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有两个原因。首先,《司马迁史记》中有明确的年份记载,但在此之前没有确切的时间,只有记载。第二,《春秋》和《中国史记》记载了大量的天文现象。现在科学家们通过对科学原理的逆向演绎,证实了公元前841年的正确记录。例如
《春秋》记载了公元前780年陕西地震,
《春秋》记载了公元前722年的日食,这是公元前841年以来的最新天文记录。
不仅如此,历史上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都无法确定,而且众说纷纭。最后,通过科学手段加以证实。
2、 夏之争
由于缺乏关夏王朝的相关史料,一些史学家和学者(胡适、顾颉刚、郭沫若等)否认了夏王朝的存在。如果夏朝不存在,夏朝人物就不存在了。虽然至今发掘的夏代遗物很少,也没有发现夏文字,但《史记·下本纪》记载的夏朝世系与《殷本集》中商代的谱系一样清晰。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实了商代的世系。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史记·下本纪》记载的夏族血统是可信的。这样,在考古学家对安阳殷墟、郑州商城等商代物质文化遗存进一步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研究课题,希望通过考古手段找到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进而进行修复夏朝的历史。
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古代史学家提出夏人生活的地区有两个:豫西嵩山附近的登封、盂县、洛阳平原;山西南部汾水河下游。因为夏都的传说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大多与这两个地区有关。1959年,“夏遗址”调查开始,揭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近40年来,豫西、晋南等地先后进行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逐渐缩小了夏文化勘探的对象。大多数学者认为,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豫西龙山文化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包括二里头型和东夏峰型)是发掘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并对夏文化发表了各种看法。但由于缺乏文字等直接证据,学界对夏文化究竟是哪种遗存尚未达成共识。但豫西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都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002年出现的绥公河,属于西周中期。有“天命禹铺土,落山疏河”的字样。据碑文记载,大禹治水,削山拦洪,疏通河道,平息了洪水。他划定九州,并根据各地区的土地条件规定自己的出资额。洪水退后,那些逃到山丘上的人就下去,在平原上安顿下来。由于对人民的贡献,大禹成了人民之王、人民的“父母”。绥公渚的发现,使大禹的防洪记录提前了六七百年。它是大禹最早、最详细、最可靠的文字记录。然而,文中没有“夏”字。看来虞姬还有神性而不是人王。因此,这一碑文不能算是夏代“大禹治水传说中最早的文物例证”。
3、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夏的展示。
鉴于夏商周历史证据不足,国家专门成立了夏商周工作组。
1995年秋,国家科委(现科技部)主任宋健在北京邀请部分学者召开座谈会。会上,宋健提出并与大家讨论了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设想。
1996年启动,是“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该项目综合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