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西域，小国林立。自张骞凿空，宣帝设都护，直至班超、班勇父子在这一地区长期活动，西域诸国的历史及其演变便逐渐为中原人们所知，《汉书》和《后汉书》都留下了有关这方面极可宝贵的资料。
有的学者认为，两汉时期的西域诸国，是古代的城邦，近来国内开展的关于城邦问题的讨论中，又有一种意见认为，城邦在古代世界具有普遍性，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奴隶制城邦乃是古代一切奴隶制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因此，如果西域诸国确是城邦，对上述关于城邦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则或多或少会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然而汉代的西域诸国果真都是城邦吗？
根据目前学术界的讨论，大家对古代世界城邦的特征，至少有两点在看法上基本是一致的，即：(1)以城为邦，小国寡民（外部特征）；(2)早期的国家实体（内在本质）。我以为，这两个特征，前者规定了城邦的规模较小，以及城市经济、政治、精神生活对城邦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后者则规定了城邦已是人类脱离原始社会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一种产物。
让我们拿上述这两个特征来具体考察一下当时的西域诸国。
狭义而言的西域，在西汉都护管辖之下，有五十国。其中，
天山南路南道诸国有：婼羌、楼兰、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莎车，共十国；
天山南路北道诸国有：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乌垒、渠犁、尉犁、焉耆、危须、山国、狐胡、车师前国、车师都尉国，共十四国；
天山北路诸国有：车师后国、车师后城长国、蒲类、蒲类后国、郁立师、单桓、乌贪訾离、卑陆、卑陆后国、劫国、东且弥、西且弥、乌孙，共十三国；
葱岭及其以西诸国有：皮山、西夜、子合、依耐、乌秅、蒲犁、无雷、难兜、捐毒、休循、桃槐、大宛，共十二国；
加上车师旁之金附国，共合五十之数。
在上述五十国之外，广义而言的西域还有康居、奄蔡、大月氏、乌弋山离、罽宾，以及安息等等，暂不论。
考察一下狭义西域的五十国，我们首先就会注意到：它们当中有一类根本未曾建城。这一类往往是一些“随畜逐水草，不田作”、“庐帐居”，“所居无常”的游牧族建立的国，一般被称为“行国”。在上述五十国中，明确记载没有建城的“行国”共十五个，它们是：
尉头（“王治尉头谷”）；
狐胡（“王治车师柳谷”）；
车师后国（“王治务涂谷”）；
蒲类（“王治天山疏榆谷”）；
郁立师（“王治内咄谷”）；
乌贪訾离（“王治于娄谷”）；
卑陆后国（“王治藩渠类谷”）；
劫国（“王治天山东丹渠谷”）；
东且弥（“王治天山东兑虚谷”）；
西且弥（“王治天山东于大谷”）；
西夜、子合（“王治呼犍谷”）；
蒲犁（“王治蒲犁谷”）；
捐毒（“王治衍敦谷”）；
休循（“王治鸟飞谷”）。
此外，没有明确记载是否建城的还有十国，其中婼羌（“随畜逐水草”）、依耐（“俗与子合同”）两国大致可以认为是无城的。因此，“行国”或者无城之国至少有十七个，占诸国三分之一左右。它们当中，小的如乌贪訾离，户41，口231；如狐胡，户55，口264；以这样少的户口人民，称为国家（即使是古代国家）实在勉强。大的如蒲犁，户650，口5000；卑陆后国，户162，口1137；当能建立古代小规模的国家实体。有的发展较快，如东且弥自西汉时户191，口1948，发展到东汉时的户3000，口5000；有的如薄类，《汉书》记载户350，口2000，但《后汉书》记它“本大国”，而且一次就被匈奴掠走6000人，可见在历史上一度曾发展得相当大。这些自然可以称为邦国或个邦。不过，既然城邦必须是以城为邦，这些无城之邦当然也就不能跻身于城邦之列。
那么，其余大约三分之二的有城诸国、即“居国”，便都可以称作城邦么？也未必。因为在上述五十国中间，明文记载有城的，共二十四个。它们是：
楼兰（“王治扜泥城”）；
且末（“王治且末城”）；
小宛（“王治扜零城”）；
精绝（“王治精绝城”）；
戎卢（“王治卑品城”）；
扜弥（“王治扜弥城”）；
渠勒（“王治鞮都城”）；
于阗（“王治西域”）；
莎车（“王治莎车城”）；
疏勒（“王治疏勒城）；
温宿（“王治温宿城”）；
姑墨（“王治南城”）；
龟兹（“王治延城”）；
尉犁（“王治尉犁城”）；
焉耆（“王治员渠城”）；
危须（“王治危须城”）；
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
单桓（“王治单桓城”）；
乌孙（“大昆弥治赤谷城”）；
皮山（“王治皮山城”）；
乌秅（“王治乌秅城”）；
无雷（“王治卢城”）；
大宛（“王治贵山城”）；
乌垒（设有乌垒城）；
其余未标明是否有城者当中，渠犁（设有城都尉）、车师后城长国（考古发现有西汉时古城遗址）等两国可以推定为有城。共计二十六国，占诸国半数以上。
这些有城之国，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规模太小。如：
单桓，户27，口194；
小宛，户150，口1，050；
且末，户230，口1，610；
戎卢，户240，口1，610；
乌垒，户110，口1，200；
渠犁，户130，口l，408；
这几国户不满三百，口不过千余，有的地处偏僻，不当丝绸商路要冲。它们虽都建有“城”，但以那样少的户数和人口，根本无法支持一定数量的城市人口，更谈不上什么城市生活在该邦的中心地位。它们的“城”，实在更象是一种带有防御外敌入侵之围墙的居民点，还处在城市发展的雏型阶段。显然，它们也不具备成为城邦的条件。
第二类规模过大。如：
乌孙，户12万，口63万，且“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最初分明是一个游牧族建立的国家，只是由于在西域诸国彼此的斗争中国势日强，遂建有都城；
大宛，户6万，口30万，史料记载它有别邑七十余城，显然已是一个拥有相当广大领土的国家。
顺便要指出，类似的情况，还有上述五十国之外的大月氏（户10万，口4O万）、康居（户12万，口60万）、乌弋山离、罽宾等，无须一一罗列。这一类，也显然都不是城邦，而是古代领土国家。
第三类规模适中。如：
楼兰（鄯善），户1，570，口14，100；
扜弥，户3，340，口20，040；
于阗，户3，300，口19，300；（东汉时发展到户32，000，口83，000）；
疏勒，户1，510，口18，647；（东汉时发展到领兵21，000，胜兵30，000）；
温宿，户2，200，口8，400；
姑墨，户3，500，口24，500；
尉犁，户1，200，口9，600；
焉耆，户4，000，口32，100；（东汉时发展到户15，000，口52，000）；
莎车，户2，339，口16，000；
无雷，户1000，口7，000；
属于这一类的大约有十来个。它们一般有较多的户口人民（户则逾千，人则上万）；有定居的农业（有的不仅能满足本国的需要，还可供他国“寄田籴谷”，如依耐国“少谷”，就需“寄田疏勒、莎车”，蒲犁国也要“寄田莎车”，山国则“寄田籴谷于焉耆”）；有比较完备的职官体制（如楼兰设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于阗设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君、东、西域长、译长各一人；莎车设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君、备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译长四人，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国家实体的鲜明轮廓。
除了农业以外，它们当中有的山有铁，可以“自作兵”（楼兰），“能铸冶”（龟兹）；有的“有铁山、出青玉”（莎车）；有的“有市列”（疏勒），有条件组织工商业等城市经济活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往往处在丝绸之路的关键地段（如楼兰，“武帝……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如疏勒，“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故而成为相当繁荣的国际贸易与交通的重镇和枢纽。
我认为，只有这一类国家才具备成为古代城邦的条件，有待于我们不断根据考古及其他文献资料深入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的西域诸国，大都是处在不同阶段、具有各自不同特色的古代国家实体（其中有的可能还只是古代国家的雏型）。但是，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并非城邦。具有可能成为城邦条件的大约只占五分之一（由于有一些小邦缺乏史料，无法进行分析，故而这个数字可能略嫌偏低），居少数；其余的五分之四。有的是无城的“行国”，可以称为古代的小国或小邦，但不能称为城邦；有的虽然有城，但户口过少，没有条件组织起一种于国家生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城市生活，特别是城市经济活动，故而也还不具备称为城邦的资格。它们的前途难卜，可能发展为城邦，也可能发展成别的类型，甚至由于地处偏僻等原因，始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浮着，没有明显变化，直到或早或迟被邻近崛起的强国吞灭；有的虽然也有城，但显然并不是城邦，而已经是拥有巨量人口和比较广大国土的古代领土国家。而且，这些“户口胜兵大国”，有的也并不是自城邦演进而来，而是走的一条由游牧“行国”经过兼并、扩张而直接变成了领土国家的道路。只有那些地处丝绸商路关键地位、有着定居的农业及工商业，并拥有相当数量的户口人民的有城之邦，才往往具备称为城邦的那些基本条件：它们尚属小国寡民，其城市生活有可能成为整个邦国的中心；它们在逐步发展的定居的农业生活及其他工商业活动的促成下，以自己的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古代国家的实体。
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但内容也是极为丰富的。汉代的西域诸邦的情况，完全证明了这一发展的规律性与内容的多样性。从原始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建立起古代国家，这是汉代西域各邦的共性。但这种国家并不一定都是城邦，而且它们的发展进程也并不一定都要经过一个城邦的阶段。这就是本文初步探讨所得到的一点粗浅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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