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7-04-04
忽必烈于1260年称帝，建立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的统一政权。面对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与冲突、蒙古统治集团与汉人士大夫为代表的精英集团的摩擦，忽必烈实行了积极的任用汉人儒士的政策。
忽必烈实施的汉化政策、用人政策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成为蒙元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如著名学者萧启庆在《忽必烈‘潜邸旧侣’考》中考证忽必烈潜邸幕府形成的原因和经过，以及幕府的渊源和派别，追寻忽必烈扬弃蒙古传统而创建元朝的来龙去脉，，认为“潜邸旧侣”对忽必烈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元朝采用汉地法的导演。
著名学者陈得芝在《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中论述由南宋灭亡到世祖末年，南人儒士的思想和政治态度的转变，认为世祖时期尊儒和优待士人政策是促使儒士认同元朝的重要原因。[ ]台湾学者王明荪在《元代的士人与政治》中论述忽必烈模式和用人取材，分析忽必烈任用汉人，并受到汉人言论的影响，改变蒙古旧俗，采用中原王朝的治国方略。李治安在《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中则从成吉思汗攻破燕京到元朝建立，论述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过程，分析汉人儒士仕蒙的状况。
申万里在《元初江南儒士的处境及社会角色的转变》中，从社会学的角度阐释元初江南学官群体的形成所导致的儒士社会角色的转变，这篇文章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运用到历史学研究中，使人耳目一新。[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论述忽必烈任用汉人儒士的政策，从潜邸时期，与阿里不哥征战时期，灭南宋统一中国时期，分析忽必烈任用汉人儒士，改变蒙古人的万世国俗，采用中原王朝的治国方略过程。
一、忽必烈潜邸时期
蒙哥汗即位后，委托忽必烈治理汉地。汉地以农耕为生产方式，与游牧的生产方式截然不同，因此忽必烈采取以汉人治汉地的方法，积极任用汉人儒士，效仿唐太宗任贤用士，“帝在潜邸，思大有为於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唐太宗是古代贤明君主的代表，忽必烈在潜邸时期即仰慕并效仿唐太宗，表明忽必烈较早就对中原历史文化熟知，既而对汉人君主和汉人王朝的统治方式有了初步了解。
汉人儒士以丰富的治理经验使邢州、陕西等地的生产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邢州地区因战争的影响，人口锐减，生产遭到破坏，“受封之初，民万余户，今日减月削，才五百七十户耳。”忽必烈命张耕为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休养生息，减轻赋税，刑乃大治。陕西屡遭兵祸，京兆“八州十三县户不满万，皆惊忧无聊。”
忽必烈命杨惟中、高挺治之，整顿吏治，奖励农桑，减轻赋税，初见成效，廉希宪继任后，进一步计求民田，兴办学校，抑制高利贷剥削，情况大有改观。其中忽必烈任用的张耕、刘肃、杨惟中、高挺等人都是汉族儒士。廉希宪虽不是汉族人，但也受到了中原文明的深刻影响。这些人对邢州、陕西的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可见忽必烈在潜邸时期就十分注重对汉人儒士的任用。
姚枢对忽必烈积极启用汉人儒士的政策做出了积极评价：“陛下天资仁圣，自昔在潜，听圣典，访老成，日讲治理，如邢州、河南、陕西皆不治之甚者，为置安抚、经略、宣抚三司。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字求母。”
任用汉人儒士治理汉地，可以说是用汉法治汉地，既减少了汉地人民对少数民族征服者的排斥感，又能利用汉人儒士对汉地的熟识，民情的了解，使汉地的治理速见成效，同时也使汉人儒士对忽必烈代表的蒙古统治集团增强了信任感，对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忽必烈称帝建立元朝时期
1260年忽必烈称汗，建立元朝，继续实施积极的任用汉人儒士政策，巩固统治。
1258年，蒙哥汗、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分三路进攻南宋。农历七月蒙哥汗亲自率军进攻四川，所向披靡，攻克四川北部大部分地区。1259年初，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区）钓鱼城下进攻受阻，数月不能攻克，蒙哥汗于九月病逝于合州钓鱼山。蒙哥汗留下三个弟弟：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旭烈兀于1256年成为波斯汗后远离蒙古，放弃了继承汗位，因此汗位之争就是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间的权力斗争。
1260年到1264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在陕西、四川、燕京等地激战。忽必烈任命总帅汪良臣、宣抚使廉希宪等人率军，最终击溃阿里不哥，夺得汗位。在此次汗位争夺中，忽必烈积极任用汉人儒士，采用“汉法”锐意革新。儒士许衡向忽必烈建议，“修德、用贤、爱民三者而已，此为治本，本立，则纪纲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 ...帝嘉纳之。”忽必烈即位之初，“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条例以闻。”这里许衡所言“纪纲”、“法度”和刘秉忠所言“祖宗旧典”、“古制”应是汉族王朝的法度纲纪，“修德、用贤”是许衡以中原王朝君主的修为要求忽必烈，可见许衡、刘秉忠等汉人儒士对忽必烈改变“万世国俗”（指游牧文明的统治方法）的殷切期盼。忽必烈听取许衡、刘秉忠等人的建议，积极任用儒士，组成智囊团，锐意革新，实行“汉法”，恢复生产，为战争提供充足的物质供给，与阿里不哥为代表的蒙古勋贵相抗衡，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忽必烈对阿里不哥征战的胜利，使其认识到中原文明的先进性，“忽必烈从阿里不哥手中夺取和林后，从来没有到那儿去住过... ...1260年他在北京建都。1267年，他开始在原北京建筑群的东北营建新城，称之为大都，即‘伟大的都城’，也被称为‘可汗之城’。”
忽必烈建都北京虽有多种原因，但与其仰慕并学习中原文明，实行汉法，拉拢汉人儒士有分不开的原因。同时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征战的胜利，也使其认识到儒士对于定国安邦的重要作用，“汉法”是统治辽阔的中原大地的有效措施，因此忽必烈便开始了规模更为宏大、政策更为具体的积极任用汉人儒士的措施。在其即位之初，正值与阿里不哥征战之时，诏曰“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年於此矣。......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虽承平未易逐臻，而饥渴所当先务。”可见，忽必烈在即位之初就认识到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四位蒙古大汗统治时期的缺陷，因此提出变革的思想。
这里的“祖述变通”即是实行汉法，采用中原王朝的治国方略，起用以汉人儒士为代表的精英团体。许衡在《事务五事》中向忽必烈建议，“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以是论之，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许衡作为理学宗师，身先仕元并力劝忽必烈“行汉法”在儒士中均具有导向作用，这种华夷观念的提出顺应了当时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消除了汉人儒士仕元的思想障碍。
忽必烈采纳了许衡的建议，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立翰林国史院，修撰辽、金史。“右丞相史天泽监修国史，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辽、金史，仍探访遗事。”立翰林国史院修撰辽、金史即表明忽必烈对中原历史的重视，同时也是继承中原王朝的统治方式，标明元朝的正统地位。至元四年“敕上都重建孔子庙。”孔子作为汉人儒士的至圣先师，具有崇高的地位，孔子庙的修复即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可，也起到了拉拢汉人儒士的作用；
第二，下令“诏军中儒士听赎为民。”“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这种任用汉人儒士的政策，是战争时期的非常之举，虽不具有制度性，但正是这种临时性的措施使忽必烈认识到汉人儒士的关键性作用；
第三，建立行省等行政机构。“朝廷当先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以督诸路，沛恩泽以安反侧，退贪残以任贤能，颁奉秩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应，内外休息。”在朝廷草创之初，正纲纪，任贤能，无疑是当务之急，这为元初的稳定以及与阿里不哥之战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可以说汉人儒士丰富的治国经验对争夺汗位的胜利和元朝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灭南宋统一中国时期
1264年阿里不哥投降，蒙古族内部的争斗结束之后，忽必烈恢复了征讨南宋的计划，于1276年征服南宋，1279年统一中国。在征服南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忽必烈仍然采取了积极任用汉人儒士的政策，这一政策也加速了伐宋战争的胜利和中国的统一。
忽必烈在伐宋之战中多采用了汉人谋士的战略战策，例如刘整、董文炳等人的策略。“文炳请于世祖曰：‘长江天险，宋所恃以为国，势必死守，不夺其气不可，臣请尝之。’即与敢死士数十百人当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载艨艟鼓棹疾趋，叫呼毕奋。锋既交，文炳麾众趋岸搏之，宋师大败。”
董文炳作为汉人，对南宋的作战方略比较熟知，又对汉地的地理、人文非常了解，因此他提出的作战方略，忽必烈欣然采用。同时忽必烈听取张文谦和刘秉忠的建议，“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当一世同仁，不可嗜杀。”改变蒙古人嗜杀、屠城的恶习，对最终打败南宋，统一全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汉将史权献策，“襄阳乃江陵之藩蔽，樊城乃襄阳之外垺，我军若先攻樊城，则襄阳不能支梧，不战自降，然后驻兵淮、泗，事必有济。”即蒙军攻占襄阳渡过长江，宋即灭亡，忽必烈采用其建议，于1268年命刘整协同阿术进攻襄阳，宋将吕文德病逝，1273年樊城失陷，宋将吕文焕降元，至此历时五年的襄樊保卫战结束。
攻占襄樊的胜利为蒙军渡江，灭南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随后元军大举攻宋，于1276年进入临安，南宋灭亡。1279年元军最终统一全国，成为历史的必然。在此次伐宋之战中，汉族士人、将领不仅在军事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并且对江南地区的治理提出了远见卓识的建议。
南宋灭亡后，元朝对南人儒士采取了优待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儒户定籍和差役优免问题上，即经济上的优待，“敕南儒为人掠卖者，官赎为民。”忽必烈曾在至元十年、十二年、十三年、十九年等，屡次下诏搜寻儒士，并减免徭役；其次是任用汉人儒士从政，并且遣使在全国范围内招汉人儒士，于是大儒窦默、刘秉忠、元好问等人，纷至沓来，被分配到中央和地方的各个岗位。
除了元好问等大儒被任用外，很多以读书为业的普通儒士被任命为学官，学官群体的形成促进了以书院为代表的学校教育的发展。“诸路岁贡儒、吏各一人。”使儒士的任用不再是偶然的行为，而是成为一种制度规范下来，这对成宗时期科举制的推行起到了积极作用。忽必烈以刘秉忠参领中书省事务，采纳其建议于1271年改国号为元，以中都为大都。“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以王鹗“擢翰林学士承旨，制诰典章。”廉希宪为中书省平章政事“振举纲维，综劾名实，汰逐冗滥，裁抑侥幸，兴利除害，事无不便。”这些均对元朝政治的稳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明人叶子奇对忽必烈建立元朝，统一中国，积极任用汉人儒士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大抵北人性简直，颇能倾心以听於人，故世祖既得天下，卒赖姚枢牧庵先生许衡鲁齐先生诸贤启沃之力，及施治于天下，深仁累泽。”在此叶子奇将世祖时期轻刑薄赋、天下治平的盛况归功于忽必烈倾心听取汉族儒士的谏言，有一定道理。
四、结语
元世祖忽必烈作为元朝的开创者，在潜邸时期就任用汉人儒士治理邢州、陕西等地，使生产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后在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过程中，忽必烈听取许衡、刘秉忠等汉人儒士的建议，在政治上锐意改革，采用中原王朝的治国方略，维持政权稳定，为战争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在军事上听取汪良臣、廉希宪（虽不是汉人，但受到中原文明的深刻影响）等人的建议，最终打败以阿里不哥为首的蒙古勋贵集团。争夺汗位战争的胜利对忽必烈定都北京和坚定不移地实行“汉法”，任用汉人儒士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其后灭南宋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忽必烈在军事战略上听取刘整、董文炳等人的建议攻克襄阳，渡过长江，直导临安，最终灭亡南宋。南宋灭亡后，元朝对南人儒士采取了优待政策，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南人对异族统治的排斥，对元初社会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
蒙古人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形成胡汉混合的二元体制，在先前的历史中不乏先例，如辽、金，因此历史的经验给予元朝统治者和汉人儒士双重的影响。面对文明先进、人数众多的汉人，特别是以汉人儒士为代表的精英阶层，如何将之收为己用成为元朝的开创者忽必烈思考的必然问题。同时汉人儒士面对政治环境的转变和文化的双重危机，并不是手足无措，相反他们有充足的历史经验，应对元朝的统治政策，那就是无论王朝如何更替，中国的文化脉络不能中断。“中原文明在蒙元时代虽经历空前严峻的考验，却能浴火重生，而且并未偏离原有的发展主线。
文化可以超越民族或族群界限，传承其优秀和精华的部分，使之可能成为不同种族的共同财富。具体到儒家思想同样可以超越族群，可以在调节民族关系、变通政权或集团政策上施加自身的影响。”在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和感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调节能力和强大的生命力。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