地区、河北北部、湖北西北部也有所发现。
大量数据表明，仰韶文化延续约二千多年，约从公元前五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年，过渡为另一阶段的另一种文化。
仰韶文化反映的社会生活，可能各不同文化类型的主人，在发展水平上并非完全一致，有不平衡现象，或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过渡，或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或正由父家长制公社向个体家庭过渡，或已进入个体家庭。总起来看，社会经济似属于复合经济形态，除渔猎、采集外，畜牧和农业均已产生，如果单纯依赖上述任何一种经济手段，显然无法维持村落成员全年的生计。
继仰韶文化之后，黄河中游发展起来的文化是龙山文化。
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及安徽西北部等地，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二千年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名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后期则分别以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及陶寺类型命名。从社会经济生活分析，这些龙山文化较仰韶文化更为先进，父权制似已确立，私有财产也已经产生和发展，并有贫富两极分化迹象，农村公社和家庭公社同时并存。
山东一些考古工作者清理了山东古文化的序列；北辛文化（公元前5700年——公元前4700年）→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约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1900年）→岳石文化（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600年）。这个序列仅是勾划一个大致轮廓，它的基本情况和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有同步现象。
根据出土器物的形制、花纹等考察，结合文化内含，黄河中游与下游即东西两面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或多或少的交融和渗透。华夏先民的文化，主要应是黄河流域东西二面居民所共同缔造的。
黄河上游、长江流域、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北方地区（包括北方、东北、内蒙、新疆等地）均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和不同的文化类型，它们的文化内含各自具有地方特色或本族的特色，又或多或少地与相邻文化或中原文化有所渗透混融。应当说，这些许多不同文化及其类型，反映古代南北中国存在了许多不同氏族部落的共同体，存在了许多不同民族的共同体，他们分别直接间接构成现今我国境内约六十个民族的先民。
从考古文化分析，在新石器时代，无论是在北中国或南中国的土地上，人们共同体所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基本上各有特色。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以及其它各地的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还有马家滨、河姆渡、良渚、屈家岭、大溪、石峡、仙人洞、甑皮岩、红山等等新石器时代文化，从时间上看，不少具有同步的现象；从文化内含看，不少发展水平比较相似；从经济形态看，大多为复合经济生活；农业中心并非单一，北方粟麦生活与南方水稻生活平行演进；畜牧业中的六畜多已先后具备，但是游牧民族的出现确属较晚的事，至战国时期才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各个文化之间虽有渗透混融，但大多都有自己的特点。总之，我们有理由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多元的，并非由一个中心四散传播。文化的混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族的混融，华夏先民共同体的萌芽形成，可以从这里透出一些信息。
到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开始，夏商周三代贯穿其中，标志古代文明重大成果的事物，如国家的形成，文字的出现，城市、宫殿、王陵的兴建，高度发达的青铜制造冶铸业，以及铁器、礼器、兵器、玉器和商业贸易等，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均居于周边地区的前列，并有向周边民族传播的史迹，以华夏为主体民族所建立的夏商周“共主”的政治国家，及其社会经济、文化均属于当时“天下”的高峰。所以我们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华夏族是当时各族最先进的、文化最高的民族；周代贵族中出现的大民族主义在那时并未形成主流，各族事实上的发展不平衡和渗透融合、取长补短，按矛盾统一的辩证法则构成三代历史的主流。
华夏族就是在这个历史的主流中所形成的，由小到大，由分散到统一，由不稳定到稳定，由低级到高级，由单一到复合。华夏族和其他各族长期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祖国，各族之间既相互矛盾斗争，又相互促进混融。而各族之间的渗透融合是各族关系的主流，随着时代的演进，各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往来日益频繁，日益具有更多的共同性和密切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和心理状态等多方面的不可分割性日益增涨。另一方面，同时，并存的各族仍然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并不断发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
汉族的得名，是因他们建立汉代大帝国，先秦时期原名华夏，或称华，或称夏，是汉族的先民。炎黄二帝传说是华夏的民族英雄，所以人们常说汉族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下面仅就汉族先民——华夏族的形成，勾划一个基本轮廓，或者说对他的面貌作一速写图像。
一、从历史文献的记述分析
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文字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在此以前，通称为传说时代；计算它的单位不是用百、千、万年，而是用十万、百万年。从猿到人的过程是极为漫长的，从猿人到现代人也已经过三、四百万年了。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存在着不少的原始群，缓慢地逐渐增殖裂变，形成为氏族、部落，经由部落联盟而进入国家。中华大地上远古时期存在许多氏族部落，古称“万方”、“万邦”或“万国”。他们各自均有自己祖先起源的传说，在通婚、联盟的过程中，相互交往、渗透、融合，社会体制、经济生活和文化历史诸方面均打破了过去的单一型局面，逐渐向复合型发展，祖先源流的历史也像滚雪球一样，将东西南北众多氏族部落的英雄人物，混揉组合成为一个体系，人为的制造一个传承的序列。世界各族均有类似现象，和类似的传说时代。
当时没有文字，原始人群只能世代口耳相传，以便将历史保存下去，总结经验，鼓舞斗志，人类从一开始就十分珍视本族的历史，但由于条件限制，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难免增加或遗漏，并杂揉许多神话；又加上后人因主观倾向不同，史料来源不同；所以文献记录的传说时代的历史往往矛盾纷繁，神人难分，时间不准确，地域不易定，人名、部落名和地名常常混一，事件、当事人和序列往往错乱。但是，某些基本素材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后，仍可大体上找寻一个基本线索。
华夏族的历史，传说从“三皇”、“五帝”开始，以后就是“三代”——夏、商、周（周又分为西周、东周，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二段）。在春秋战国之际，“华”、“夏”和“华夏”作为民族名称，正式见于史籍。
“三皇”和“五帝”究竟是谁？各说不一。“三皇”或说是伏羲、神农和燧人，或说是伏羲、神农和女娲，或说是伏羲、神农和祝融，或说是伏羲、神农和黄帝，或说是天、地、人三皇，或说是天、地、太三皇。“五帝”也有类似传说，或说是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或说是黄帝、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帝尧、帝舜，或说是少昊、颛顼、高辛、唐、虞，或说是神农、黄帝、帝颛项、帝窖、帝尧、帝舜，或说是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或说是黄、赤、黑、白、青五帝。上面有将六人称为“五帝”的说法，他们解释因为六人均合五帝星座。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教授长期研究古代历史，提出传说时代的历史累层造成学说，确属科学的见解，和我在上面提出的渗透融合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二本质的问题，不在于“三皇”、“五帝”究竟是谁，也许它们将是一个永恒之谜，无法正确回答，这里不妨提倡“模糊史学”：重要的问题在于实事求是的解答出现这些纷繁现象的原因和历史背景。
古代有些学者认为当时众多氏族部落中，有熊“国君”少典和有蟜氏女结婚，生炎帝和黄帝，他们的后嗣子孙繁衍发展为华夏族。虽然这个故事经过许多学者考订研讨，指出其中存在不少问题，但从传说时代到文字记录，一直流传下来。按《史记》、《国语》等史籍整理的远古历史，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亦即华夏族，均出于黄帝.华夏族的远古历史，上面仅描述出了概略情况，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但也不能全盘肯定，尚待批判继承，深入研究。
作为一个民族，始终都在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增殖裂变，有时同源异流，有时异源合流。华夏族也不例外，按上列表格，似乎华夏族的夏、商、周三代出于一根，为同源异流；但作为三个不同的共同体，他们各有自己活动的基本地域，各有自己祖先历史的传说，各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生活，各自的经济水平也有差别，即使三代出于同源，在一两千年的演化中，难免量变和质变；如果按层累造成和渗透融合观点解释以上表格，可能更为适当。
华夏族在三代时期及其以前，显然存在许多民族部落或方国，所以古代有“诸夏”或“诸华”一词，其中以夏、商、姬、姜四个共同体或族系的史迹最为丰富。他们之间也有一个渗透融合的问题。长期的通婚、战争。结盟、通商等交往的过程，既是一个矛盾统一的过程，又是一个渗透融合的过程，他们的社会生活诸方面渐趋一致，形成为一个古代民族——华夏族。“夏”的得名，显然与夏王朝的建立有关，古人解释“夏”为“大国”，乃自称美名；周人往往自称为“夏”，历史上有“周人尊夏”的记载。至于“华”名，似由一望可辨的服饰而来，和被发着不同，夏人冠冕博衣大带采饰，古人解释“冕服采章曰华”，亦当为自称美名。古代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就是以夏商周三代为核心的华夏文化。
华夏族在形成过程中，除与“诸夏”进行渗透融合外，还和杂居的以及周边的异族渗透融合。他们之间在文化上、血缘上、社会上、经济上、政治上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异族，古代泛称为夷、蛮、戎、狄，或统称为夷、四夷。他们在最初和华夏有显著的区别，正如戎人自己所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看来，夷蛮戎狄诸部与华夏之间，饮食、衣服、言语均不相同，这正是不同族属的共同体之间应有的现象。
东周时期，各族矛盾统一的进程，日趋激烈，当时人们提出“夷不乱华”，“裔（按即夷）不谋夏”，应当“用夏变夷”。“蛮夷猾（乱）夏”是当时社会上的严重事件，当时最有威望的政治家是能够“尊王攘夷”的人。当时一方面有华夷的区别，或称为“严夷夏之防”；但另一方面，对这类区别并不绝对化，而是采取灵活方针。从个人讲，三代时期不断的出现四夷人华夏化；而华夏人也不断的有四夷化的现象；至于整个氏族部落的渗透融合，史迹斑斑可考。所以古人总结为：“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进于夷狄，则夷狄之”。不论民族是谁，只要接受中原华夏文化，就是华夏族人；即使中原华夏族人，只要接受四夷文化，也就不是华夏族人，而是四夷人了。
西周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王畿、齐、秦、晋、楚等诸侯国土以内，杂居了许多夷蛮戎狄部落，到战国时，除去四周边区以外，绝大部分均融合于华夏族中。汉代的学者明确提到这一历史现象：“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罽衣关（贯）头，今皆夏服；”“古之戎狄，今为中国（按融合为中原华夏）；古之裸人，今被夏服。”中国古代历史，从民族史的角度讲，应该说就是一部众多共同体相互渗透融合的历史；虽然各族之间常有战争发生，但融合的主流，始终贯穿在中国古代历史之中。
地理因素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所以华夏族和华夏文化难免打上地理的烙印。
先秦汉代的学者均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基本地域，是在黄河中游一带，当今河南省境，古称中原或“中国”，他们常说：“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古文武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三代以前的“三皇”、“五帝”时期，传说黄帝住在涿鹿，曾和蚩尤大战，又曾和炎帝战于阪泉之野；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颛顼生自若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还有“九州”（按即“九国”、“鬼方”、艽野）、齐州、独鹿之山（按即欲鹿山、蜀山）等地，经不少历史学家考证，均在黄河、洛水、济水流域，即黄河中下游一带。
华夏族是在三代时期逐渐形成的，夏、商、周人均“不常厥邑”，特别是他们早期，都邑经常迁徙；但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地区仍然是清楚的。夏人基本在今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一带活动，商人主要在今河南、河北及山东界域活动，周人主要在今陕西、河南一带活动。三代帝王直属土地，均“未过千里”，诸侯更是“小国寡民”，但由于具有高度文明，所以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和影响所及，颇为广大，可以说已经超越了今天的国界以外。黄河流域孕育的华夏青铜文化，虽然是北中国的产物，但它确实渗透了不少南中国诸氏族部落的文化，因而放出灿烂光芒，成为当时东亚以至世界第一流的高度繁荣的文化中心。
南中国广大土地上面的古代居民，生活在公社共同体中，他们的氏族部落及其族属十分复杂，他们和北中国的粟麦文化不同，是水稻文化，由于先秦文献史料颇少，情况不详，暂不涉及。北中国的夷、蛮、戎、狄和华夏交往较多，与华夏族的形成壮大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并有不少史迹可寻，分段概述如下。
夏代开始建立“共主”制的初期国家，、王朝中央和一些夷人经常发生战争；而和另一些夷人经常合作结盟，这些夷人对中央有职有贡。夷羿、寒浞等氏族部落酋豪（款）还和夏人有联盟关系，并“因夏民以代夏政”，取代夏王室，显然不是一般的关系。“夷夏之争”是夏史上的一件大事，延续了上百年之久。莱夷、徐夷、长夷、白夷、风夷、黄夷、赤夷、玄夷等曾和夏王朝发生战争，夏人还克曹魏之戎，戮防风之长，与畎夷发生战争。另一方面，一些夷人和夏王室保持了服属的友好关系，如方夷入贡，于夷来宾，九夷来御等。
商代建立后，逐渐出现文字，民族关系的史迹，比较具体和确切，无论是通过和平友好途径或通过战争杀伐途径，各族渗透融合的进程加速，其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越夏代，许多不稳定的共同体或封闭型的共同体，日益稳定或开放，古代民族和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号大量地出现于史籍，如羌、昆夷、狄人、荤粥、西戎、九夷、侁人、蓝夷、鬼方、义渠戎、燕京戎、余无戎、始呼戎、翳徒戎等等。
“周革殷命”，向四面扩展，“小邦周”除了以力服人外，还施行以德服人的方针，华夏族的壮大发展，和西周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西周时期，常常与周王室交互往来的外族有淮夷、徐夷或徐戎、荆蛮、犬戎、狄人、大原之戎、条戎、奔戎、姜戎、百济之戎、西戎、�狁等，有时处于战争状态，有时处于和平状态。西周末年以后，人口增多，土地开辟，共主政治衰弱，诸侯不断强盛，杂居和周边各族逐渐兴旺，夷蛮戎狄同样不断扩张，空前活跃，留下的史迹最多。正是在夷狄交侵，“中国（中原）不绝如缕”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春秋时期百年以上尊王攘夷的霸主政治局面。同时，许多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外族，基本融合于王室和齐、秦、晋、楚的华夏文化。进入战国以后，外族基本上仅在华夏边区活动。东周时期常见于史籍的外族诸部有山戎（无终）、鲜虞、北戎或戎州己氏之戎、淮夷、赤狄、白狄、东山皋落氏、潞氏留吁铎辰、甲氏及廧咎如、义渠诸戎（大荔、乌氏、朐衍）、长狄（叟瞒）、骊戎、戎蛮、茅戎、庐戎、姜戎、伊洛之戎，犬戎、群舒（徐）、众赢、九夷、百�、群蛮、林胡、楼烦、中山、胡貉、东胡、并代、緜诸、翟源之戎、鲜卑、匈奴等；至于长江以南的外族，这时尚未登上中华政治历史舞台，他们族部的众多复杂，到了汉唐之时，眉目才日益清楚。
同华夏杂居及周边各族，为什么能够以华夏为主体进行融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生产力较为低下，文化不够先进，他们当中或者正生活在恩格斯所说的“以掠夺为光荣”的军事民主主义阶段，或者正生活在封闭的村社组织中，无论是粗耕农业或畜牧业的生活方式，均不大稳定，时常迁徒。由于居处不定，从而随地异名，随时异名，大多未经调查，或用泛名，或用自称，或用他称，或用专名。在这种情况下，要把上百个名见史册的少数民族的部落族属确切定妥，材料颇嫌不够。但是，黄河流域许许多多的氏族部落在东周时期逐渐融合于华夏的史迹，应当说完全合符历史实际，不容置疑。融合的途径有通婚、经商、结盟、战争等，总之，按辩证法则、矛盾统一的进行渗透融合。
二、考古发展遗存的反映
建国以来，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对于我国远古人群及其文化有了新的突破性认识。截至目前为止，旧石器时代地点约发现三、四百处，分布于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一批重点遗址，已经正式发掘。这些发现说明了我国是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有助于了解人类遥远的直系祖先或其旁支。
出土资料反映出我国大体上是在人类起源地范围之内，距今约一百五十万年至二百万年已有猿人生存，延续到距今一两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经历了从猿人——古人——新人的整个过程。
我们完全有充分根据认为我国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华北、中南等大区均有丰富而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和它们的能与大自然搏斗的勤劳智慧的主人，著名的有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元谋猿人、兰田猿人、郧县猿人、北京猿人、和县猿人等，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有大荔人、丁村人、许家窑人、马埧人、桐梓人、长阳人、新洞人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有河套人、建平人、山顶洞人、柳江人等。大量的人类化石对于研究人类的起源，中国古代居民种系的形成，华夏及其他民族的体质演进、变化、发展等问题，都是十分珍贵的难得的资料。大量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对于研究华夏先民及其他民族先民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文化内含的演变等问题，也是十分珍贵的难得的资料。我国这些早期人类应当说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主人，从高层次看，他们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他们的文化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古老而光辉的中华文明确属源远流长。
部分考古工作者根据陕西沙苑、河南灵井的发现，同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如山西朔县峙峪、河南安阳小南海等地）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源流关系，提出黄河流域，特别是华北地区是细石器工艺传统的发源地，从而形成为中石器时代文化。
继后兴起的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较多的农业因素，其中又可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型。它们向北渗透到东北、内蒙、新疆一带，远及亚洲东北部及美洲西北部，向南则渗透到我国的华南和西南地区。这类现象的出现，是和使用这些不周文化类型的诸共同体或人群之间的迁徙、通婚、收养子、贸易往来以及探险等原因，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现已发现的早期遗存有大地湾遗址、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等；关中及其周围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有老官台文化（或称仰韶文化北首岭类型、或称李家村文化）、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等。
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遗址已逾千处，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河南大部分地区、山西南部、河北南部；远及甘青界边、河套地区、河北北部、湖北西北部也有所发现。
大量数据表明，仰韶文化延续约二千多年，约从公元前五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年，过渡为另一阶段的另一种文化。
仰韶文化反映的社会生活，可能各不同文化类型的主人，在发展水平上并非完全一致，有不平衡现象，或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过渡，或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或正由父家长制公社向个体家庭过渡，或已进入个体家庭。总起来看，社会经济似属于复合经济形态，除渔猎、采集外，畜牧和农业均已产生，如果单纯依赖上述任何一种经济手段，显然无法维持村落成员全年的生计。
继仰韶文化之后，黄河中游发展起来的文化是龙山文化。
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及安徽西北部等地，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二千年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名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后期则分别以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及陶寺类型命名。从社会经济生活分析，这些龙山文化较仰韶文化更为先进，父权制似已确立，私有财产也已经产生和发展，并有贫富两极分化迹象，农村公社和家庭公社同时并存。
山东一些考古工作者清理了山东古文化的序列；北辛文化（公元前5700年——公元前4700年）→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约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1900年）→岳石文化（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600年）。这个序列仅是勾划一个大致轮廓，它的基本情况和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有同步现象。
根据出土器物的形制、花纹等考察，结合文化内含，黄河中游与下游即东西两面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或多或少的交融和渗透。华夏先民的文化，主要应是黄河流域东西二面居民所共同缔造的。
黄河上游、长江流域、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北方地区（包括北方、东北、内蒙、新疆等地）均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和不同的文化类型，它们的文化内含各自具有地方特色或本族的特色，又或多或少地与相邻文化或中原文化有所渗透混融。应当说，这些许多不同文化及其类型，反映古代南北中国存在了许多不同氏族部落的共同体，存在了许多不同民族的共同体，他们分别直接间接构成现今我国境内约六十个民族的先民。
从考古文化分析，在新石器时代，无论是在北中国或南中国的土地上，人们共同体所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基本上各有特色。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以及其它各地的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还有马家滨、河姆渡、良渚、屈家岭、大溪、石峡、仙人洞、甑皮岩、红山等等新石器时代文化，从时间上看，不少具有同步的现象；从文化内含看，不少发展水平比较相似；从经济形态看，大多为复合经济生活；农业中心并非单一，北方粟麦生活与南方水稻生活平行演进；畜牧业中的六畜多已先后具备，但是游牧民族的出现确属较晚的事，至战国时期才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各个文化之间虽有渗透混融，但大多都有自己的特点。总之，我们有理由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多元的，并非由一个中心四散传播。文化的混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族的混融，华夏先民共同体的萌芽形成，可以从这里透出一些信息。
到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开始，夏商周三代贯穿其中，标志古代文明重大成果的事物，如国家的形成，文字的出现，城市、宫殿、王陵的兴建，高度发达的青铜制造冶铸业，以及铁器、礼器、兵器、玉器和商业贸易等，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均居于周边地区的前列，并有向周边民族传播的史迹，以华夏为主体民族所建立的夏商周“共主”的政治国家，及其社会经济、文化均属于当时“天下”的高峰。所以我们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华夏族是当时各族最先进的、文化最高的民族；周代贵族中出现的大民族主义在那时并未形成主流，各族事实上的发展不平衡和渗透融合、取长补短，按矛盾统一的辩证法则构成三代历史的主流。
华夏族就是在这个历史的主流中所形成的，由小到大，由分散到统一，由不稳定到稳定，由低级到高级，由单一到复合。华夏族和其他各族长期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祖国，各族之间既相互矛盾斗争，又相互促进混融。而各族之间的渗透融合是各族关系的主流，随着时代的演进，各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往来日益频繁，日益具有更多的共同性和密切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和心理状态等多方面的不可分割性日益增涨。另一方面，同时，并存的各族仍然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并不断发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
第3个回答 2013-11-21
汉族民俗故事
送 灶
“一炷清香一碗泉，灶君司命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蒙正文章不值钱。”这是北宋著名贤相吕蒙正及仕（未做官）之前，家贫如洗，腊月二十三日送灶时，他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送灶，只好以一炷香、一碗水和一首小诗打发灶君上天复命。
传说灶君和灶妈夫妻两个姓张，是玉皇御外甥，由王皇派遣他们到人间掌管一家的祸福财气。因为他们被供奉在锅灶附近，所以，人们称呼他们为“灶妈爷”或称“灶神爷”，成了“一家之主”。
腊月二十三日这一天，相传所有被玉皇派驻人间的神都要回天廷复命，汇报人间各家一年来的是非功过。然后玉皇根据诸神的禀告，安排各家来年的善恶吉凶。朝中有人好做官，因为有娘舅这层关系灶妈爷就显得更神气了。这时，人们非常警惕，对灶妈爷也非常敬畏。尤其是过去身受四权（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压迫的妇女们最怕灶妈爷在玉皇面前说自己的坏话：或好吃懒做，或油嘴滑舌，或抛米撒面，或打公骂婆……所以每到这天， 人们（尤其是妇女们）就千方百计地巴结和讨好灶妈爷。“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圆。”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就一古脑地捧献给灶妈爷！“吃了人家的嘴软”，挡不住美味佳肴诱惑的灶妈爷也只好“上天言好事”了，对谁家媳妇的“勺长勺短”或“毛手毛脚”他们向玉皇一概不报。有的地方在这无，还用吃甜糕、汤圆等带粘性的食物，企图粘住灶妈爷的嘴巴，免得他们在玉皇面前说三道四，等到来年“回宫降吉祥”呀！
心诚则灵。当年吕蒙正虽有如此之举，可是灶妈爷不但不怪罪他，反而在玉皇面前为他说了许多好话，玉皇大喜，即命灶妈爷回去暗中保佑吕蒙正，使他“芝麻开花节节高”，仕途坦荡，官运亨通，终于做上了当朝一品宰相。
虽至九宫，事归台阁。解放前在三边地区此俗盛行。先说群众是怎样把灶妈爷“请”到家中来的？当地大多群众都在靠近锅灶墙壁上专门挖个“口形的小崖窑，也有少数有钱人则做个很精致的木刻神龛小阁楼，统称灶舍，人们把带彩的灶妈爷画像张贴在那里边。到了腊月二十三日这一大，不论穷家还是富家又都要把这张陈旧的灶妈爷画像揭下来就地焚掉。这时，能说会道者一边烧香叩头，一边口上念道：“灶君灶妈本姓张，我的家庭你知详；今日上无言好事，来年回宫降吉祥……”笨嘴拙舌者则一切从简，灶妈爷赶路匆忙管不了那么多的繁文缛节了！
“荞麦三棱麦子尖，十里乡俗不一般”。当地群众是用吃谷米软糕或荞面搅团来粘（糊）灶妈爷的嘴巴的。其实妇女们早就在做粘（糊）灶妈爷嘴巴的工作。凡是过个大小节令吃好的，妇女们都要泼散灶妈爷，或是用器皿盛上好吃的捧献给灶妈爷。上溯腊月初八这一天，妇女们还拿着“腊八粥”向灶妈爷嘴巴、眼睛上泼散或画圆圈，更具戏剧性。
腊月三十（小月二十九）除夕，当地群众又要把新“请”（买）回来的灶妈爷画像张贴在灶舍里，还要特别献上一个用白面加红枣蒸熟的大枣山，除此什么面鸡、面兔、麻花、油饼等等供品就无须细说了。这时虽说灶妈爷不驻人间，但人们对他们的崇敬之情更胜已往。夜里香火不断，黎明燃放鞭炮，沐浴接驾回宫，气氛极为庄重。
解放以后，经过多年宣传破除迷信，腊月二十三日送灶的说法尚有，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活动了。下面用一首陕北民歌来说明本文对“送灶”所叙述的过程，更加形象：“腊月里，二十三，打发灶神上了天；上了天，莫管闲，初一回来吃枣山”。（侯占元） 送 穷 农历正月初五“送穷”（又称“送穷媳妇”），是我国汉族民问一种很有特色的岁时风俗，在陕北及其毗邻地区非常流行，经久不衰。当地群众即在上年腊月三十（除夕）开始到第二年正月初四晚上都不往外扫倒恶沙（即垃圾），每天把房（窑）里的垃圾都打扫集中在门论上劳，把院子里的集中在垃圾箱或堆放在一个阴暗角落里。等到正月初五这一大，不论城乡家家户户都要把房（窑）内外的垃圾装上小车或箩筐，然后运到通衢或水边或山根倒掉，并在其上烧香敬酒，以示把穷媳妇己送走，迎来者即是财神喜气。正如唐代诗人姚含在《送穷》诗中所描绘的那样：“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
陕北有的地方还把送穷媳妇叫做“送穷鬼”。穷鬼又称“穷了”，它还伴随着一个古老的传说。据史籍记载：相传上古时代帝王颛顼（高阳氏）在宫中生了一个儿子。该子身材瘦弱矮小，喜欢穿戴破烂衣衫。即使将新的衣服给了他，他也要捡破或用火烧出窟窿以后才穿。所以在宫中号称他为“穷子”。后来“穷子”于正月初四一个风雨如晦的晚上死去，第二天宫中人们为他送葬，即称“送穷鬼”。从此，正月初五送穷鬼的风俗就代代相传了下来。
在陕北榆林、神府和内蒙古伊克昭盟、山西晋西北一带，群众在举行送穷祭祀时，妇女们还要用五色布（纸）条做一个带兜的象征穷媳妇的小布（纸）人。在兜内装点食物，表示作为干粮。到时候将小布（纸）人和垃圾一块运到现场，用火焚掉。送穷的人还要默念咒语：“穷媳妇穷，穷媳妇穷，穷媳妇早离我家门。三十里路上喝水咯，五十里路上歇脚咯，八十里路上吃饭咯。离了我家门，到那财主门，急急如律令！”这些咒语都是应景之作，各地有各地的念法。广义地讲各人都希望把“穷媳妇”或“穷鬼”送给自己的敌（仇）人。传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榆林群众送穷时念的咒语是：“穷媳妇子穷媳妇子离我们，我给你寻个好主人。东洋鬼子西洋人，我把你送到东洋去，你寻日本人！”
送完“穷媳妇”或“穷鬼”之后，各家各户都要包饺子或炸油糕吃。这叫做“填穷坑”。
这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习俗虽然陈旧粗俗，但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希望在新春上月能送走昔日的贫穷愁苦，迎来新一年的美好生活，是人民群众中一种良好愿望的传统心理，应当加以正确积极地引导。（侯占元）
送 穷
农历正月初五“送穷”（又称“送穷媳妇”），是我国汉族民问一种很有特色的岁时风俗，在陕北及其毗邻地区非常流行，经久不衰。当地群众即在上年腊月三十（除夕）开始到第二年正月初四晚上都不往外扫倒恶沙（即垃圾），每天把房（窑）里的垃圾都打扫集中在门论上劳，把院子里的集中在垃圾箱或堆放在一个阴暗角落里。等到正月初五这一大，不论城乡家家户户都要把房（窑）内外的垃圾装上小车或箩筐，然后运到通衢或水边或山根倒掉，并在其上烧香敬酒，以示把穷媳妇己送走，迎来者即是财神喜气。正如唐代诗人姚含在《送穷》诗中所描绘的那样：“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
陕北有的地方还把送穷媳妇叫做“送穷鬼”。穷鬼又称“穷了”，它还伴随着一个古老的传说。据史籍记载：相传上古时代帝王颛顼（高阳氏）在宫中生了一个儿子。该子身材瘦弱矮小，喜欢穿戴破烂衣衫。即使将新的衣服给了他，他也要捡破或用火烧出窟窿以后才穿。所以在宫中号称他为“穷子”。后来“穷子”于正月初四一个风雨如晦的晚上死去，第二天宫中人们为他送葬，即称“送穷鬼”。从此，正月初五送穷鬼的风俗就代代相传了下来。
在陕北榆林、神府和内蒙古伊克昭盟、山西晋西北一带，群众在举行送穷祭祀时，妇女们还要用五色布（纸）条做一个带兜的象征穷媳妇的小布（纸）人。在兜内装点食物，表示作为干粮。到时候将小布（纸）人和垃圾一块运到现场，用火焚掉。送穷的人还要默念咒语：“穷媳妇穷，穷媳妇穷，穷媳妇早离我家门。三十里路上喝水咯，五十里路上歇脚咯，八十里路上吃饭咯。离了我家门，到那财主门，急急如律令！”这些咒语都是应景之作，各地有各地的念法。广义地讲各人都希望把“穷媳妇”或“穷鬼”送给自己的敌（仇）人。传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榆林群众送穷时念的咒语是：“穷媳妇子穷媳妇子离我们，我给你寻个好主人。东洋鬼子西洋人，我把你送到东洋去，你寻日本人！”
送完“穷媳妇”或“穷鬼”之后，各家各户都要包饺子或炸油糕吃。这叫做“填穷坑”。
这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习俗虽然陈旧粗俗，但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希望在新春上月能送走昔日的贫穷愁苦，迎来新一年的美好生活，是人民群众中一种良好愿望的传统心理，应当加以正确积极地引导。（侯占元）
叫 魂
“魂兮归来”自古有之。过去，三边地区流传着一种封建迷信色彩很浓的叫魂习俗，同时，相伴随流传着许多跟叫魂有关的传说和故事。叫魂分平时（个体）和节日（集体）两种。上述地区（特别是偏僻的山区）已往由于科学文化极不发达，群众相信人是有具体灵魂的。同时他们也相信灵魂是会被鬼怪勾走的。有时人由于受到惊怕（如夜间遇见野兽等）而丧魂落魄。总之魂不附体了。因此，人是要生病的，或萎靡不振，或精神错乱，或头疼脑热，或不思茶饭，久养不愈。重者要请巫神设坛下阴界招魂，大搞迷信活动；轻者则由主家自行叫魂，聊胜于不治之。
叫魂一般由呼叫者和应声者两人组成，而在天大黑（所谓“星辰全了”）之后举行。但在此之前必须办妥如下事宜：
首先，把佛（祠）堂和灶前的香蜡灯火全部点燃，一片光明，气氛庄重。
其次，按照患者岁数，一岁捏一盏面灯，从患者床（炕）头起一步一盏一直摆到大门以外。
第三，备好箩子一面，其中放置五色布条、小纸人、擀杖、笤帚和少许食物等。
这时，呼叫者拿箩子，应声者紧跟其后，缓缓而行，或到路口，或上山峁，或至河边。叫魂是不烧纸的，到达目的地，呼叫者先从地上捻起一小撮土，用纸包好放入箩子；然后调转头一边挥舞擀杖（擀和赶字同音，意思即往回赶已走散的灵魂），一边呼叫患者的名字：“ X X X回家来！”应声者随即答道：“回来了！”其呼应之声急迫而恳切，在空旷的夜幕下荡漾着。这样一直呼应着走回到患者住的房（窑）门上，呼叫者即手搬户枢（俗称“门钻”）继续呼叫患者名字：“X x x回家来！”这时房（窑）内的人也可以答应着：“回来了！”于是，房（窑）内外一片“回来了”之声，叫魂达到高潮。
就这样，先远后近，照样炮制（不含贬义），连续三次。然后，呼叫者走到患者的身边，一面不断地用笤帚往身上空扫，一面回中念念有词：“魂上身了，魂附体了；长命富贵，永不销魂：消灾免难，永世不犯……”应声者和众人一长串“了”字回音到底：“上身了，附体了；长命了，富贵了；消灾了，免难了……”再后，把包回来的土面和小纸人以及巫神或阴阳“度”的护身符，装进红布三角形小荷包里，连同五色布条一起缀在患者外衣的液窝（即夹肢窝）。最后，让患者将箩子里放过的食物咬上几口，表示人魂合二为一了。
所谓“节日”叫魂，即指农历正月初七晚上全家人集体叫魂。据《北史·魏收传》载，董勋答礼俗曰：“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即人日）。”当地群众称人日为“人七”或“人情”，说“过人七”是“过小年”。传说这天天上星宿陶临人间，是个喜庆和祥和的日子。晚上室外灯笼高挂，室内香蜡点燃，里外通明。集体叫魂除以家中最年长之人岁数制作面灯点燃外，其余一切用物同上。点燃面灯放置于或室内或室外高桌之上，名曰“顺星灯”或曰“长命灯”，十分壮观。叫魂时选择两名辈数最小者，以长幼尊卑为序，轮番呼叫（回应）着人之伦的辈数称谓（长辈也可以给晚辈叫），叫完为止。然后，全家人聚在一起吃一顿丰盛的团圆饭，皆大喜欢。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送 灶
“一炷清香一碗泉，灶君司命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蒙正文章不值钱。”这是北宋著名贤相吕蒙正及仕（未做官）之前，家贫如洗，腊月二十三日送灶时，他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送灶，只好以一炷香、一碗水和一首小诗打发灶君上天复命。
传说灶君和灶妈夫妻两个姓张，是玉皇御外甥，由王皇派遣他们到人间掌管一家的祸福财气。因为他们被供奉在锅灶附近，所以，人们称呼他们为“灶妈爷”或称“灶神爷”，成了“一家之主”。
腊月二十三日这一天，相传所有被玉皇派驻人间的神都要回天廷复命，汇报人间各家一年来的是非功过。然后玉皇根据诸神的禀告，安排各家来年的善恶吉凶。朝中有人好做官，因为有娘舅这层关系灶妈爷就显得更神气了。这时，人们非常警惕，对灶妈爷也非常敬畏。尤其是过去身受四权（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压迫的妇女们最怕灶妈爷在玉皇面前说自己的坏话：或好吃懒做，或油嘴滑舌，或抛米撒面，或打公骂婆……所以每到这天， 人们（尤其是妇女们）就千方百计地巴结和讨好灶妈爷。“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圆。”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就一古脑地捧献给灶妈爷！“吃了人家的嘴软”，挡不住美味佳肴诱惑的灶妈爷也只好“上天言好事”了，对谁家媳妇的“勺长勺短”或“毛手毛脚”他们向玉皇一概不报。有的地方在这无，还用吃甜糕、汤圆等带粘性的食物，企图粘住灶妈爷的嘴巴，免得他们在玉皇面前说三道四，等到来年“回宫降吉祥”呀！
心诚则灵。当年吕蒙正虽有如此之举，可是灶妈爷不但不怪罪他，反而在玉皇面前为他说了许多好话，玉皇大喜，即命灶妈爷回去暗中保佑吕蒙正，使他“芝麻开花节节高”，仕途坦荡，官运亨通，终于做上了当朝一品宰相。
虽至九宫，事归台阁。解放前在三边地区此俗盛行。先说群众是怎样把灶妈爷“请”到家中来的？当地大多群众都在靠近锅灶墙壁上专门挖个“口形的小崖窑，也有少数有钱人则做个很精致的木刻神龛小阁楼，统称灶舍，人们把带彩的灶妈爷画像张贴在那里边。到了腊月二十三日这一大，不论穷家还是富家又都要把这张陈旧的灶妈爷画像揭下来就地焚掉。这时，能说会道者一边烧香叩头，一边口上念道：“灶君灶妈本姓张，我的家庭你知详；今日上无言好事，来年回宫降吉祥……”笨嘴拙舌者则一切从简，灶妈爷赶路匆忙管不了那么多的繁文缛节了！
“荞麦三棱麦子尖，十里乡俗不一般”。当地群众是用吃谷米软糕或荞面搅团来粘（糊）灶妈爷的嘴巴的。其实妇女们早就在做粘（糊）灶妈爷嘴巴的工作。凡是过个大小节令吃好的，妇女们都要泼散灶妈爷，或是用器皿盛上好吃的捧献给灶妈爷。上溯腊月初八这一天，妇女们还拿着“腊八粥”向灶妈爷嘴巴、眼睛上泼散或画圆圈，更具戏剧性。
腊月三十（小月二十九）除夕，当地群众又要把新“请”（买）回来的灶妈爷画像张贴在灶舍里，还要特别献上一个用白面加红枣蒸熟的大枣山，除此什么面鸡、面兔、麻花、油饼等等供品就无须细说了。这时虽说灶妈爷不驻人间，但人们对他们的崇敬之情更胜已往。夜里香火不断，黎明燃放鞭炮，沐浴接驾回宫，气氛极为庄重。
解放以后，经过多年宣传破除迷信，腊月二十三日送灶的说法尚有，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活动了。下面用一首陕北民歌来说明本文对“送灶”所叙述的过程，更加形象：“腊月里，二十三，打发灶神上了天；上了天，莫管闲，初一回来吃枣山”。（侯占元） 送 穷 农历正月初五“送穷”（又称“送穷媳妇”），是我国汉族民问一种很有特色的岁时风俗，在陕北及其毗邻地区非常流行，经久不衰。当地群众即在上年腊月三十（除夕）开始到第二年正月初四晚上都不往外扫倒恶沙（即垃圾），每天把房（窑）里的垃圾都打扫集中在门论上劳，把院子里的集中在垃圾箱或堆放在一个阴暗角落里。等到正月初五这一大，不论城乡家家户户都要把房（窑）内外的垃圾装上小车或箩筐，然后运到通衢或水边或山根倒掉，并在其上烧香敬酒，以示把穷媳妇己送走，迎来者即是财神喜气。正如唐代诗人姚含在《送穷》诗中所描绘的那样：“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
陕北有的地方还把送穷媳妇叫做“送穷鬼”。穷鬼又称“穷了”，它还伴随着一个古老的传说。据史籍记载：相传上古时代帝王颛顼（高阳氏）在宫中生了一个儿子。该子身材瘦弱矮小，喜欢穿戴破烂衣衫。即使将新的衣服给了他，他也要捡破或用火烧出窟窿以后才穿。所以在宫中号称他为“穷子”。后来“穷子”于正月初四一个风雨如晦的晚上死去，第二天宫中人们为他送葬，即称“送穷鬼”。从此，正月初五送穷鬼的风俗就代代相传了下来。
在陕北榆林、神府和内蒙古伊克昭盟、山西晋西北一带，群众在举行送穷祭祀时，妇女们还要用五色布（纸）条做一个带兜的象征穷媳妇的小布（纸）人。在兜内装点食物，表示作为干粮。到时候将小布（纸）人和垃圾一块运到现场，用火焚掉。送穷的人还要默念咒语：“穷媳妇穷，穷媳妇穷，穷媳妇早离我家门。三十里路上喝水咯，五十里路上歇脚咯，八十里路上吃饭咯。离了我家门，到那财主门，急急如律令！”这些咒语都是应景之作，各地有各地的念法。广义地讲各人都希望把“穷媳妇”或“穷鬼”送给自己的敌（仇）人。传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榆林群众送穷时念的咒语是：“穷媳妇子穷媳妇子离我们，我给你寻个好主人。东洋鬼子西洋人，我把你送到东洋去，你寻日本人！”
送完“穷媳妇”或“穷鬼”之后，各家各户都要包饺子或炸油糕吃。这叫做“填穷坑”。
这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习俗虽然陈旧粗俗，但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希望在新春上月能送走昔日的贫穷愁苦，迎来新一年的美好生活，是人民群众中一种良好愿望的传统心理，应当加以正确积极地引导。（侯占元）
送 穷
农历正月初五“送穷”（又称“送穷媳妇”），是我国汉族民问一种很有特色的岁时风俗，在陕北及其毗邻地区非常流行，经久不衰。当地群众即在上年腊月三十（除夕）开始到第二年正月初四晚上都不往外扫倒恶沙（即垃圾），每天把房（窑）里的垃圾都打扫集中在门论上劳，把院子里的集中在垃圾箱或堆放在一个阴暗角落里。等到正月初五这一大，不论城乡家家户户都要把房（窑）内外的垃圾装上小车或箩筐，然后运到通衢或水边或山根倒掉，并在其上烧香敬酒，以示把穷媳妇己送走，迎来者即是财神喜气。正如唐代诗人姚含在《送穷》诗中所描绘的那样：“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
陕北有的地方还把送穷媳妇叫做“送穷鬼”。穷鬼又称“穷了”，它还伴随着一个古老的传说。据史籍记载：相传上古时代帝王颛顼（高阳氏）在宫中生了一个儿子。该子身材瘦弱矮小，喜欢穿戴破烂衣衫。即使将新的衣服给了他，他也要捡破或用火烧出窟窿以后才穿。所以在宫中号称他为“穷子”。后来“穷子”于正月初四一个风雨如晦的晚上死去，第二天宫中人们为他送葬，即称“送穷鬼”。从此，正月初五送穷鬼的风俗就代代相传了下来。
在陕北榆林、神府和内蒙古伊克昭盟、山西晋西北一带，群众在举行送穷祭祀时，妇女们还要用五色布（纸）条做一个带兜的象征穷媳妇的小布（纸）人。在兜内装点食物，表示作为干粮。到时候将小布（纸）人和垃圾一块运到现场，用火焚掉。送穷的人还要默念咒语：“穷媳妇穷，穷媳妇穷，穷媳妇早离我家门。三十里路上喝水咯，五十里路上歇脚咯，八十里路上吃饭咯。离了我家门，到那财主门，急急如律令！”这些咒语都是应景之作，各地有各地的念法。广义地讲各人都希望把“穷媳妇”或“穷鬼”送给自己的敌（仇）人。传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榆林群众送穷时念的咒语是：“穷媳妇子穷媳妇子离我们，我给你寻个好主人。东洋鬼子西洋人，我把你送到东洋去，你寻日本人！”
送完“穷媳妇”或“穷鬼”之后，各家各户都要包饺子或炸油糕吃。这叫做“填穷坑”。
这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习俗虽然陈旧粗俗，但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希望在新春上月能送走昔日的贫穷愁苦，迎来新一年的美好生活，是人民群众中一种良好愿望的传统心理，应当加以正确积极地引导。（侯占元）
叫 魂
“魂兮归来”自古有之。过去，三边地区流传着一种封建迷信色彩很浓的叫魂习俗，同时，相伴随流传着许多跟叫魂有关的传说和故事。叫魂分平时（个体）和节日（集体）两种。上述地区（特别是偏僻的山区）已往由于科学文化极不发达，群众相信人是有具体灵魂的。同时他们也相信灵魂是会被鬼怪勾走的。有时人由于受到惊怕（如夜间遇见野兽等）而丧魂落魄。总之魂不附体了。因此，人是要生病的，或萎靡不振，或精神错乱，或头疼脑热，或不思茶饭，久养不愈。重者要请巫神设坛下阴界招魂，大搞迷信活动；轻者则由主家自行叫魂，聊胜于不治之。
叫魂一般由呼叫者和应声者两人组成，而在天大黑（所谓“星辰全了”）之后举行。但在此之前必须办妥如下事宜：
首先，把佛（祠）堂和灶前的香蜡灯火全部点燃，一片光明，气氛庄重。
其次，按照患者岁数，一岁捏一盏面灯，从患者床（炕）头起一步一盏一直摆到大门以外。
第三，备好箩子一面，其中放置五色布条、小纸人、擀杖、笤帚和少许食物等。
这时，呼叫者拿箩子，应声者紧跟其后，缓缓而行，或到路口，或上山峁，或至河边。叫魂是不烧纸的，到达目的地，呼叫者先从地上捻起一小撮土，用纸包好放入箩子；然后调转头一边挥舞擀杖（擀和赶字同音，意思即往回赶已走散的灵魂），一边呼叫患者的名字：“ X X X回家来！”应声者随即答道：“回来了！”其呼应之声急迫而恳切，在空旷的夜幕下荡漾着。这样一直呼应着走回到患者住的房（窑）门上，呼叫者即手搬户枢（俗称“门钻”）继续呼叫患者名字：“X x x回家来！”这时房（窑）内的人也可以答应着：“回来了！”于是，房（窑）内外一片“回来了”之声，叫魂达到高潮。
就这样，先远后近，照样炮制（不含贬义），连续三次。然后，呼叫者走到患者的身边，一面不断地用笤帚往身上空扫，一面回中念念有词：“魂上身了，魂附体了；长命富贵，永不销魂：消灾免难，永世不犯……”应声者和众人一长串“了”字回音到底：“上身了，附体了；长命了，富贵了；消灾了，免难了……”再后，把包回来的土面和小纸人以及巫神或阴阳“度”的护身符，装进红布三角形小荷包里，连同五色布条一起缀在患者外衣的液窝（即夹肢窝）。最后，让患者将箩子里放过的食物咬上几口，表示人魂合二为一了。
所谓“节日”叫魂，即指农历正月初七晚上全家人集体叫魂。据《北史·魏收传》载，董勋答礼俗曰：“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即人日）。”当地群众称人日为“人七”或“人情”，说“过人七”是“过小年”。传说这天天上星宿陶临人间，是个喜庆和祥和的日子。晚上室外灯笼高挂，室内香蜡点燃，里外通明。集体叫魂除以家中最年长之人岁数制作面灯点燃外，其余一切用物同上。点燃面灯放置于或室内或室外高桌之上，名曰“顺星灯”或曰“长命灯”，十分壮观。叫魂时选择两名辈数最小者，以长幼尊卑为序，轮番呼叫（回应）着人之伦的辈数称谓（长辈也可以给晚辈叫），叫完为止。然后，全家人聚在一起吃一顿丰盛的团圆饭，皆大喜欢。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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