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资料，下面几个，帮忙给出一个就给分！

Question

1，美国民主的特点
2，现代海岸城市与内陆城市发展的差异
3，欧美城市文化的差异
4，信息科技对美国城市发展的影响
xiexie

Answer 1

　　三种成本差异看地点竞争优势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世界制造中心形成的实质是某一国家或地区具有地点竞争优势，地点竞争优势的基础在于成本差异。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条件下，要素成本与制度成本的差距逐步得到缩小，而文化成本的差异则成为决定地点竞争优势的关键。培育和形成以创新与竞争为核心的制造文化，是降低文化成本和提升地点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关 键 词：世界工厂 制造文化 文化成本

　　一、引 言
　　目前，对“世界工厂”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研究者对世界制造中心形成与转移的不同认识。从世界制造中心的实质来看，它反映了地点竞争力的形成与变化。对地点竞争力的深入理解也恰恰体现为人们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探索过程。最初，当地自然资源被看作是形成地点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而后，研究者又逐步扩展到资本决定论、技术决定论、人力资本决定论等。时至今日，交易成本范式的提出又启示人们重视制度因素在提升地点竞争力中的作用。尽管上述探索解释了地点竞争力的主要内容，但并未能够解决全部问题。例如，一些在物质资本和制度条件上相近的地区却在竞争力上差异极大；再如全球化的出现和资源的自由流动并没有消除特定地点的重要性。
　　为了全面地解释地点竞争力的形成，现代的竞争力理论与增长理论都正在显示出对更深层次因素——文化——的重视。地点的竞争力乃至世界制造中心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制造文化。正是由于制造文化具有独特性且难以复制，传播缓慢，因而地点竞争力的模仿就非易事。但是，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对于制造文化优势的说明是极少的，这不仅是因为找不到可行的分析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在其假设条件中忽视了文化差别及文化优势的存在。
　　本文应用最新发展的被称之为文化成本的理论来分析制造文化优势在世界制造中心形成与变迁中的作用。论文的第二节考察了世界制造中心形成的成本基础；第三节介绍并应用文化成本理论分析全球化背景下地点竞争力的决定；第四节应用世界制造中心转移的事实来验证制造文化优势的假说；第五节对中国如何形成制造文化优势提出一些建议。

　　二、世界制造中心形成的成本基础
　　当前得到公认的世界制造中心有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20世纪以来的美国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全球的工业制造中心，一方面体现在其总体制造能力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其制造规模和制造能力足以影响全球的产量和价格，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和所谓的“世界工厂”。
　　深入分析表明，世界制造中心的实质是具有地点竞争优势，即某一国家或地区具有形成制造业或某些产业竞争力的优势。表现在产业龙头一般将总部设在少数几个国家，有时候就是某一个国家。例如，在19世纪的前70年里，仅占世界人口2%左右的英国，一直把世界工业生产的1/3～1/2和世界贸易的1/5～1/4掌握在自己手中。到1913年，美国工业生产产量相当于英、日、德、法4国的总和，占全世界的1/3以上。1965—1971年，日本主要制成品产量增长占全球产量增长的比重依次为：钢铁占54%，造船占54%，汽车占46%，电子机械中的民用产品占90%。日本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过程，同时也是日本成长为重要的技术创新大国的过程。
　　制造业基地与领导厂商不仅在少数几个国家集聚，而且在一国内部也往往集中于某一地区或城市。例如，尽管美国境内贸易自由，语言和法律相同，各州也有很大的类似性，然而特定的产业往往集中在某地区，出版业者大量集中在纽约市；电影和电视产业在好莱坞；办公家具业在米歇根州西部；制药业在费城和新泽西州等。 这些地区形成的产业集群成为竞争力的强大基础。
　　尽管有人将世界制造中心区分为工业化时代的和信息化时代的两类，认为前者既是全球制造中心，又是科技创新中心，二者是合而为一的。后者则是以全球性的网络化生产网络化采购为特征，是委托加工的制造基地。 但信息技术的进展与全球化的逐步形成并没有消除地点竞争优势。
　　分析表明，尽管企业是在全球竞争，原料、资金和科技知识等要素，可以自由地在世界各地流通；但是种种证据又显示，地点在竞争优势上持续扮演重要的角色。首先，各国的经济表现仍有明显的差别，甚至在一国之内的州和城市之间亦然。其次，在许多产业中，全球领先的竞争厂商大多奠基于一两个国家。这个地理集中性的竞争优势很明显，不仅出现在汽车、工具机等成熟型产业，同时也出现在软件、生物科技和先进材料等新产业。第三，全球化企业事实上将本身活动分散在许多国家，但是他们持续将产品线中攸关竞争的活动放在特定地点。有趣的是，这些“大本营”未必一定是在母国，或相同的国家。 虽然竞争愈来愈全国化和全球化，但是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通常还是在地点上。全球化与基于特定地点竞争优势的世界制造中心的并存需要经济学做出解释。
　　按照波特的“钻石体系”的分析，地点竞争优势来源于四个方面。但从其实质和共性来看，这些因素都是围绕着降低成本和增加产品差异性而进行的，而产品差别性也可以归结到成本差异上。
　　首先从生产要素的数量和成本条件来看，在生产要素的数量和品质相同的情况下，其比较优势就体现在低成本上。成本低廉的土地、劳动力、资金和基础设施是避免竞争劣势所需，但并非获得地点优势的充分条件。然而，低成本要素是产品价格具有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考察因素。例如，惠普科技选择地点的哲学是，技术层次不高的制造活动和需要较多直接人工的项目放在低成本的地区。这让它省下大约40%~75%的成本。该公司也把一些需要中等技能的活动，放在成本较低的国家，还有些软件和维修则发包给印度、中国、东欧和前苏联等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受过大学教育的程序设计师的薪资，比美国本地低了40%~60%。
　　其次是战略和竞争的时空背景，具体体现为税务系统、知识产权规则、宏观经济的稳定以及政治环境等影响投资的法规、社会规范。从实质来看，这些因素都是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的必要条件。在一些情况下，交易成本甚至远高于产品的生产成本，这不能不使企业认真对待。长期以来，跨国投资选择了在发达国家内部的交叉进行而较少投入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在对低的生产要素成本与高的交易成本权衡后所做出的选择。
　　第三是需求条件，因为本地需求条件反映本地的需要、精致化程度、采购实力，以及对特定产品的文化品位。它的优势根植于信息和诱因，很难从其他地方取得。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企业为获取特定信息所需付出的成本，有利的需求条件同样会降低企业在这方面的成本。
　　最后是相关与支援产业。本地供应商和相关产业不仅带来效率，它们还为产业带来更重要的创新和动力，最终则体现在会降低客观的交易成本上。由本地供应商和相关领域厂商以及需求条件共同构筑的产业集群也是如此，它代表了一种集体资产，为一个企业创造有效率地组合信息、技能和原料的环境，从而使其获得成本优势。
　　上述形成地点竞争优势的四个因素最终都体现在产品的成本和竞争力上。而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最能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区位比较优势是市场、产业基础和劳动力因素，这些因素的背后的共同主导动因同样是成本状况。
　　成本与产品差异性是最终决定某一地区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的标准。通俗地说，就是“物美价廉”。因为各种条件与要素的聚集，最终体现在产品的竞争力上，而产品的竞争则是遵循“人无我有”和“人有我廉”的准则。前者是指产品差异性，后者则是指成本差异。而产品的差异性在市场上往往也表现为成本的差异。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价廉而物不美（质量不够高档），在打进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因为有运费、关税、手续费，使得产品的最终成本增加很多，使出口的低档次产品的相对价格过高而少人问津。缺少差异性的产品在本土可以有市场，但因为有运费及手续费的存在，要打进国际市场就不容易了。因此，产品差异性也可以反映在成本的比较上。[NextPage]

　　三、产品成本的构成及其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变化
　　暂且放下产品差异性不谈，或者可以假设厂商通过购买同类的差异性产品再出售来将差异性问题转化为成本问题。下面，我们单纯来讨论产品成本的构成和制约因素。
　　产品的总成本（即从生产到达用户手中的成本）可以表示如下：
　　C=C1+C2+C3 其中C1为要素成本；C2为交易成本；C3为文化成本。
　　要素成本为人们所熟悉和最常见的成本。随着市场的扩展和竞争的加剧，要素成本在产品的总成本中的比重已逐步开始下降。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要素成本虽然是一个重要的但却并非决定性的因素，跨国投资可以有效实现在要素成本最低的地点生产。一般而言，生产要素中的资金、技术流动性较高，而人力资源与土地、基础设施的流动性较弱。资金与技术能够通过跨国投资而寻求与低成本的土地、人力资源及基础设施的结合，以达到总体成本的降低。要素成本因素可以解释一部分外资投资的原因，但是仅仅依据要素成本却无法解释外资为何偏爱东道国的某一特定地区。例如，单从要素成本来看，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要比东部地区具有优势，但事实上，愿意选择到中西部投资的外商数量很少。
　　要素成本只是产品总成本的一个方面，在产品的生产前与销售过程中，交易成本的数量迅速上升，甚至比要素成本更为重要。特别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产权的保护状况、法律执行状况以及税收、运输、通讯等条件都可能会增加或降低产品的交易成本。随着各国转型的深入，有些国家的市场化与法制化不断得以提升，新的制度安排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有效降低了本地及外资企业产品的总成本，从而不仅产生了许多的新兴制造业基地，而且也吸引大量外资进入。但有些国家和地区在制度变迁上落后了，因腐败、市场秩序混乱等因素造成的过高交易成本不仅遏止了本地企业生产能力的形成，而且使外资望而却步。
　　在同样实现了制度变迁的国家和地区，其生产能力和吸引外资上的表现差距依然很大。这表明，即使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相同，产品总成本并不相等。为此，我们必须认识和引入一种新的成本，即C3，文化成本。文化成本是一个新的提法，它可以定义为人们习得和维持特定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文化传统所放弃的物质上或心理上的最高代价（成本），或者说是文化观念转变所付出的代价。一般包括人们的认知成本、认同成本和心理成本等。认知成本和认同成本是指一个人获得特定文化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等；心理成本则是指人们宁愿付出极大的代价也不愿意改变或放弃已有的文化观念和信仰等，虽然这种代价是无形的，但它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例如，在印度教徒的心目中，宰牛的心理成本高的惊人；而对革命者而言，多少钱也无法让他放弃理想。虽然某些文化资本使我们的心理成本非常高，但毫无疑问，既使无穷大的代价也是一种价格。
　　凡影响对人们对待风险、信任、竞争、创新、权力及其他重要态度的基本心理模式，都决定着特定的文化成本。例如一些研究总结了20个方面对立的文化因素，包括承办式的宗教与遵守教义的宗教；信任个人与监控个人；可行的道德与理想的道德；土地财富观与创新财富观；支持竞争与反对竞争；重视现在的公平与重视将来的公平，以及工作价值观、世界观、民主观等。 根据人们的基本心理模式，我们可以将文化分为多种多样。例如制造文化（或生产率文化）、等级文化、保守文化等。正如市场制度与计划制度之间存在着许多类型一样，对文化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
　　在生活中，不同类型文化的影响并不严重。一旦人们带着特定文化进入生产领域，情况则又不同。因为一般而言，文化成本反映了人们对待创新（基于竞争）的态度。在生产过程中，特定文化所具有的成本状况最终会反映在产品的总成本上，或者说，它通过影响效率和创新而改变了企业总成本状况。准确地说，文化决定了人们如何对待就业，如何对待机会，以及从何处得到满足。
　　文化成本的差距是惊人的，甚至远远超过因不同制度而产生的交易成本和因禀赋不同而产生的要素成本，一个低成本的制造文化可以持续地推动竞争创新。例如，花卉出口大国荷兰并不具有生产要素的优势，但恶劣的气候和土地匮乏并没有阻止人们的创新精神，厂商在温室种植、栽培和切花处理等技术上的创新使其具有了极强的地点竞争力。相反，有些地点尽管拥有充足的劳工、廉价的土地和丰富的天然资源，但缺乏竞争创新的文化，却使其产品在成本上居高不下。
　　大量的事实也表明，过高的文化成本同样会阻碍一切有利的要素条件和制度条件发挥作用。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印度具备廉价的劳动力和大量的科技人才，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则复制了美国的宪法，但这一切并没有产生出所希望的地点竞争优势。
　　全球化和信息化不仅意味着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虽然并不完全），从深层次上看，它推动着各国制度的变迁和趋同，基于市场经济的规则和法律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同和采纳 ，贸易壁垒逐步被取消。这一重大变化极大地减少了要素与制度在地点竞争优势上的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各地区间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的差距正在缩小。然而由特定文化所决定的文化成本的差距却依然存在，并成为决定地点竞争优势的关键。这一点与波特的认识是近似的，他提出地点最重要的优势逐渐移到当地性的事物，如与知识的关系、动机等，这也是远距离的竞争对手所无法复制的。
　　我们姑且将这种以创新和竞争为核心的，文化成本相对较低的文化类型称之为制造文化或生产率文化（波特语）。具体说，具有制造文化的人们向往财富的获得和个人价值的实现；重视创新而不被传统所束缚；适应而不是厌恶竞争；诚信团结而不是蔑视道德；遵从劳动纪律而不是抗拒等。制造文化不仅表现为企业家精神，而且还表现为企业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体现为员工和当地民众的思想观念，甚至成为一个城市、区域和国家的共同精神导向。作为一种无形的独特的生产要素，制造文化的投入在极大地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降低了成本。此外，制造文化的优势不仅体现在供给上，而且还体现在需求上，竞争和创新迫使厂商去了解和沟通消费者的需求，不断生产出差别性产品乃至个性化产品，满足顾客的需要。
　　迈克尔 ·波特虽然认为把文化的影响单独提出来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文化在经济进步中起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他的研究表明许多国家都正在努力接受生产率文化，经济文化已不再是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问题已在于一国的经济文化何时变和变得快慢如何。那些不利于生产率的文化因素将会在全球经济的压力之下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的机会的促进之下，逐渐消失。 但是波特的信心却并没有在他的支持者那里得到证实。费尔班克斯和林赛都是博德公司在第三世界传授竞争力战略的专家，他们在咨询活动中很快意识到，仅强调市场分析、合适定位、提高生产率和加强管理，还不足以保证具有成功的竞争力。他们得出结论说，首要的障碍是一些植根于文化价值观和态度的“无形”因素。因此他们的目标是改变传统的心理模式，因为它们妨碍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创造性和效率。 也就是说，文化成本在地点竞争优势上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当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差无几时，文化成本的高低规定着世界制造中心的未来取向。[NextPage]

　　四、验证：对世界制造中心转移的历史考察
　　一个地点只有同时具备了有利于降低上述三种成本的条件，才能够崛起并扮演世界制造中心的角色，然而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的地点非常少见。但自始至终，制造文化优势都是决定地点竞争力的关键，而要素与制度只是必要条件，创新性的制造文化会获得所需的生产要素和推动合理的制度出现，全球化和信息化更加放松了要素与制度的约束力，难以复制和迁移的制造文化优势就成为决定世界制造中心的根本性因素。
　　世界制造中心转移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们上述的假说。
　　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别处？戴维·S.兰德斯的研究认为，英国在关键部门中所取得的早期技术优势本身是一种成就，不是上帝赐予的，不是偶发事件，而是艰苦努力、敢于创新，发挥想象力和企业精神的结果。他进一步分析说，要理解英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不仅要考虑到物质上的有利条件（虽然另有些社会也具有发展工业的有利的天赋条件，却花了很多年来效法英国的这种首创精神），还要考虑到非物质的价值观（即文化）和体制。 用我们的术语说，英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得益于它所具有的较低的文化成本。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欧洲社会在实行迫害新教徒和排斥犹太人的歧视政策时，英国却大体上摆脱了这些不合理的限制，并从到英国寻求避难的人身手获益匪浅，如来自荷兰南部的纺织布工带来了织造“新摺饰”的秘密；荷兰农民引进了排水和精耕细作的技术；犹太人带来了公私理财的经验。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的积累无疑为世界制造中心准备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美国的崛起，世界制造中心开始了从英国的转移。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呢？观点很多。但是对于制造文化方面的因素不能考虑。以汽车工业为例，英国人不愿改变习惯和强调个性，因而牺牲了生产率，他们还自以为美，对福特公司的装配线技术抱着惊讶和嘲笑的态度。虽然他们认为衰落来源于管理不善，实质上等于说企业家精神不足。用我们的术语说，就是文化成本过高。因为，相比之下美国产品的成本已经迅速下降了。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中心的秘密何在呢？阿兰·佩雷菲特总结为，“繁荣来自移民前辈们的信仰，而这一信仰既有强大的世俗观念，又有很深的宗教色彩。”
　　日本向世界制造中心的进军同样在汽车制造业体现明显。如同英国人嘲笑美国人一样，现在墨守成规的美国人也在嘲笑日本生产的小车。撇开其他的因素，对于日本汽车制造业的强大竞争力，一些观察家指出，“日本人这种团结协作精神，这种个人为团体作出牺牲及超强劳动的精神，与西方体现和维护劳工自尊的劳资对立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美国人能学习日本的这种无库存积压的生产、质量监督及劳资伙伴关系做法吗？日本企业在美国的分厂按照自己的方法管理，比美国人自己办的工厂似乎显示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也较高，但还不及在日本的日本工厂。也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管理学与经济学家十分震惊日本极高的生产效率，并对美国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进行了反思。他们发现以往的管理理论只注重企业中存在的人员、资金、技术设备和组织结构等要素，却没有注意到企业文化要素的存在，于是提出了企业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中存在文化，文化中存在力量。对企业文化的重视无疑带给美国企业管理一场革命，他们实际上发现了特定的低成本制造文化对于提高地点竞争力更为重要。
　　但是地点竞争优势是会发生变化的，一旦出现成本更低的文化特质，原来的制造文化就必然面临着挑战。近年来日本经济的状况也说明了这一点。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分析日本衰退时提出，“当然，部分原因是文化不同。在日本，如果你破产，人们真的觉得你该自杀。在美国，如果你破产，人们就不觉得你该自杀。” 对于美国来说，从历史和文化上，人们已经习惯于接受被解雇的事实，而在日本则行不通。对于这种状况，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较高的文化成本使日本没能和美国一样实现“新经济”的转变。出于同样的原因，日本企业没有反思自身的问题，反而对中国的低要素成本持恐惧心态。日本的《产经新闻》较早提出和鼓吹在制造业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工厂，将在国内外与日美欧产品开展市场争夺战就是一个反映。
　　亚洲“四小龙”的迅速发展虽然没有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中心，但在某些领域和产业却占据了主导地位，显示了新兴的地点竞争优势。实际上，这些国家所走的道路与日本是相似的，都是一种创造性的适宜模仿，人们可以对民族传统保持正当的自豪感，但并不影响他们意识到有必须填补的差距。 [NextPage]

　　五、培育制造文化优势是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关键
　　现在我们来分析中国是否能够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中心或从实现从加工组装基地向全球制造基地的转变。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说法不仅意味着跨国投资在中国的增加和聚集，更重要的是中国本土企业的产品在世界各地的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也就是说，中国或中国的某些区域具有基于低成本的地点竞争优势。这一优势是否存在呢？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成为全球制造基地的要素条件是存在的。包括中国制造的成本较低，例如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表明其工业产品的价格是中国的2.49倍，产业服务是8.44倍，差距非常大。中国制造业的配套能力强，国内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 这表明，中国在要素成本上是具有优势的。这一点虽然成为吸引外资和推进出口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要看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一优势是同样存在的。
　　中国经过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大规模的制度变迁，特别是产权制度不断完善，在交易成本方面也已不断下降。虽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进一步加强法治，简化税制，推进金融等改革，但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已在逐步与发达国家接近。
　　中国能否真正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根本问题在于，中国是否能够顺利实现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型，培育出文化成本更低的制造文化来。这种制造文化的核心是创新和竞争，体现在地区和企业中，就是企业家精神、职业道德和全新的价值观。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例如温州地区就得益于这种低成本的制造文化，再结合起低的要素成本和不断下降的交易成本，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升，在一些产业上具有了地点竞争优势。相反，在我国西部地区，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更为廉价，但因交易成本与文化成本过高而缺乏竞争力，导致了大量劳动力通过流动来实现与制造文化的结合。从根本上说，能否培育出有利于降低成本的制造文化是制约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决定性因素，一个仅靠低要素成本的国家无法拥有长期的地点竞争优势，但具有了制造文化优势，则可以吸引资金和劳动力以及技术的流入。
　　低成本的制造文化并非短期内可以获得，制度的变迁有助于其形成，但更重要的还是思想观念本身的转变，这不仅需要通过教育培训，还要借助于竞争性的思想市场的存在。也就是说，要让人们能够在多种价值观体系的交融碰撞中自由选择。
　　马克斯·韦伯曾预言说：“既然资本主义作为现代文明使技术和经济得以发展，中国人十有八九不是比日本更有能力，也是同日本人一样有能力吸收资本主义。” 阿兰·佩雷菲特则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富于创新精神和自豪感的民族，应该打开自身蕴藏的丰富资源。” 这一丰富资源在今天就是制造文化优势。[NextPage]

　　参考资料：
　　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是“世界工厂”吗”，《中国改革》2002年第11期。
　　郭万达：“不同时代的“世界工厂””，《中国改革》2002年第11期 。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02年2月版。
　　阿兰·佩雷菲特：《论经济“奇迹”—法兰西学院教程》，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9月版。
　　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廖理、汪韧、陈璐：《探求智慧之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迈克尔·波特：《竞争论》，中信出版社2003年1月版。
　　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Answer 2

第二个比较好写。就拿青岛和济南做比较

Answer 3

1：对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恐惧导致邦联条例的通过，这创建了一个弱小的中央政府。邦联制意味着成员国和邦联议会之间的自愿服从关系，很少邦联能有有效地执行权力。

1776年6月第二次大陆会议开始草拟邦联条例。邦联条例的最终版本在1777年11月15日完成，但是直到1781年3月1日最后一个州马里兰州才批准该条例[17]。但是在这之前，其中的很多部分已经被实现了，例如大陆会议、统一的美国军队等等。

在邦联条例生效之后，十三个殖民地——现在应该称为十三个州——建立了一个邦联议会。邦联议会是一个一院制机构，每个州有一个代表。每年邦联议会会选择一个轮值主席，但是条例并未创建一个总统职位。国会具有外交、印制货币、规范州际贸易和处理州际纠纷等权利，但是缺少一个独立的财政来源，以及强制实行决议的手段。
2：呵呵，明显差异就是海岸城市人民的钱包比内陆城市人民的钱包鼓的多

Answer 4

1.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Answer 5

第5个
现在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就是在城市人的素质

Answer 6

现代海岸城市与内陆城市发展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