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所谓“国民性”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个伪问题。也就是说，这些问题不能归结于某个民族的性格，而是多半要归结于时代背景，社会发展程度，制度建设，以及文化传统方面。
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生而平等，我们既不能麻醉于吹捧自己的勤劳勇敢善良，也不能一味的贬低自己的劣根性，不如西方人素质高。当然很多人，包括鲁迅、林语堂提到的劣根性，是为了让中国人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去反省，去改变，只有认识了，反省了，才会改变。
很多已经暴露的问题，例如对遭受苦难者缺乏同情心，官本位文化，自私自利，耍小聪明，不遵守规则等，其说是民族性格的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程度的问题，以近代或现代文明的眼光来审视古代社会，其中自然充满了愚昧和野蛮。男女平等，关爱残疾人士，法律人性化，禁止私刑，尊重人权等等，都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也已是国人认同的基本理念。当然，这些方面我们现在也不是全无问题，但是比之一百多年前无疑有了显著进步，而不会像过去一样，对女性等弱势群体遭受的苦难视为理所当然，这说明了某些国民性问题实际上是文明发展程度的问题，是时代与时代的差异，而不是民族与民族间的差异。
举例一优点和缺点详细说明：
比如“勤劳”。当然，这似乎是个优点而不是一个“问题”。其实，中国人让人印象深刻的与其说是勤劳，不如说是胓手胝足的勤劳并没有取得相应的财富。经济学家陈志武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他认为，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中国人的勤劳，就是为了支付制度成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缺点如缺乏公共精神，有很多现象——农民毁坏公路，车夫在道路中间随意卸货，百姓对国家大事忌妒冷淡，地方上考虑的都是各自的利益。这些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结为制度问题。往小处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得不到清晰界定，自然会引发“公地悲剧”；往大处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长久的文化认为，所谓的国家大事，实际上是帝王们的私事，“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无权利者无责任，老百姓何必操那份闲心。我承认，现在的国人仍存在缺乏公共精神的问题，但我坚持认为，这与我们的社会没有建立起责、权、利相统一的制度息息相关，而不是什么民族性格的问题。就像林语堂谈到中国人的国民性时说过的，“要中国人不象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
所以改变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教育是必须的，但是只提高教育就能改变么，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学校教育一般也要有10多年之久，长一点的读到博士，大概要接受20年左右的正统教育，学校的教育都是教育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教养有良知的公民，但还是看到很多高学历的人违法乱纪，还是看到一些人在卖国求荣，……所以教育是很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教育是文化的一种，文化也必须改良，此外，古人也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是很有道理的。
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制度建设，以及文化传统方面都是影响国民性的重要原因。提高国民素质可以从这些地方着手。崛起的中国绝对不能只把目光放在GDP上，清朝1840年的GDP是英国的5倍，还是被打败了，“鸡的屁”和“房事”绝不是一个国家的主旋律。只有一个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国民素质高的中国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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