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诞生》是1986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德国现代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美学和哲学著作，写于1870-1871他的哲学的诞生地，是一本值得重视的著作
希腊艺术历来引起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在尼采之前，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均以人与自然、感情与理性的和谐来说明希腊艺术繁荣的原因。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一反传统，认为希腊艺术的繁荣不是源于希腊人内心的和谐，而是源于他们内心的痛苦和冲突：因为过于看清人生的悲剧性质，所以产生日神和酒神两种艺术冲动，要用艺术来拯救人生。尼采的美学观影响了一大批作家、艺术家的人生观及其作品的思想内容
《悲剧的诞生》的主旨，尼采后来一再点明，是在于为人生创造一种纯粹审美的评价，审美价值是该书承认的唯一价值，“全然非思辩、非道德的艺术家之神”是该书承认的唯一的“神”，他还明确指出，人生的审美评价是与人生的宗教、道德评价以及科学评价根本对立的。《悲剧的诞生》尼采后来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其实，“重估”的思想早已蕴含在他早期的美学理论中了。当时他就宣告：“我们今日称作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终有一天要带到公正的法官酒神面前。”后来又指出：“我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是人的颓废形式。相反的运动：艺术。”可见，“重估”的标准是广义艺术，其实质是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反对伦理的人生态度和功利的人生态度。[1]
《悲剧的诞生》一书的最独特之处是对古希腊酒神现象的极端重视。这种现象基本上靠民间口头秘传，缺乏文字资料，一向为正宗的古典学术所不屑。尼采却立足于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现象，把它当作理解高雅的希腊悲剧、希腊艺术、希腊精神的钥匙，甚至从中提升出了一种哲学来。他能够凭借什么来理解这种史料无征的神秘现象呢？
只能是凭借猜测。然而，他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根据自己的某种体验，也就是上述所谓“一种被确证的、亲身经历的神秘主义”。对于这一点，尼采自己有清楚的意识。还在写作此书时，一个朋友对他的酒神理论感到疑惑，要求证据，他在一封信中说：“证据怎样才算是可靠的呢？有人在努力接近谜样事物的源头，而现在，可敬的读者却要求全部问题用一个证据来办妥，好像阿波罗亲口说的那样。”在晚期著述中，他更明确地表示，在《悲剧的诞生》中，他是凭借他“最内在的经验”理解了“奇异的酒神现象”，并“把酒神精神转变为一种哲学激情”。
尼采的美学是一种广义的美学[2] ，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哲学。他自己曾谈到，传统的美学只是接受者的美学，而他要建立给读者即艺术家的美学。事实上，尼采的美学尽管不太受志治美学史的学者重视，对于艺术家却有极大的魅力，影响了一大批作家、艺术家的人生观及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在这方面，别的美学理论恐难与之匹敌。
贯穿于本书的两个基本概念是日神和酒神。日神阿波罗是光明之神，在其光辉中，万物显示出美的外观；酒神则象征情欲的放纵，是一种痛苦与狂欢交织着的癫狂状态。尼采以日神和酒神象征说明古希腊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及人生的意义。由日神产生了造型艺术，如：诗歌和雕塑，由酒神冲动产生了音乐艺术。人生处于痛苦与悲惨的状态中，日神艺术将这种状态遮掩起，使其呈现出美的外观，使人能活得下去，希腊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酒神冲动则把人生悲惨的现实真实地揭示出来，揭示出日神艺术的根基，使个体在痛苦与消亡中回归世界的本体。
尼采认为，古希腊艺术产生于日神冲动和酒神冲动。悲剧产生于二者的结合。悲剧是不断地走向日神形象世界的酒神歌队。在悲剧中，一方面是酒神的合唱抒情，一方面是日神的舞台梦境。但酒神是悲剧的根据和基础。当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试图将悲剧安放在日神的基础上时，悲剧就走向了灭亡。
尼采的悲剧世界观强调，只有在酒神状态中，人们才能认识到个体生命的毁灭和整体生命的坚不可摧，由此才产生出一种快感，一种形而上的慰藉。在悲剧中所体现出的人生态度是一种非科学的、非功利的人生态度。尼采对西方自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和功利主义的人生观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它们是一种浅簿的乐观主义。它们只能使人类丧失其生存的基础，人类只有在悲剧的再生中才能实现自我拯救。
尼采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批判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但总的来说，从人的本能出发，视酒神状态为人生的基础，这是其反理性主义的根据，也是其强力意志学说的根据，在阅读时，应对其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献给理查·瓦格纳
为了，鉴于我们审美大众的特殊性质，我对集中在这篇论文里的思想会引起的种种可能的怀疑、兴奋和误解，要敬而远之；而且，为了我能够怀着同样静观的快感——这种快感像我兴高采烈的时光之化石似的在每一页上都留下标志——来写此文的前言；因此，我设想您，我最敬爱的朋友，接受这篇论文的那一刹间；您，也许是在冬雪的黄昏散步之后，在书名页上见到那被幽囚的普罗密修斯，读到我的名字，便立刻相信；无论此文的内容是甚么，作者总有一些重要而动人的话要说，况且他把他的一切感想对您诉说，好象是当面倾谈那样，他也只能写下适合于当面倾谈的话。于此，您将记得，当您酝酿您那篇辉煌的贝多芬纪念文时，也就是说，在战争爆发时的恐怖和激昂情绪中，我同时正专心致力这篇论文。但是，如果有人以为我的专心是审美的陶醉而非爱国的热情，是怡情的游戏而非英勇的挚诚，那就错了；这种读者，在认真地读完这篇论文之后，将会愕然发现；我们要讨论的是多么重要的德国问题，我们把这问题恰好正确地放在德国的希望之中心地位。然而，或许这种读者见到一个审美问题被这样严肃地处理，毕竟会觉得欠妥，尤其是如果他们认为艺术不过是一种娱乐的闲事，不过是系在“生活的庄严”上可有可无的风铃；仿佛无人能体会到所谓“生活的庄严”之对立面有什么意义。我应该告诉诚恳的读者，我相信艺术乃是人类所了解的人生底最高使命及其正确的超脱活动，现在我将这篇论文摘给他们——我在这条路上的崇高的战友们[3] 。
一八七一年岁末．于巴塞尔。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