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的主线之一。按照张岱年先生的观点，儒家人性论可以分为几个时期，即：“先秦是各种性论并起而纷纭无定说的时代；前汉则是性有善有恶论占优势的时代；后汉至唐是性三品论占势的时代；北宋至明中叶是性两元论占势的时代；明末至清是性一元论占势的时代。” 中国古人何以会提出人性论并有如此持久而激烈的纷争？而且主要争点仅是性善或性恶的问题，并不详论人性之实际内容。对于这一问题，张岱年与廖其发两先生都持有相类的看法。即，“自来论性者，并非专为研究性而研究性，而是为讨论修养、教育、政治，不得不讨论性。”关于人性善恶问题，在儒家先驱孔子那里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他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却留给了后学无限的遐思和纷争。导致了后有尖锐对立的孟荀“性善”、“性恶”之争，还有性有善有恶、无善无恶、善恶相混等观点。
根据廖其发的研究结果，虽然古人各持不同观点，但大家对一个命题都是认同的，即“生之谓性。 ”是“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 ”即人性是天然的、自有的东西、特征、特性或资质，即人的天赋素质或天生资质。这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共有的“人性”的“类”特征，就这个“类”特征来说，其性是善的，这是一个无法否认也无需证明的前提设定。因为，当我们说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其性是善的，是意指人类的存在从总体上来说是符合人类的目的的，是符合人类希望其应该的样子的。如果我们否定这个前提，认为人类之性是恶的，那就等于说人类的存在根本不符合人的目的（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人类整个就不是人所希望其应该的那个样子，这就等于完全否定了人类本身，人类的存在就没有意义。即使主张性恶论的人如荀子，目的仍然是要求人们“化性起伪”改恶从善，这本身也还是说明人性是善的，至少说明持论者本人是善的，如果说连持“性恶论”的人自己都是性善的，又怎能证明其他人是性恶的呢？台湾学者项退结也认为：“荀子本来就不应说性是恶的：性如果本来是恶，也不可能与伪相合而造成善果。 ”而且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耳目之欲。 ”说明“欲”是与生俱来的人之本性，是“不可去” 的；又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可见，荀子似乎并不认为人性本来具有之情、欲是恶的，而是“求而无度量分界” 所导致的恶果，故在《正名》篇中荀子说道：“故虽为守门，欲不克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 ”显然，荀子在这里所表达的是：只要与被控制在“近尽”和“节”的“度”内，欲本身是并无所谓善恶的。不但如此，还可以与伪相合达到善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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