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现谈一下其闲适诗。
白居易写闲适诗，是为了“独善”，所谓“知足保和，吟玩情性
”（《与元九书》）。这一类诗的情调比较淡泊平和、悠闲自得，和讽谕诗中针砭时弊、情绪激切的情景完全两样。在政治上受挫，年龄又渐大之后，白居易的人生态度渐转向平庸。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曾表示：“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或免罢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长往”。（《与杨虞卿书》）。早年他就已受到佛老无为、闲适、自足思想的影响，此时这种思想倾向就更浮出水面：“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坛经说佛心”（《味道》）。元和十一年，他写作《岁暮》，表达了此时的心情：
名宦意已矣，林泉计何如？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
厌倦仕途，寄意林下，对闲适生活的向往，是他诗歌主要的内容
。他的闲适诗，有表示对淡泊生活情景的欣赏，如《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天寒欲雪，暮色渐临，准备了红炉绿酒，希望朋友来共度良宵，短短二十个字，不但情意惬人心，酒香沁人脾，连色彩也使人赏心悦目。
有写赏玩心情的，如《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这是长庆三年或四年（823-824）春天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所作。诗中“几处”“谁家”“渐欲”“才能”这些词语的运用，把“
春行”的题意写得十分充足，也写出了人在骀宕春光中的愉悦、满足的心情，正是王若虚所讲的“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滹南诗话》
）。
也有写身边琐事的。他在大和八年（834） 所作的《序洛诗》中说道：“自（大和）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闷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这和早期“惟歌生民病”的白居易，不啻有天壤之别。这一部分闲适诗内容、情调的浅俗，是可想而知的。
赵翼《瓯北诗话》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元白诗派重写实、尚通俗，表现了中唐诗学的另一种审美风范。白居易作诗力求通俗，但并不是率易之作，他在《诗解》中自述说：“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他一方面要求文字浅切平易流畅，另一方面追求有意境、有韵味，所以白居易在世时，他的诗就得到广泛的流传。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白居易在《白氏长庆集后序》中还提到，他的作品当时就传到了日本、新罗。在他身后，喜爱他的诗并加以效法的大有人在，如宋人周必大说：“本朝苏文忠公（苏轼）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宋初的“白体诗派”，就是标榜学习白居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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