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战争后，美国不再依附于大英帝国，拥有了完全自主的司法和立法体系。正是因此，1807年英联邦终止奴隶贸易立法，并未影响到美国南部六州根深蒂固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导致了美国的奴隶制仍然延续了超过半个世纪。独立后，南方部分州颁布了一系列与奴隶制相关的立法，企图稳固奴隶制。例如，在弗吉尼亚等地规定：奴隶只得用来交易，如果将其释放为自由人，主人将遭受罚款甚至牢狱之灾。不难发现，若无外部强制性力量介入，奴隶制在南部不可撼动。
描述这段非道德晦史的影片有很多，从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紫色》，到大导演昆汀的《被解救的姜戈》，再到黑人影帝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光荣》。影片情节设置千差万别，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都深度刻画了美国黑奴所受到的非人道的待遇。结果是灌输给了观众一个思维定势，即绝大部分的黑奴都生活在极度的黑暗和恐惧中，他们所遭受的待遇乏善可陈。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负担起每天高达十几个小时的劳动。黑奴的屈辱史成了世上鲜有的悲伤挽歌。
奴隶制比家庭牧场更高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福格尔，曾搜集了浩瀚如海的南方种植园档案，和家庭账本等商业记录。在运用大量数学建模分析后，他得出了一个颠覆传统观念的结果：南方奴隶制农业模式比北方家庭农场模式效率更高，且多数黑人受到了奴隶主公平和人道的待遇。
透过福格尔教授的分析，当时的黑奴生活水平之高，远超现今人们的想象。黑奴们平均的营养和收入水平，不仅超过了自由农民，营养水平更是高于百年之后，1964年美国人的平均水平。
甜土豆、咸猪肉与黑奴食谱
通常认为，黑奴的肉食是猪肉，主食是玉米和米饭，配食比例却不甚详尽。但仔细分析南方种植园的档案和通讯记录后，历史学家菲利普斯提出，十九世纪上半叶存在着“黑奴食谱”，其普适范围覆盖整个东海岸的南部：成年黑人每天能够得到半磅咸猪肉。作为主食为甜土豆、青豆和谷物通常是不限量供应的，不仅如此，多数种植园还定期发放糖浆，水果。
南方种植园所畜养的肉猪要比肉牛更多，其中一大原因是：相对于牛肉，黑奴更偏爱猪肉的口感，腌猪肉也更易于保存。另一方面，非洲少有饮用乳制品的习惯，所以多数黑奴体内缺乏生物酶来分解乳糖，一旦让黑奴接触到牛乳制品，轻则腹泻呕吐，如处理不当，会导致腹泻脱水而亡。
南北战争前夕，南方黑奴的肉类消费量竟然达到了年均179磅，而同期意大利工人年均仅能获得9磅肉食。即便是在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占人口多数的工人家庭仍只能偶尔食用到老牲畜的，甚至是病畜和死畜的肉。
这时，历史学者们才意识到：无论是食物的供给量，还是营养的均衡程度，奴隶主的实际表现还是能够让人心悦诚服的。所有理智的奴隶主都深谙同一个道理，倘若残暴地对待黑奴，使之体力受损，必然影响生产。
光鲜亮丽的黑人管家
作为主要出口商品，棉花在南方生众食寡，每年奴隶主都会在圣诞节分发给黑奴一套棉质新衣服，衣着发放参考了每个黑奴的性别，年龄和体型。作为奖励，劳动表现良好的黑人能够多获得一套或者能够得到质地更好的服装。一旦衣物破损，奴隶主会找专人进行修补，也有一些慷慨的主人会直接发放新的服装作为代替。
不需要参加劳动的年幼黑奴，只有少量用作遮羞的服饰，夏天赤膊是常有的事情。奴隶主会停止给年老体弱的黑奴提供新衣服，同样也不会给低强度劳动的黑奴发放额外的衣物（这里指的是充当洗衣工等，非农业工种的黑人）。
穿着最体面的，当数在奴隶主住所内充当仆人的黑奴了，他们不仅有浆过笔挺的衬衫，各种礼服裙，还拥有领带和皮带。黑仆着装风格很大程度是为了迎合奴隶主的偏好。这些仆人往往不住在小木屋里，而是被安排在了主人住宅的几间条件较差的房间。长时间和主人近距离的接触，使得黑仆获得的信任远高于在外耕作的黑奴，结果便是黑仆能垄断最优质的资源。为了装点门面，在跟随奴隶主外出的时候，他们的穿着要比普通白人自由民光鲜得多，黑人管家俨然一副上流社会绅士的着装。有些黑人奴仆甚至能够跟随主人漂洋过海到欧洲旅游。
汤姆叔叔的简陋小木屋
作为奴隶主的财产，所有黑奴都会被安置在种植园内，大部分黑奴拥有足够的住房面积；如果被贩卖到了设施不完备的新建种植园内，黑奴们不得不自己动手建造住所。奴隶主会允许他们根据自己在非洲老家的建筑风格来筑造房屋。
实际上，绝大多数奴隶小屋的建筑材料为木材。经过长期使用，小屋出现破损时，主人给不负责，黑奴只得自行解决。经历了两个世纪以上的开垦，南方的林业资源远不如新英格兰地区，黑奴无法从主人那里得到优质的木材来修缮房屋，只能沿着河流捡拾浮木，或者拆毁废弃的木船。极端的情况下，他们只得围起帆布来避雨。
为了防止黑奴逃跑，他们往往被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出售。条件好些的种植园给每个奴隶家庭提供单独房间，犹如生活在现代社区内；差些的，十几个人拥挤在一个闷热潮湿的房间里，除了毛毯外，概不提供。
幸运的黑人女性能够得到一份难有的“美差：在奴隶小屋提供后勤服务，包括洗衣，打扫卫生和整理内务，可以免受体力之苦。
无处不在的法律歧视
众所周知，无论是在哪个州，法律总是偏向奴隶主一方的，几乎不存在关于黑奴的法律保障。十八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奴隶贸易数量上的峰值，50年内有接近20万黑人被卖往英属北美，超过其他任一时期。随着奴隶数量的激增，为了保障种植园生产秩序，南方各州陆续通过了属于本州的《奴隶法案》（slavery code），规范了对奴隶行为的限制，以及交易奴隶的规则。例如在弗吉尼亚，黑奴不允许持枪，一经发现，奴隶将受到39下鞭刑，奴隶主也将面临高达50美元的罚款（超过了当时壮年男性黑奴的平均价格）；在密苏里，任何为黑奴提供教学服务的白人，都将面临六个月的牢狱之灾和五百美元罚款；在任何州的法庭上，黑奴的证词会被默认为无效（无公民权）；黑奴间的婚姻不受法律保护，奴隶主可以随意拆散。既然法律做出了严苛的规定，如何对待黑奴，全然依靠奴隶主自身的良知和心态。
无法左右的身后事
考虑到黑奴价格不菲，多数奴隶主比较关心奴隶的身体状况。一旦黑奴生病了，即可得到病假。数十人的小规模种植园中，雇佣常驻医师的成本过高，奴隶主会定期预约医生到访，为黑奴们提供医疗服务。若医治成本远高于患病奴隶的价值，缺乏同情心或是不宽裕的奴隶主会，选择放弃医治。规模上百人的种植园几乎都会配备护士；更大体量的种植园则会配备医院，医院有着多种多样的功效：隔离发烧或者身患传染病的黑奴，并确保奴隶没有逃跑或者装病。在医院里，黑奴将受到拥有行医执照医师的专业治疗。有些黑奴死后，尸体会用于解剖，供医学研究之用。
大种植园主，如威廉卡伯勒，常常被描述为一位“竭尽全力保护他们奴隶的健康”的奴隶主。这些大奴隶主们会为黑奴们提供全面而高效的免费医疗服务，包括：给黑奴婴儿接种疫苗，将雪利酒和马德拉奶油作为营养品，分发给患病奴隶。卡伯勒先生一生中，为其黑奴支付了总共高于十万美元的医疗费用。
医生们通常会认为，黑奴们的生理结构与白人不同，因此，他们需要截然不同的医疗资源。所以家庭医生，只为奴隶主和白人家庭成员服务。
奴隶主们的通讯记录
众所周知，历史学家们常常需要通过信件来探索史实，以求还原社会风貌。
佐治亚州的奴隶主曾在信件中谈到管理黑奴的温和方式：
我为我的黑人盖了几栋舒服的房子，有一间大屋子是托儿所，孩子们白天被送到这里来，由一位心地细腻、经验丰富的女性照顾，她唯一的职责就是确保孩子们得到适当的饮食和照顾，还有一间宽敞又舒适的医院，医生在黑人患病时为他们治疗，还有件事必须提及，我有位出色的小提琴手，我提供足够的琴弦，让他每星期六晚上为黑人演奏至深夜12点。
为了提高奴隶的劳动积极性，少数奴隶主采用了一种在中国延续千年的佃农生产关系，其本质是雇佣与被雇佣。例如，亚拉巴马州一位种植园主与奴隶达成一个奖励和利润分享协议，他在通讯记录中写道：
这个种植园出产的三分之二的玉米和棉花以及同样多的小麦将作为奖励给予黑奴，我同时还将提供今年的供应品给黑奴。当谷物收割时，其中有三分之一归我，接下来黑奴要承担监工、他们自己的房屋装修、衣物、农场的税和医疗费等费用。黑奴不需要支付我，但是需要给予我三分之一的产量和当时借的产量。黑奴使用的生产工具，应当将它们完好无损地归还或者负责修理好。
《给我自由》含有白人契约奴与欧洲家中的书信。一位名叫斯普林格斯的妇女，在一封寄给远在英国父亲的信中，将自己在北美做契约奴的日子形容为：不如牛马，既没有鞋，也没有袜子穿，唯一的安慰是用一条毯子裹着遮羞。除了印第安人的玉米和盐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食物。如果没能完成当天一半任务，将会被责骂，严重时会像动物一样被捆起来遭受鞭刑。可见不少白人契约奴每天过着腥风血雨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前往北美的欧洲人，只有少数拥有自由身份。北美的早期发展史，简而言之就是一部悲痛的殖民史，没有人种的差别。或许相比之下，黑奴能得到比较公道的待遇，毕竟契约奴只工作七年，而黑奴则是奴隶主的终身财产，若不善待，损失的是好几十年的劳力。
在英国主导的贸易全球化下，依托于自由的国际市场和较为公平的贸易准入法则，南方奴隶制农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无论是从提高利润和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奴隶主都会提高奴隶的生活待遇。就像农民们会善待自己的牲畜一样，只有好的待遇，才能提高劳动效率。另一方面，黑奴生产力惊人且价格不菲，售价高于白人契约奴和印第安人。一旦不堪劳量过度，或因没有及时得到医疗而倒下，奴隶主会因此损失一大笔财富。尽可能善待黑奴，并不违反经济学上的一条重要前提：“在有限条件下，尽可能地获取最大利益”，况且还能为奴隶主赢来仁慈的美名和尊重。
受到善待的奴隶们也回馈了园主。独立战争后到1800年，美国南方六州棉花产量增长了30倍，到南北战争前，棉花产量比独立时增长了500倍，达到了年产量骇人听闻的10亿磅，占到当时全世界棉产量的百分之六十有余，美产棉花在世界市场上所向披靡。
南北战争后，随着奴隶制废除，南方种植园模式土崩瓦解。至此，南北农业经济模式合流，脱离了黑奴，南方单位土地的生产效率一落千丈，平均下降了35%。另一方面，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大量黑人成了无业游民，整日游手好闲，除了自由，一无所有。事实上，黑人们经济平困，政治无权和文化落后的景况，并未得到改善，反倒成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安全隐患。由于缺少了医疗保障，黑人的患病率甚至上升了20%。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北战争的爆发，或许并非像历史课本中所写的：为了解放生产力，而是出于所谓“道德正确”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