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以来，湖南地理环境就处于全封闭状态，她凭借着自身肥沃的土地，温湿的气候，纵横交错的三湘四水河流水系和星罗棋布的6000多座水库和洞庭湖泊，发展了一个即使在今天都称得上具有相当水平的农耕文明地区，仅水稻产量，每年都在600亿公斤左右，占全国1/10强。湖南自古就是鱼米之乡，素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美誉，生活条件足以敷用。它无求于西部的高原，无求于朔方的沙漠，更无求于南方、东方的大海。湖南以神农炎帝为代表，是开创我国农耕文化的始祖。
农耕文化的典型表现形式是种植文化，不断地提高种植的技术、技能，提高产量，从自身挖潜，发挥农业效益。鉴于农业是一个对自然有着强烈依赖的行业，因此，农业常常出现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情形。水稻是湖南主要的农作物，也是湖南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过去多年，湖南的资源优势并没有形成比较优势和经济优势，占全省人口86%的5420万农民虽然终年辛苦耕耘在三湘四水的乡野之间，向土地要效益，向勤奋索取，但生存状态并不理想。从自身挖潜是有极限的，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农耕文化已经不适应新形势发展！
中国的农耕文明已经绵延了几千年，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其文化中有着非常符合人性的和谐基因。——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过去，湖南农民普遍非常热爱自己的土地；过去，秋收之后，要将土地翻转起来，以防板结，成为死土，要种上紫云英，以生物法增肥；过去，农村邻里之间，茶余饭后，相互走动，嘘寒问暖，讨论养猪买牛，讨论稻谷高粱，其乐融融。年节互送家里的糯米糍粑，传递的是对自然的深情，对邻里的热爱。农民的笑脸最真诚，农民的感情最朴实。但是，新时代的农民，已经不再如父辈一般热爱自己的家乡和生养自己的土地，他们向往都市，向往外出发展。农耕文明中那种“人不出外身不贵”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这代人，拼着命往城市里钻，渴望着“与城市接轨”，去感受着都市文明的洗礼，留在农村的多是386170部队。全国耕地每年都在减少，湖南的耕地每年都在减少。这中间虽然有用于开发的土地，但是也有很多是良田无人耕种而被荒芜。在现代文明的劲风鼓吹之下，远离城市的农村，甚或高山远水，也常常能闻到、感受到现代文明背后冷漠和贪婪的冲击，将那古老的和谐，人性的最美给一步步侵蚀。邻里之间也不再如从前一般亲密，家家都有彩电，谁还去隔壁的阿牛家看电视啊？！家家都有电话，谁还去对门李婶家接电话、打电话啊？！真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新时代的留守农民，相互之间讨论的是买六合彩、打牌、赌博。因此就有曾经在我省汩罗、岳阳、平江等地乃至全省范围内盛行的“六合彩热”。农民讨论的是如何去门前那条河里毒鱼创收，如何去田野“挖墈寻蛇打”创收。现在很多乡村河里捞不到一条野生鱼，很多山上抓不到一条蛇，很多野生动物绝迹，以至于食物链断接带来生态恶化问题。岳阳鼠疫，即是明证。
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和埃及的地中海沿岸属于比较典型的沿海文化。沿海文化或许再向前发展一步可以成为海洋文化,或许因为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本质的局限,决定了它只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古老的中国文明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漫长而悠久的农业社会。在中国文明的黎明期，我们甚至找不到中华民族畜牧的记载。中国的农耕的历史，至少要上朔到5000年以前。如果说中国一直到近代都是农业世界的层层大海的话，那么，中国的城市则如大海中的孤岛。然而，同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古代的城市不仅不是破坏农村自然经济的独立的商业城市，而是政治的中心，是封建政权对农村实行统治的中继站。这一特点，不仅使得中国没有产生促使封建经济解体的市民阶层，而且延缓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然而，这一经济社会特点，自近代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后开始发生了改变。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帝国被迫实行的“门户开放”政策使得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城市成为开放和半开放的以经济做为其主要职能的近代城市。一些旧有的封建政治城市，如广州，武汉开始向近代经济城市过渡。而天津，上海则逐渐发展为全新的近代商都港口。这些城市不仅充当接纳外资，外商的基地，而且成为与传统农业社会相分离，相对立的近代工业，以及新兴社会力量的集中地。就是在这些沿海城市里，产生了中国最初的市民社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汉学家将中国近代沿海经济的发展称为“沿海文明”。中国的近代化不仅仅是中国走出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的过程，而且是中国经济体系融汇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毫无疑问是中国最初向外开放的沿海城市成为这一趋势的时代火车头。
正如〈〈二十世纪的中国〉〉一书的作者指出，中国近代的沿海城市不仅是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中国的桥头堡，而且也是中国从十六世纪以来沿海一带商业海口路线传统的延续，是中国与西方接触的前哨，是中华文明开放，进取，兼容并蓄的传统特色的体现。二十世纪初，由于中央政府权力的削弱，沿海城市曾一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1900年—1949年，沿海城市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从1900—1911年是清朝政府与城市力量合作阶段。1911—1927年为城市私营经济发展阶段。1927—1949年作为国民政府控制时期，根据专家研究，正是当中国中央政权衰落，军阀割踞的1911—1927年是沿海经济大发展时期。这时期，摆脱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沿海城市虽然在战争间歇与地方经济的夹缝中成长，但却获得了经济突飞猛进的增长。外商投资十分活跃。据统计，至1936年外国在华投资额达34亿8千8百万美元之多。1931年，上海一城就吸收外国投资达全国总额的34%。上海一时成为光耀整个东亚的经济中心。
尽管沿海城市的成长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当时西方殖民的痕迹。然而，西方的资本在这里集中，管理方式，科学技术在这里生根，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从这里为起点。这些代表了中国沿海文明的东南港口城市的确是中国现代化最基本的因素。近代的曙光在中国的升起打破了中国传统城市特有的和谐与宁静。像西安古城那样方方正正，城池围绕，以钟楼，鼓楼为街道终端的帝国行政都府的城市逐渐让位于适合经济发展，以商业为中心组织起来的现代城市。西方租界在各大商城的出现更是成为中国城市中断其传统发展道路的标志。上海的城墙于1912年被拆毁，1920年后，广州的城墙也不复存在。伴随这些城市外部面貌的变化是与之俱来的城市新兴势力，新兴阶层的诞生。而这一点正是汉学家们着重强调的近代社会重要标志之一——市民社会的诞生。
按照西方政治学的观点,唯有一个有组织的，为法律认可的，与国家政权力量相平衡，相合作，相牵制的，独立的市民社会的发展与强大才是一个民族走向近代，发展自由经济的可靠保证。因此，也是唯一持久稳固民主制度建立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正是在这些沿海城市最初的社会横向组织，自本世纪初开始出现各种学会，商会，农会，教育会等如雨后春笋般地组织起来。传统的士大夫阶级中也分裂出近代型的知识分子，由孙中山在日本创立的同盟会便是这些社会团体中的一个。实际上，没有这个初期市民社会的出现，不仅满清统治难以推翻，而且国民党，共产党的出现都是不可能的。然而，1927年国民党北伐的胜利延缓了这个市民社会的发展。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更是从根本上堵塞了市民社会的发展途径。
诚然，二十世纪前期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是十分脆弱的，它不仅仅受到国民党政治力量的控制，而且受到中国传统中央集权，皇权至上，意识形态一统的一元文化背景的限制。也正是因为这一文化背景，才使得共产党的中央集权统一成为可能。然而，没有市民社会存在的国家是不可能导向现代化的。
回顾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而后复灭的历史，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两点重要的启示。第一，以纵向的国家政权力量的扼杀横向的社会力量只能从根本上堵塞民族现代化之路。第二，既然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市民社会曾经在短期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说明中国文化传统本身并不是阻止中国迈入现代化的障碍。中国十年改革中，市民社会的精英正在重回中国大地，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市民社会的出现。而市民社会的壮大必然将给中国政治面貌带来根本的改变。而在这一历史大潮中，沿海城市同样将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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