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蓝自古诗人皆入蜀美文摘抄

如题所述

  骑驴入蜀的文人
  如果说,唐朝京城之外的灞桥与风雪、驴子共同催生了诗思,那么首功应该归于毛驴。有了毛驴,诗坛就有了“苦吟派”,从此苦吟诗人更有了禅意与归途。想当大诗人,开始骑驴上路吧。
  还可以发现,骑驴而行的诗人,与纵马飞驰的官员,在尘烟四起的历史旷野上,昭示出不同的路数。
  按照顾炎武的说法,毛驴进入中土,是战国后期的事情。“然其种大抵出于塞外,自赵武灵王骑射之后,渐资中原之用。”而“驴”字的产生,清代学者段玉裁认为是秦人所造,这等于解释了肇始于东汉的“十二生肖”当中,自然没有毛驴的位置了。
  驴背一直是文人们悠然的回忆平台。相传张果老与鲁班打赌,后来输了,从此以后倒骑毛驴。“倒骑”的人生美学体现的玄机,还在于即使一个人输了,也可以采取一种另类、边缘、去中心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智力。事物在自己之后依次盛开,墙内开花墙外香,并暗含“后发而先至”的时间追溯功能。
  杜甫名诗《饮中八仙歌》,对唐朝8位嗜酒如命的名人作了生动的描述:“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中眠”,这是写初唐“诗狂”贺知章。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武则天证圣元年进士,历任礼部侍郎、集贤殿学士和秘书监等官职。有这等身份的诗人,自然可以纵马,即便是醉得人事不省,马是照骑不误。为何呢?马就是官员们天然的代步工具啊。晚清画家吴友如据此绘制了8幅作品,自然是以贺知章、汝阳王李琎开头,我以为,这个酒仙的次序未必是偶然的。
  尽管写有十几首咏马的古诗和律诗,杜甫却不大骑马,所谓“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反而成为了颠沛生涯的真实写照。一次他在夔州府参加过宴会后,借着酒劲跨上马背,“骑马忽忆少年时”,青春在马背上颠簸,那时候的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皆茫茫。”甚至“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岗。射飞曾纵鞍,引臂落鹙鸧。”但毕竟年龄不饶人,“走马踏花,快意山水,痛快诗酒,豪杰之风,英雄豪气。不虞一蹶终损伤”,骑在马上的杜甫没走多远就从马背摔下来,这让诗圣得出“人生快意多所辱”的深刻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杜甫众多咏马佳作里只此一首是写“马上”,而且还是遥忆当年。
  他在《放船》一诗里说:“直愁骑马滑,故作泛舟回”,这固然解释了自己的年龄已不容许他纵马奔驰的原因,但也暗示一种民间身份的困境。
  在诗歌里反复咏叹神骏的李白,其实也是骑驴的主。《唐才子传》记载:李白云游四方,某日,他想去登临华山,便醉醺醺地骑着毛驴向华山赶去,经过华阴县的衙门口,他没有按规定从驴背上下来,县令大怒,派衙役把李白抓来,怒问:“你是什么人?竟敢这般无礼!”拿出笔墨纸张,让李白写供词。李白在供状上没有写自己的姓名,只写道:“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这番出自体制认可的功勋,足以证明骑驴者比那些骑马者强。所谓“食肉者鄙,未能远谋”,在此不妨改为“骑马者鄙,未能远谋”。宋代御府藏有《李白骑驴图》,在毛文歧《李太白骑驴处》、元好问《李白骑驴图》等诗里,明朝礼部尚书邵宝的《太白像》一诗,将诗人与驴子同时予以了合理性放大:“仙人骑驴如骑鲸,睥睨尘海思东瀛”,这不是美化驴子,而是驴因人贵。
  《全唐诗》中一共有2200多位诗人,诗人兼官员的不少,但更多的则是布衣。这些诗人生活贫寒,当然买不起高头大马。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援引《新唐书》的资料指出:“在8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一匹回鹘马的普通价格为44匹绢,这对于唐朝来说是一笔令人触目惊心的支出。九世纪初年,衰落疲弊的唐朝政权一年支付上百万匹绢来交换北方边境地区淘汰下来的老弱不堪的驽马,已经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陈寅恪先生说:“唐代实际交易,往往使用丝织品。”根据《贞观政要》的记载,由贞观之初的“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一变而为“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可以推测出当时一匹绢的实际价值。初唐的均田制度,规定了相应的租庸调制,据统计:天宝年中,全国的赋税收入,包括租庸调、地税、户税,根据卢华语女士的研究:折合绢共计4146万余匹。由此可推知,一匹西域马的价格实在高得离谱!
  因此,结论很清楚,一是在于诗人买不起好马;但更关键还在于,马往往是宫阙中人的坐骑,嘚嘚的蹄声是“公家人”身份的名片。从低处而言,驴比较皮实,容易伺候,不易生病;马就娇气了,饲料不好都不行。古典戏剧里,那些回娘家的小媳妇就是毛驴背上铺一床被子,由老公牵着,慢悠悠展开摇摇晃晃的生活,成为一曲经典的田园牧歌。
  有道是“射虎临秦塞,骑驴入蜀关”。从杭州骑驴到黔、再由黔入蜀的诗僧贯休,到骑驴入蜀的刘禹锡,吟唱着“敲驴吟雪月,谪出国门西”的贾岛,骑驴入蜀时已经58岁,再到“细雨骑驴入剑门”的大诗人陆游……诗人是沉默的,比诗人更沉默的是驴子。唯有驴子细碎的蹄声,唤醒剑门蜀道的森森古柏与嶙峋乱石……
  驴子是民间化的坐骑,体现了一种悠然慢性之美,尽管它看上去缺乏飞荡扬厉的意象。所以,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描写诗人骑马所见到西湖早春的旖旎风光,展现了世间万物的蓬勃生机,将闲适自得的情感表露无遗。如果把“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改为“驴蹄”,真实倒是真实,诗歌的构图感就低级了。
  可见,驴蹄一直带领诗人深入事体,并不时被马蹄冒领功名,驴子不过偶尔发出几声不满的驴鸣。
  诗人李贺也是终日骑驴游走,《新唐书》说:李贺每天早上太阳一出,就骑上毛驴到山野间转悠,背着破锦囊,东瞧西望,有了灵感就在驴背上记下来,装进锦囊,晚上回家整理成篇。《唐诗纪事》引《古今诗话》中的一条记载——
  有人问晚唐丞相、诗人郑綮近期有无什么诗作,郑綮回答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作为诗人的郑綮已很少有人提及,但这个回答却是妙论,诗思只有在驴背上才能产生,离开了驴背,哪还会有诗情?细想起来,他这话的确深谙事理。法国诗人雅姆在一首诗里,借用其女友的话揭破谜底:“驴子就像诗人”!事实倒是事实,但估计中国诗人要集体驴鸣抗议。
  唐朝诗人固然写了很多纵马仗剑闯荡江湖的豪迈诗篇,在我看来,这多半是他们骑在毛驴背上雄视古今的结果。诗人踏上致仕之途或屡遭碰壁后,慢镜头一般在落寞中颠簸,脑壳却在拼命壮怀激烈,遥望已然渺远的怒马鲜衣岁月,甚至臆想“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不妨就叫“驴上沉思录”。而在西方,自我神话的堂吉诃德,再怎么不济也要骑上驽马,由此可以俯视众生以及他的助手,桑丘·潘沙注定就是驴子的伴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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