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突发疾病倒在地上，你觉得他在繁华的街道上被救的可能性大，还是在只有一个人的小路被救的可能性大？
当然是繁华的大街上啦，人越多伸出援救之手的几率就越大，只有一个人的话，一旦是个冷漠的人，那病人必死无疑，在人多的地方起码总会有一个好心人。
我知道所有人潜意识的第一反应都相信在人多的地方受到帮助的几率大，所以如果病倒的病人是我们自己，我们也肯定趁着意识还清醒的时候，尽可能爬到人来人往的步行街。
但是结果并不会像你所想的那样单纯，现实是，你可能会在冷漠的大众面前死去，而不是被人送到医院救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心理现象——责任扩散效应。
责任扩散效应又称旁观者效应，是指救助行为出现的概率与在场旁观人数成反比，即旁观人数越多，救助行为出现的概率就越小。
旁观者心理的出现源于一场“普普通通”的案件——基蒂·吉诺维斯谋杀案。1964年在纽约，一名叫吉诺维斯的年轻女性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人杀害。在当时，纽约郊区谋杀案并不少见，但是引起公众关注的是警方的调查结果。《纽约时报》描述当时的案发过程是这样的：“半个多小时内，皇后区38位遵纪守法的公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杀手尾随并捅死了一个女人，共捅了三刀，都在克纽公园。整个凶杀过程，没有一个人打报警。”
事实就是这么冷漠，数十个人都听到了呼救声，甚至有人目睹了整个行凶过程，却没有人出来制止。以至于凶手本来要逃走了，发现无人阻挡，又沿着血迹，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女人，强奸了他并偷走她身上的钱，最后补上几刀。整个行凶过程35分钟，直到凶手逃之夭夭，才有一个目击者打电话报警。
这个案件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民众、媒体和一些社会评论家都纷纷展开了对美国人人性的讨论，“冷漠，已经成为大城市的一个特征，社会正变成一个冷漠的社会。”
当然，两名心理学家Latane 和Darley也注意到了这个案件，并给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即我们上面所说的责任扩散效应。人越多，求助者被救助的可能性就越低，因为帮助别人的义务被扩散掉了。
人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动物，当你独自一人遇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求助者身上，如果见死不救，你的心里会产生愧疚、罪恶的情绪，所以很容易去帮助他人。但如果有很多人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的注意力会转向他人，而非求助者，尤其是当你看到比你还有能力、比你还壮的人也在旁边看戏，你的内心就会想：“应该有人已经报警了吧”、“他们为什么不去帮忙？”、“可能只是个误会吧？”……当你在思考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思考你。
为了验证他们的理论，达利和拉塔奈做了很多实验，来探究在那种情况下人们会出手相助，又在那种情况下人们会作为冷漠的旁观者。其中有一个实验叫“痛苦的女人”，在纽约大学，他们找来一群大学生做被试，并告诉他们来参加一个问卷调查，一名女生负责接待他们参与这项调研。当他们在房间里填表时，女生离开房间，去到了隔壁。房间的隔音很差，所以被试可以听到女生在隔离发出的声音：女生打开门，爬上梯子，重重地摔下来，并伴随着尖叫和哭泣。
达利和拉塔奈把被试分成三组，一组只有一个人，二组有三个人，三组有六个人，然后分别观察他们听到隔壁女生求助时的反应。实验结果和他们预想的一样，一组（一人）离开所在的房间去帮助女生的几率是85%，二组（二人）的几率是62%，三组（六人）的几率是31%。由此可见，人越多，求助者被帮助的可能性就越低。
当然他们也做过其他形式的实验，如求助者急性病发作、火灾，甚至模仿还原了基蒂·吉诺维斯的情景，实验结果都如出一辙。他们还在二组（二人）中安插一名不管发生了什么都不会动的演员，和被试一起填写问卷，在这个情境下，被试去帮助女生的几率更是骤降到10%。这就是旁观者效应。
受到社会抑制和从众心理的影响，个人一旦进入群体当中，法不责众的思想就会深入人心，这时，人的权利会无限放大，而所要承担的义务或责任就会无限缩小。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就是那个求助者，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冷漠的群众”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不要喊出：“大家可不可以帮帮我？”而要指定某一个人直接向他求助：“你可不可以帮帮我？”
如果你有一双善于观察生活的眼睛，可能会发现，比起趴在商场人头攒头地方的乞丐，那些站起来挨个路人问的乞丐会得到更多的钱。这也运用了旁观者效应的原理。
旁观者效应并不是证明人性到底有多么冷漠，它无关道德与人性，只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就算你今天看懂了这篇文章，等到以后遇到同样的情境，仍然会陷入冷漠的循环。而我想做的，就是把那个31%慢慢提升到100%。
希望有一天你在大街上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时，能抛开群众的目光，义不容辞地慷慨解囊。也希望有一天，你不小心身陷困境，会得到与众不同的那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