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秀玲 ，1912年生，宜兴新庄镇（原大塍乡）人。1929年，钱秀玲到比利时的鲁汉大学化学系读书。结识了具有俄罗斯和希腊血统的医学系学生葛利夏，并与之结婚。
婚后，钱秀玲夫妇居住在比利时的一个偏僻小镇艾海德蒙。丈夫在镇上开了一家私人诊所，钱秀玲在诊所里当护士。
1939年9月1日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43年5月德军占领了比利时，比利时人民不甘被侵，英勇地进行抵抗活动。镇上有一个参加抵抗活动的青年叫罗杰，因炸毁德军列车通过的铁路被德军抓住并被判处绞刑。罗杰的父母通过比利时国王和王后向德军求情，但也无济于事。钱秀玲从报纸上看到了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冯．法尔肯豪森是钱秀玲堂兄钱卓伦的好友，钱卓伦曾是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国防部总参办公室主任，中将军衔。1934年至1938年，冯．法尔肯豪森在中国担任国民党军事顾问时，与堂兄钱卓伦成为挚友，此人虽为德国军官，但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钱秀玲连夜写了一封信，并亲自赶到布鲁塞尔，恳求他赦免罗杰的死刑。
几天以后，冯．法尔肯豪森下达了特赦令，释放了罗杰。
1944年6月7日，在钱秀玲居住的小镇附近的艾克兴市，比利时地下抵抗组织杀死了三个德国盖世太保，德军开始了疯狂的报复，逮捕了90多个青年男子，要求当地居民交出凶手。否则德军将采取抓阄的方式，每批15个人将被处死。人们再次恳求钱秀玲想办法救人。
当时钱秀玲正怀着大女儿，她连夜坐一辆破车，冒着受冷枪和流弹袭击的危险，赶到了布鲁塞尔，请冯．法尔肯豪森帮忙。这一次连冯．法尔肯豪森也十分为难，因为他的厌战情绪和释放比利时抵抗运动分子，引起了盖世太保的不满并受到监视，希特勒也对他失去信任。但他看到一个大着肚子的异国女子的勇敢和真情，冯．法尔肯豪森还是下了决心。
第三天，被逮捕的九十多人放了回来。没过几天，冯也被调回柏林。
二战结束后，为了表彰钱秀玲先后营救了近百个比利时国民的生命，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勋章”。艾克兴市的市民们为了铭记这位巾帼英雄，特意将市中心的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市政府还在古董店里买了一座铸有龙的中国铜塔送给她作纪念。
时间又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比利时人没有忘记钱夫人。2001年金秋时节，比利时艾克兴市的市长专程到宜兴，与宜兴结为友好城市。艾克兴市市长杜特里约先生在签字仪式上地说：钱秀玲女士是宜兴人民的女儿，是艾克兴市的母亲，我的父亲就是钱女士从德军枪口中救出的90多个青年之一，没有钱女士，也就没有我。
钱秀玲，1912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名门望族。其堂兄钱卓伦，国民党中将，曾历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主任等职。
钱秀玲虽家境非常优裕，却不骄不奢。她好运动，爱打篮球，喜爱化学。学生时代起，她即立志科学报国，最大的理想是去法国居里原子能实验室学习，希望成为像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
1929年，17岁的钱秀玲像那个时代无数有抱负的青年一样，孤身一人，负笈求学，来到比利时最有名的鲁汶大学就读化学系。在校期间，漂亮而又东方风韵十足的钱秀玲，和同校医学系比自己大几岁、具有俄罗斯和希腊两种血统的葛利夏渐渐走到了一起。结婚后，钱秀玲夫妇居住在比利时一个偏僻小镇，开始了他俩长达六十多年的相濡以沫的幸福婚姻，直到1996年葛利夏逝世。
1939年，二战在欧洲爆发。怀抱科学理想的钱秀玲在炮火纷飞的年代来到沦陷的巴黎，找寻约里奥·居里主持的原子能研究所。只可惜，研究所为逃脱纳粹魔掌，已迁往美国。面对人去楼空的大楼，钱秀玲黯然神伤，返回比利时。
1940年5月，德军占领比利时。在钱秀玲居住的艾海德姆镇，一个参加抵抗活动的青年罗杰，冒着生命危险埋下地雷，炸毁了德军军列通过的铁路。事情败露后，罗杰被抓，旋即被宣判绞刑。
钱秀玲得知这一消息后，中华传统文化在她身上所孕育的正义感把她推向了那段畸形历史中的英雄舞台。和所有比利时人一样，她决不愿看到“爆炸英雄”悲惨的结局。偶然之间，她从报纸上看到冯·法尔肯豪森这个名字。“好熟悉的名字！……”
1934年至1938年期间，这位现任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战区最高行政长官，曾在中国担任国民党的军事顾问，与钱秀玲的堂兄钱卓伦互相赏识，最终结为莫逆之交。钱秀玲赴比国留学前，钱卓伦曾对堂妹说，要是遇上难事，可以找冯帮忙。
“冯现在是纳粹头子，会不会六亲不认，更加大开杀戒呢？”虽然有着种种担心，但救人如救火，钱秀玲还是马上字斟句酌地给冯·法尔肯豪森写了封信，恳求他能从人道主义考虑，设法使罗杰免于绞刑。第二天一早，她带着这封信和堂兄钱卓伦的信，赶早班车到160公里外的首都布鲁塞尔。千辛万苦找到冯后，钱秀玲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冯犹豫了一下说：“我会想办法的，让我试一下吧！”
几天后，罗杰奇迹般地被特赦。钱秀玲救人的事情传开了。在每个艾海德姆镇人心中，钱秀玲是可爱的中国女人，是“英雄”。
1944年6月7日，在艾海德姆镇附近的艾克兴市，地下抵抗组织杀死了3个德国盖世太保。德军开始疯狂报复，逮捕了97名青年男子，要求当地居民在一天内交出凶手。否则，将采取抓阄的方式，每批处死15人。在心急如焚的时候，又有人想到了钱秀玲。
当时，钱秀玲正怀着大女儿。她挺着大肚子，连夜坐着一辆破车，冒着被冷枪和流弹袭击的危险，赶到布鲁塞尔。冯·法尔肯豪森没等钱秀玲开口，就知道了她的来意。他为难了，钱秀玲却决不放弃。
第三天，被逮捕的97个人奇迹般地又被放了回来。没过几天，冯被纳粹德国调回柏林。这次见面成了她和冯在二战中的最后一次见面。
二战结束后，为了表彰钱秀玲的义举，比利时政府授予她“国家英雄”的勋章。比利时国王与王后还将一幅最心爱的合影签名后敬赠给她。艾克兴市的市民为了铭记这位巾帼英雄，特意将市中心的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
冯·法尔肯豪森回到德国就被盖世太保抓了起来，作为异己分子准备送上法庭审判。但二战结束的脚步逼近了柏林，德国投降，冯·法尔肯豪森作为战犯又被交给盟军监管。1948年，冯被引渡到比利时。1950年，冯作为德国在比利时的头号战犯接受审判。
听到这个消息，钱秀玲坐不住了。她到处奔走呼吁，寻找她救助过的人联名上书，主动接受比利时媒体的采访。她告诉记者，冯是一个侵略者，但同时，他又尽其所能，从人道主义出发，使许多比利时人免遭杀身之祸。对他的功过应该全面评价。她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做过一点事情，国家因此授予我勋章。我的成功恰恰就是因为冯·法尔肯豪森冒着生命危险，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法庭开庭时，钱秀玲还和她救助过的几个人出庭为冯·法尔肯豪森作证。最后，因为冯·法尔肯豪森作为德军占领军的首领，对战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当时，比利时有一位著名的反德国纳粹女英雄——希茜拉·温特偷偷地到监狱给冯送吃的、穿的。
冯服刑3年多，被提前释放。冯与希茜拉·温特携手回到德国的波恩定居。1966年，冯·法尔肯豪森去世，享年88岁。
战后，钱秀玲一家居住在首都布鲁塞尔邻近凯旋门的一所普通知识分子宅院里。走进钱家，看不见政府颁发的“国家勋章”，也看不见国王和王后送给她的珍贵礼物，据说她都让儿子收到不知哪个抽屉里去了。每当人们景仰地向她提起当年的往事，老人总是淡淡地、带着一丝抱歉回答：“我忘了，都记不得了。”倒是年轻一辈们追问，初恋时，葛利夏和她是谁先开始追求的对方，常常惹得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泛出羞涩的兴奋的潮色。老人的儿子说，她母亲战后很不愿接受采访，她宁愿把那个扭曲的时代忘个一干二净。无数次过滤之后，她只愿记住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比如爱情，比如亲情……
老人除了一位跟随多年的从宜兴老乡请来的保姆，还育有一儿一女，也60多了。虽然离开家乡已70年，居家服饰跟普通中国家庭和中国老太太一无区别。“乡音无改鬓毛衰”，与自己人说话时，依然是自小那口带着宜兴口音的普通话。 钱秀玲所在的赫伯蒙镇有一位名叫罗杰·杰拉德的青年，他是一名英勇的地下抵抗运动战士。1942年冬，罗杰冒着生命危险，给抵抗运动传递了德寇军列通过的信息。不久，因有人被捕后经不住纳粹的严刑逼供，出卖了罗杰等三人。罗杰的家人很快就接到了盖世太保的电话通知，要罗杰立即到警察局去一趟。只有罗杰自己知道，这一去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但自打他参加抵抗运动的第一天起，他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罗杰向父母亲告别后就赶去了警察局。
当时，驻扎在比利时的德军采取一种“连保”的方法来对付抵抗运动，他们并不经常出面抓人。因为他们知道罗杰这样的人不敢跑，即便是跑了，他们的家人也跑不掉，而整个镇子的人更是跑不掉。
罗杰走后，他的家人按照他的要求，起先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可不久，他们接到了从布鲁塞尔发来的通知书，罗杰已经被纳粹判处死刑，镇上也贴出了同样的宣判书。
那大概是1943年4月的一天，钱秀玲去布鲁塞尔看望朋友，在返回赫伯蒙的火车上，她碰到了罗杰的父母和姐姐，他们刚刚去布鲁塞尔的监狱里探望了罗杰，他们把罗杰的事情告诉了钱秀玲。
罗杰的遭遇深深地打动了钱秀玲。回到赫伯蒙镇，她发现，全镇的居民都因罗杰等人被捕而陷入了极度的恐怖与焦虑之中。经过再三考虑，钱秀玲赶到了罗杰的家中。她告诉罗杰的父母，她要尽力去挽救罗杰的性命。罗杰的父母对钱秀玲的好意表示感谢，可谈到救罗杰，他们却只能是无可奈何地叹气。连比利时国王和王后的求情交涉都被德寇拒绝，一个弱小的中国女子又能帮上什么忙呢？两位老人握着钱秀玲的手，泣不成声。
钱秀玲并非是为了安慰两位老人，故意说些好听的话。这时，她已经想到了一个人―德军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亚历山大· 冯·法肯豪森。
在德国军官中，法肯豪森可算是个“中国通”。1900年，他曾作为德军中尉参加八国联军，到过中国。1934年夏，他再次来到中国。两年后被希特勒任命为军事顾问团团长，为蒋介石围剿红军和抗日出谋划策。1938年，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德国政府决定撤回军事顾问团，停止对中国的军事支持。而法肯豪森等人写信回去，要求以个人名义留在中国，帮助中国抗战。希特勒得知后，立即严令法肯豪森等人回国，并警告说，如不执行命令，将以叛国罪论处，并取消国籍，没收财产。他们在德国国内的家眷，也将面临严重后果。当年7月8日，法肯豪森等人在广州挥泪登船。次年春天，已经退役的法肯豪森经希特勒劝说，重新穿上军装，成为德军的一名将领。
钱秀玲最早是从堂兄钱卓伦（字企裴）那里听到这个名字的。钱卓伦是国民党军少将（后升为中将），历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主管人事的部门）代理厅长、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厅主任等职。1934年至1938年，钱卓伦曾与当时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的德国军官法肯豪森共事并结为密友。
在罗杰被捕前，钱秀玲就从比利时的报纸上看到了法肯豪森的名字，当时她心中不免一惊。时刻牵挂着祖国命运的钱秀玲心想，假如这就是堂兄提到过的那个德国军官，他就有可能参与过中国早期抗战重大决策的制定。如果他将中国的军事机密泄露给德国的同盟国日本，后果将不堪设想。钱秀玲想到这里，立即提笔给堂兄写了一封信，把她的担心告诉了堂兄。不久，堂兄就回信给她，他在信中告诉钱秀玲，法肯豪森虽然也是德军中的一员，但他与那些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有不同之处。他是一个职业军官，又对中国很有感情，不会干出卖中国的事情。信中还说，此人极富正义感，为人正直。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中国的那几年里，与不少中国人都结下了特殊的情谊。
听说罗杰被捕的消息后，钱秀玲立刻就想到了堂兄的信中所言。如果法肯豪森真是像堂兄所说的那样，他也许会将罗杰释放，钱秀玲这样想着。即使是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她也愿意去闯一闯。
钱秀玲从罗杰家中回来，铺开信纸，字斟句酌地给法肯豪森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提到了堂兄信中所谈法肯豪森的为人，恳求他能从人道主义考虑，设法使罗杰免于绞刑。
第二天一大早，钱秀玲就带着长子，顶着寒风，乘早班火车赶往160公里外的布鲁塞尔。钱秀玲的长子回忆说，那时正是战时，火车走走停停，有时还会上来几个德国士兵检查证件。因为没有电话可打，他们赶到布鲁塞尔已经很晚，找到朋友家时已是半夜。后来朋友告诉他们，听到有人按响门铃，他下了一大跳，先让家人躲了起来，然后才敢下楼开门。
在布鲁塞尔，钱秀玲打听到法肯豪森就住在王宫旁的一幢楼里，那里也是德军司令部，四周戒备森严，岗哨林立。可此时的钱秀玲已顾不上许多，她拿着自己写的信、堂兄的回信和照片，径直向大门走去。法肯豪森听说是一位中国老朋友的妹妹求见，便让秘书和她约定了见面的时间。
钱秀玲至今还记得，她按照约定时间再次去那里的时候，是一个上午，大厅里站着很多德国军官，他们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她走进法肯豪森的办公室。
寒暄之后，钱秀玲向法肯豪森出示了堂兄的照片，证明了自己的身份，而后便把两封信都交给了他。她开门见山地请求法肯豪森免除罗杰的死刑。不知是钱秀玲的勇气还是她那动人的话语打动了法肯豪森。临走时，法肯豪森对她说，“我会尽量满足你的愿望。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几天后，罗杰的父母亲便收到了德军的来信，说他儿子的死刑被改为有期徒刑8年。罗杰改判有期的同一天，在比利时另一个小镇波依隆，一位被德军关押的同名死刑犯也被放了出来。
秀玲为营救抵抗战士勇闯德军司令部的消息传出后，比利时人奔走相告。她很快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女英雄。不少比利时人从各地赶来找她，请她去找法肯豪森，以救出被德军关押的亲属。热心肠的钱秀玲总是有求必应。她一次又一次地去见法肯豪森将军，从虎口中救出了许多比利时人。
钱秀玲一共找了法肯豪森多少次？救了多少比利时人？现今已经不大好查清。她的长子回忆说，他与母亲去布鲁塞尔找法肯豪森至少有五六次。我也曾为此找过不少历史学家，他们告诉我，当时许多人在亲友被捕后，都会千方百计通过关系找到法肯豪森，或者是别的什么德国高官，请他们手下留情。其中有不少人的地位都要比钱秀玲高。有的人既可能请了钱秀玲帮忙，也可能同时也找了别的人。最后被捕的人放了出来，或是被减了刑，这当中究竟是谁起的作用不那么好断定。
后来，我找到了一份战争刚结束时的比利时报纸，上面登有比利时记者对钱秀玲的专访。她对记者说的话会对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有所帮助。钱秀玲说，当时法肯豪森曾得意地告诉她，“有很多人请求得到我的帮助，这好像是比利时人的习惯。他们总是通过直接或间接认识我的人找到我，让我释放某某人。罗斯丽公主（比利时王室成员）也给我送来了许多人的名单和材料，意大利大使馆也有人送来材料，还有一些中立国使馆的人来找我，他们都希望我能释放某些人。”
战后，钱秀玲救人的故事在比利时民间广为传诵，这当中也许会有一些夸张。但赫伯蒙镇的一位老人对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人是谁救出来的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钱夫人这样一个中国女子，能够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不畏风险，多次去找占领军的首领法肯豪森。
“如果说年轻的钱秀玲是一个漂亮、敢作敢为的大家闺秀和五四青年，那么90岁高龄的钱秀玲，经历了生活的风风雨雨，可以说更加平和，更加纯粹，更加返璞归真了，甚至连她额头的皱纹也返老还童般地日益舒展。短短一个小时的接触，我觉得我们看到了她一生的历史。”编剧赵冬苓这样回忆2001年4月份的头一次拜访。
如果说生命是一条河，通过和钱秀玲老人的接触，赵冬苓认为“遗忘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赵问：“艾克兴市以您的名字命名的路名，到底是哪一年的事啊？”
老人摊摊双手：“忘记了，都忘记了……”
赵又问：“国王给您颁授的勋章，您放在哪儿了？”
老人茫然地摇摇头：“真……真不记得了。”
然而，当赵冬苓又问：“在你眼中，冯法尔肯豪森是什么样的人呢？”
“一个有道德的人。”老人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
事隔几天，赵冬苓致电钱家要求再次拜访老人。像每次接待来访者一样，老人穿着漂亮的蓝旗袍，涂一点淡淡的口红，准时等候着他们。当赵冬苓再次提起勋章的事时，老人沉吟了半天，还是那句：“不记得有这事呀？”
亲属在征得老人的同意下，帮着赵冬苓找了老半天，仍是一无所获。拜别老人后，她的亲属问赵：“今天是不是让你很失望？”
“不，正相反，从老人的遗忘，我好像抓住了她最有价值的东西，我抓住了一个人物的魂。”赵冬苓激动地回答。
然而在拍摄期间，国内竟传出了些不负责任的传言。如关于她和德国冯将军关系暧昧的种种“故事”。赵冬苓对此很气愤，“这让我们作为旁观者也感到寒心。要是真有这些所谓的故事和污点，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和文化参赞断断不敢大张旗鼓地宣扬钱秀玲老人，文化部孙家正部长也不会在拍摄期间，两次郑重向比利时文化大臣提及此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