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中国科学史，不能不提到一个英国人，他就是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37年，他招来了3位中国留学生：王应睐(后来成为我国研究人工合成胰岛素课题的主要负责人)、鲁桂珍和沈诗章，他们的聪明才华令李约瑟惊叹不已，并开始向往有着古老文明智慧的中国。他当时已是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却努力学习中文，在后半生不惜放弃自己的专业，专门研究中国科学史。他在数十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在元代以后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对科学技术不重视，多少年流传的说法都是把知识分子排在“第九”，位置仅高于要饭的。长期的科举制度严重干扰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追求。最近四五百年，特别是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封建王朝实行“闭关锁国”，不仅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而且与世界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使得中国积贫积弱。在世界发展的洪流面前，中国明显地落后了!
从世界科学发展看，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才100年左右的时间。那时， 科技革命已经在欧洲蓬勃兴起，诺贝尔奖已开始吸引世界的目光，而我国还基本上没有现代科技，在此之前还没有一所大学。有人统计过，那时懂得微积分的全中国不超过10名。100年间，中国饱经沧桑，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前，世界列强对中国的蹂躏，无休止的战乱动乱，带来至今难以抚平的创伤。
我们往前看一看古代中西方科技文化思想的比较。古代中国和古希腊自然哲学思想理论比较接近。中国古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结为阴阳、八卦及金、木、水、火、土“五行”，古希腊人则认为是干、湿、冷、热和水、火、土、气“四因”，实质上都是认为世界是由某种实物演变发展而来的。但发展结果是：西方逐步形成了严密的逻辑系统，并通过严格的科学实验，形成了自然科学理论；而我国则形成远离自然科学的社会政治伦理观念系统，终究未形成以有控制的科学实验和严格的数学推理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技术。
从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看。西方文化倾向于具体、精确，表现为严密的逻辑思维，有良好的求异、求新传统。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更多地表现为直观的、类比的形象思维方式，思维缺乏逻辑和数学的传统，模糊而不求精确，而且功利主义比较严重，不够注重基础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没有形成实验科学传统和完整的科学体系，导致了科技缺少应有的地位，并且缺乏通过科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机制。
众所周知，传统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最大。儒家文化的保守性，被许多人看成是中国300年来不易吸收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我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思想的“守一”和“齐一”，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促成的价值观，又抑制了人们进取创新的精神。厚古薄今、顺天承命、安于现状、跟随大流等意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又多是经验型的，研究自然现象往往观物比德，使之人性化、伦理化，科研又过于注重实用性，而缺乏对客观事物原理、规律的深入探索。
前面提到的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对此，他有一些很著名的观点：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一些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八股文扼杀了学生探索自然的兴致，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实际上，这种影响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国社会中，强烈的官本位意识对科学和创新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在学术界见仁见智。关于“中国本土为什么没人拿到诺贝尔奖”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代的“李约瑟难题”。两个难题既相区别又有联系，有许多相似之处，确实值得人们深入思考。李约瑟在我国抗战时期，任过英国驻华大使馆的科学参赞，他写了一本名为《科学的前哨》的书，对中国科学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很可惜，这本书还没有全文的中译本。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史中，表现出的客观态度，十分难能可贵。
杨振宁在讲到中国本土为什么还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明确指出：“中庸之道对于科学发展不是最好。中国为何没有得出欧几里德的几何定律，在于它所揭示出的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科学精神与中国倡导中庸、不太允许标新立异的文化传统相背离，这种文化机制不利于培养标新立异的科技人才。”
对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调查表明，获奖离不开科学的接代连续性。也就是说，知识的积累与创造，不仅与前人的劳动有关，而且还与几代人之间的智力接力有密切的关系。国外有研究证明，孕育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至少要有三代人的知识积累方能见效。这说明社会、教育、科研等环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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