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断崖式堕落
大明王朝三个世纪里，一个出名的亮点，就是士大夫们的气节品质。
自从明朝建国起，明王朝的历代文官们，就常见各种硬骨头。碰上关乎国计民生的原则问题，哪怕品级低的小官，也常见硬怼皇帝，坐牢挨打全不怕。摊上北京保卫战这样的危难时刻，更是集体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御外辱。治国能臣也是辈出，虽说朝堂争斗不少，大多数阁老尚书，都能分得了轻重负得了责，比如夏言掐张璁，张居正撕高拱，彼此别管多大仇，国家大事也绝不拆台。大明王朝的辉煌中兴，就是这些负责任的政治家扛起来。
但是，到了晚明凄风苦雨的年月里，一直标榜“气节品质”的明朝士大夫，表现却是断崖式下跌。特别在末代皇帝崇祯帝艰难苦撑的年月里，满朝的士大夫精英们，除了忙着互相算计拆台，就是遇事慌忙躲猫猫，气得亡国前夜的崇祯，喊出“诸臣误我”的遗言自尽。而后，士大夫们却又毫无压力，撒腿就去找李自成农民军卖身投靠。如此集体下作的表现，正如当时大文豪冯梦龙那句怒骂：“尚何面目偷生于天地间”——简直太不要脸。
可别看冯梦龙骂得狠，等到不久后清军入关，中华大地山河变色，明朝朝堂士大夫的“不要脸”，却是更突破尺度。南明初建的时候，就拉帮结派继续掐，为了个人手里权力，不惜煽动军队哗变，直接给清军南下打开方便之门。待到清军横扫东南，满脸忠君报国做派的他们，这时争先恐后求投降。诸如钱谦益陈名夏等“士林领袖”们，更是投降了都最终不落好，不是凄然而终，就是获罪身死——做叛徒，都这么不受待见。
虽说历代王朝覆灭，常见朝堂士大夫们的“不要脸”，但如明朝士大夫这般堕落速度之快，却简直青史罕见，细看其中过程原因，更是满眼触目惊心。
二：价值观崩溃
明朝士大夫们的加速度堕落，首先就是个价值观问题。
嘉靖年间文学家何良俊回忆说：明朝前期的官员，深受理学教育熏陶，从来看淡财富田产，最重气节名誉。就算在松江这样的富庶地区，当地周氏曹氏蒋氏这样世代官宦的名门，生活水平也就中等人家等级。谁要敢做官时贪图享受经营产业？必然会被集体鄙视。那时士大夫们的刚正表现，正是这清廉自守的信仰支撑。
但从嘉靖年间起，明朝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朝堂上的传统信仰，也全冲得七零八落。官员从中进士开始，就忙着买田置地，有的甚至借权势插手各类生意。社会风气也是大变，《新会县志》记载：明代早期时，如果有清官辞官回家，乡邻们都引以为荣。但到了嘉靖年间时，如果官员回乡后被带回钱，必然要被街坊四邻嘲笑，“清官”几乎成了“傻官”的代名词。蝇营狗苟的风气，从此开始到处刮。嘉靖年间还是青年的张居正，就曾一语叹息当时的乱象：商贾在位，财货上流——基本就是金钱开路。
好在那个时代，明王朝的行政体制还算运转良好，从嘉靖晚期严嵩倒台起，经过高拱张居正等改革家的铁腕整顿，以考成法等严格律令，将明朝官员们严格监管，也成功一扫嘉靖年间的龌龊风气，有了“隆万中兴”的辉煌。但张居正过世后，亲政的万历皇帝，没几年就不上朝，虽说大权牢牢捏在手里，明王朝的行政效率，却是严重减速，所谓的严格监管，当然也成了浮云。既然国家大事歇了业，当年追求清廉报国的官员们，这下当然瞪圆眼睛捞好处。
于是，这个时代的大明朝，江河日下的年月里，也成了士大夫们生活丰富多彩的年月。朝堂上拉帮结派，互相拆个台搞个党争，嘴里江山社稷，谋的却是自家利益，享乐奢靡风气更是大起。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亲笔记录了他参加过的明朝官场饭局：有时都是在“宫殿般的船舶”上，餐具全是金银器皿，菜肴堆得像“修建一个小型的城堡”。热闹的宴会要持续一整夜，除了美食还有歌舞游乐。为何敢这么奢靡？因为“开支全由公家支付”。
而且别看晚明末世时，他们各个遇事唯唯，捞好处却绝不手软。比如明末江南的官宦世家，华氏每年收租有八十七万两，钱家土地横跨三州，每年地租近百万两白银。陈家的宅院巍峨无比，比各地藩王都阔气。朝中的各位官员呢？每天在崇祯面前糊弄的他们，大把的钱往家里搂，以至于李自成占领北京后一顿抄家，竟在官员们家里抄出七千多万两白银，是明朝亡国前夜，宫廷府库存银的三百五十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