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中国废除了一切西方列强的特权。
在政治外交领域,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及其影响进行了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构成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形成新中国外交的鲜明特色。从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间,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动用枪炮打败中国腐败的统治者,强迫中国政府与其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竟有1100个之多。根据不平等条约,首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这是帝国主义国家派在中国的领事对其本国侨民行使司法管理权的片面特权。据1925年的统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共有23个国家,25万人,其中98.4%为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人。在帝国主义依靠武力取得的政治特权中,以租界对中国危害最大,它为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外交、经济、军事等手段公开或秘密干涉中国内政,提供了方便场所。这样,帝国主义的使馆界和租界就与中国的政治风云形成了密切的联系,甚至成为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镇压中国革命者的据点和杀人的巢穴。帝国主义国家还以使馆界和租界的特殊地位藏垢纳污,使其成为中国军阀、政客和达官贵人的避难所,军阀张勋1917年7月12日在北京搞复辟活动失败后,逃进荷兰使馆避难;军阀段祺瑞下台后跟日本人大谷逃入东交民巷,再秘密逃亡天津。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国家在侵华过程中,依靠武力、利用特权及非法活动逐渐形成的使馆界和30多个租界,可谓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租界内就是洋人统治的殖民地,中国人民深受租界之害,中国主权受到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1949年1月19日作出了关于外交问题的决定,制定了令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外交政策:“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外交关系。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为维护国家主权,新中国有步骤、有计划地一一取消了帝国主义的在华政治特权,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帝国主义国家的重重阻挠。杜鲁门、艾奇逊依仗手中的大批美元与枪炮兵”,企图对新中国大耍帝国主义威风。美国当局在撤侨问题上一再制造事端。不久,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柏奉命找到中国外交部,向负责处理此事的部长助理王炳南无理纠缠:“我们要撤走官方人员!”王炳南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明确指示,正气凛然地宣告:“我们早已指出,新中国已经没有美国的官方人员,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措施,我们将继续坚持下去!”柯乐柏恼羞成怒说:“好,我们将撤退美国侨民!”实际上,美国当时还不想马上撤走在中国的侨民,柯乐柏奉命口口声声嚷着撤侨,不过是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企图要新中国向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屈膝求饶。几天过去了,美国当局见新中国政府毫无动静,也觉得脸上无光下不来台,只好撤走几个前外交官,做出要走的样子,驻北京、天津等地的大批前外交官仍然赖着不走。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却无中生有,利用各种舆论工具造谣谴责新中国阻止美国撤退侨民。由于中国政府毫不动摇地坚持独立自主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美国自觉无趣,只得在1950年4月从中国撤走了这批侨民。◆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军事特权根据帝国主义强迫中国与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取得军事特权,包括驻兵权、修建军事基地、构筑兵营等,帝国主义国家就是通过派出军队取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特权,把中国变为西方的半殖民地。到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结束的时候,美国在上海、青岛还驻有军队,美国和英国的军”还在长江下游横冲直撞。美国、法国、荷兰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设有兵营。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0军正在准备渡江作战时,突然有一艘英国军”不顾解放军鸣炮警告,强行逆江向解放军开炮,解放军奋勇还击,双方展开激烈炮战。解放军与英国军”的这场炮战立即传遍全世界,英帝国主义勃然大怒,立即派出军”前往出事地点增援,毛泽东命令解放军奋勇还击,使帝国主义遭受沉重打击,只得把态度放老实一些,被迫与解放军代表进行谈判。毛泽东借此机会宣布,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和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就此奉劝英国领导人:“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艾德礼埋怨中国共产党因为没有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不愿意同外国政府的旧外交人员(国民党承认的领事)发生关系,这种埋怨是没有理由的。过去数年内,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是帮助国民党反对我们的,难道艾德礼先生也忘记了?被击沉不久的重庆号巡洋”是什么国家赠给国民党的,艾德礼先生难道也不知道吗?”为了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军事特权,北京市军管会1950年1月6日张贴布告,宣布新中国收回外国在北京的兵营地产,征用其地面上的兵营和其他建筑。1月7日,北京军管会向美国、法国、荷兰驻北平前领事发出命令,令其按期交回兵营。法国和荷兰前领事不愿交出他们手中的兵营,企图以过去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由拖延,但在中国政府的严正催促下,不得不于1月14日交出了兵营地产及其地面建筑。由于中国采取强有力的态度和有力措施,美国经过一番抗拒,最后不得不于1月16日将本来就是中国人民的财产交还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乘胜追击,1950年4月由北京市军管会出面征用英国兵营,6月由天津军管会征用了美国、英国设在天津的兵营,9月由上海军管会收回法国设在上海的兵营。◆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特权为了取消帝国主义的在华经济特权,新中国中央政府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做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和私人的在华经济特权、工商企业和投资,均不给以正式的法律的承认。但在目前,也不要忙于去做有关禁止、收回或没收的表示;只对于于人民经济生活危害最大者,例如金融投机以及于国家主权侵害最大者,例如内河航行等,发出立即禁止的命令,其他如外国银行,不要忙于令其停业,而应先令其报告资本、账目和业务,以凭核办。保险公司,尤其是海运保险公司,更不要忙于去处理。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全国胜利后,对于帝国主义的在华经济事业,要分清轻重缓急,予以恰当的解决。据此,中共中央提出了“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进行个别处理和分别对待”方针,对其进行调查研究,有计划有步骤地予以解决。必须保护国家生产,必须保护国内产品与外国商品的竞争。朝鲜战争爆发后,针对美国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封锁颠覆,中国政府决定管制、清查美国在中国的一切财产并冻结其公私存款,征用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美孚、德士古和中美三家美资石油企业的部分财产,并征购其全部油料。到1952年底,对美资在华企业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最大快人心的是收回海关主权的斗争。在大量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周恩来总理1950年初主持制定了《政务院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明确地宣告:由于中国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不平等和不自主状态,必须收回中国在关税政策方面的独立主权及管理海关事业的自主权。针对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中国税收的情况,中共中央规定在我未重订海关税制以前,凡为我所允许的出入口贸易,除特许者外,应按照旧章征收关税,海关机构亦应全部接受,派人管理。对其中的外国职员,除反动破坏分子外,均可留用。外资在华应纳之税,在未改定税则以前,亦应照旧缴纳,不得停止。塘沽及其他港口应实施船舶检查,未经许可,不得出入。据此,新中国对帝国主义控制的旧中国海关进行了彻底的改造,首先调整机构,成立了海关总署。其次,制定了统一的海关法和新的海关税则。这样,新中国关于关税和海关工作的决定,使中国人民彻底收回海关大权,获得了独立自主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权利,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为什么说改订新约没有从根本上废除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答:“改订新约运动”国民政府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制造对外“自主”形象;同时也为扩大税源,解决内战军费,在它建立不久,围绕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发起了要求帝国主义支持的“改订新约运动”。美国为争得在华的外交优势,首先同中国缔结关税关系的条约。其它各国相继仿效美国,与中国签订了类似的新约。列强用条约的形式,表面上承认中国在关税上有对等的权利,但实际上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并不能从列强那里取得对等的利益。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的交涉,由于列强借故拖延,双方迟迟不能签约。1929年,国民政府实施新税则,不敢大幅度提高进口税。因为在列强与中国签订的关税新约里,规定中国税率不得超过1925年列强关税会议所定的税率,也就是说中国无权自定关税。而且中国海关的主要职位仍为外国人盘踞,总税务司也仍由英国人担任,外籍高级职员达1000多人,中国高级职员不过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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