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之间发生联系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明代晚期西欧基督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定居，促发了中欧文化第一次接触高峰，等到了清朝康熙时期还有官方明文记载的来自法国的访华使节，是由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派遣的。其间也有信仰了基督教的中国人前去法国，协助翻译以及编著中法互译辞典。具体情况可以参考何兆武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或《法国当代中国学》等书里的相关章节。
康熙朝，由于耶稣会士以外的其他西欧传教会进入中国，他们的理念和传教方式与耶稣会士不同，不赞同耶稣会士容忍中国基督教徒继续祖先崇拜、强调儒学和基督共通一面的传教模式，因此向梵蒂冈提交了反对意见，指责耶稣会士容忍异端，由此而逐渐引发了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礼仪之争”，康熙帝还亲自致信教皇，说明我方立场，该信译文原本还保存在梵蒂冈教廷档案馆。由于当时西欧教会普遍地敌视耶稣会士，故此，耶稣会士的抗辩和解释未能得到西欧社会和教廷的理解，最终产生的教皇敕令直接引发了中国清朝廷的强烈反应，开始对在华传教士加强活动范围限制，及至最后到雍正朝终于开始驱逐在华传教士（据说有传教士牵涉进康熙晚年的九龙夺嫡之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搜索“礼仪之争”相关的研究书籍和评论文章，加深对这一问题的了解。
17、18、19世纪，在法国本土，对中国文化还是比较热衷的，但大多出于对遥远国度的好奇和猎奇想象，严格、尊重事实的研究比较罕见。从最初的片面推崇中国文化到后来一面倒的贬低，法国诸多文学大师的笔下都曾涉及到中国题材。经常被国人提到的比如有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推崇），孟德斯鸠（贬斥）。
鸦片战争以后，一战时有中国人参加法国军队作战，可以参见法国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里面的一战国际战士纪念碑上的碑文。二战时也有中国人参与法国保卫战，至今还有在法中国老兵联谊会（如果我没记错名字的话）。这些都是比较民间的交往。从政府关系来说，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民国政府和法国的关系都是不好不坏，说不上法国政府特别优待或照顾中国的，也没什么特别欺负虐待的。详情还是去找一些当时的中国驻法大使的书信、回忆录来看看，了解一下为好。比如说顾维钧的回忆录。
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国在华形象之所以那么好，恐怕主要肇因于它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再者，知识界也相当推崇法国历史上产生的启蒙思想，以及其他进步思想。戴高乐政府希望在二战后的欧洲重塑独立、自信、不追随美国的大国形象，因此选择与远东地区的中国政府交好。其后的历届总统也都基本沿袭了这个政策，比较务实地对待中国事务。另一方面，在法国知识界，二战后，许多大学生和文化学者都对新中国充满好奇，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研究，甚至诞生了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毛主义”学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思想曾一度风靡法国大学校园……总的来说，中法知识界之间的文化交流比较稳定（华裔法国学者程抱一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不朽者之一），法国的中国学研究也是在世界汉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的。
法国政府一向比较自负，文化和道德上的优越感较强，碰到一个同样以悠久的历史文化自负的中国，由于地理位置的遥远，一直以来惺惺相惜多，在外交方面也走“求同存异”、比较务实的路线。但碰到一个高调宣扬西方价值观、普世理念的新总统萨科奇？从2008年法国政府发布的外交白皮书来看，萨科奇政府的对外行动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难免要和中国有所冲突了。具体可以去法国政府网站参考他们的外交政策白皮书。
有外籍血统的萨科奇一向作风强硬，他对于所谓西方普世价值观念的信仰和强调尤甚于其他法国血统的总统。从心理学上来看，这也是人之常情。何况，他之前的法国总统大多有学习、研究中国文化的背景，因而在中国问题上比较能平和、务实地对待，比较能理解中国人的想法和立场。而这一点，恰恰是萨科奇所欠缺的。
撇开总统个人的意识形态爱好、文化背景差异（再者又是好争辩的律师职业出身），欧洲整体的社会环境、生存状况和文化气氛的变化，也应当考虑进去。
不管怎样，中法关系虽然眼下比较紧张，但从长远来看，还是会互相谅解和好的。无论政府行为如何，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两国之间互相仰慕、彼此值得学习的地方要多过头脑发热的冲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也是和的可能性较大——希望有专业研究这方面问题的达人给予解说、指教。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