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20世纪德语小说家。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言人人殊，暂无（或永无）定论。别开生面的手法，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
卡夫卡生于捷克（当时属奥匈帝国）首府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妹妹（另有两个早夭的弟弟）。自幼爱好文学、戏剧，18岁进入布拉格大学，初习化学、文学，后习法律，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任职。多次与人订婚，却终生未娶，41岁时死于肺痨。
1904年，卡夫卡开始发表小说，早期的作品颇受表现主义的影响。1912年的一个晚上，通宵写出短篇《判决》，从此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生前共出版七本小说的单行本和集子，死后好友布劳德（Max Brod）违背他的遗言，替他整理遗稿，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均未定稿），以及书信、日记，并替他立传。
后世的批评家，往往过分强调卡夫卡作品阴暗的一面，忽视其明朗、风趣的地方，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Les testaments trahis）中试图纠正这一点。其实据布劳德的回忆，卡夫卡喜欢在朋友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读到得意的段落时会忍俊不禁，自己大笑起来。
卡夫卡他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业余作家，国籍属奥匈帝国。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经久不衰。
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美国诗人奥登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后世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如“荒诞派戏剧”、法国的“新小说”等都把卡夫卡奉为自己的鼻祖。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粗暴、专制，对儿子的学习、生活不闻不问，只是偶尔指手画脚地训斥一通——他想把儿子培养成为性格坚强而又干的年轻人，但结果是适得其反，卡夫卡内心中一直对父亲存有无法消除的畏惧心理。由此而培养的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忧郁的气质使卡夫卡其人其书成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异化现象，难以排遣的孤独和危机感，无法克服的荒诞和恐惧。
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另一部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描述了经理把绝食表演者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四十天。表演结束时，绝食者已经骨瘦如柴，不能支持。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聘去，把关他的笼子放在离兽场很近的道口，为的是游客去看野兽时能顺便看到他。可是人们忘了更换记日牌，绝食者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终于饿死。这里的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动物了。
另外一些小说是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非理性的，如《判决》和名篇《乡村医生》，这里，现实和非现实的因素交织，透过这些荒诞的细节和神秘的迷雾，这里寓意着：人类患了十分严重的病，已经使肌体无可救药。人类社会的一些病症是医生医治不了的，这里的医生最后也变成了流浪者。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和《地洞》等揭示的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困惑感；而《审判》、《在流放地》以及《万里长城建造时》则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其中的腐朽。长篇小说《城堡》可以说是《审判》的延续，不仅主人公的遭遇继续下去，主要精髓也是一脉相承。短篇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中写到：中国老百姓被驱赶去建造并无多大实用价值的长城，他们连哪个皇帝当朝都不知道，许多年前的战役他们刚刚得知，仿佛是新闻一般奔走相告。“皇帝身边云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廷臣，他们以侍从和友人的身份掩盖着艰险的用心。” “那些皇妃们靡费无度，与奸刁的廷臣们勾勾搭搭，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纵欲恣肆，恶德暴行就像家常便饭。”他还写出了表现民主主义思想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关帝国的问题应该去问一问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
余华
简介
余华，浙江海盐人，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县。中学毕业后，因父母为医生关系，余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进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从此与创作结下不解之缘。余华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余华在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叶兆言和苏童等人齐名。着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和长篇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及《战栗》。
余华自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便接二连三的以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之间引起颇多的震撼和关注，他亦因此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事实上，余华并不算是一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包括短篇、中篇和长篇加在一起亦不超过80万字。他是以精致见长，作品大多写得真实和艰苦，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密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及文本真实。余华曾自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活着》是余华改变风格之作。在叙述方面，他放弃了先锋前卫的笔法，走向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然而结构上，仍能给读者剧力万钧、富于电影感官和想象的感觉。
主要作品
《星星》、《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在劫难逃》、《世事如烟》、《古典爱情》、《黄昏里的男孩》、《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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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m/yuhua 荒诞小说
荒诞艺术流派肇起于西方。用离奇的故事来讽刺现实的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在战争的废墟上逡巡、思索，探讨人类社会与人的生存问题，产生了存在主义哲学；并且发现，人类生存的社会以及人的存在本身都是充满荒诞的，因而用艺术形式加以表现，便产生了荒诞派艺术。最先是戏剧，以后蔓延到艺术各个门类。
中国的荒诞小说并不与西方荒诞小说雷同是中国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当 “ 伤痕文学 ” 、 “ 反思文学 ” 主潮过去之后，荒诞小说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以荒诞的手法揭示社会生活（特别是 “ 文革 ” 及其后遗症）的荒诞，能够达到某种艺术的深刻，使 “ 反思小说 ” 发展到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其次，在对十年动乱痛定思痛的个性解放思潮中，在西方荒诞派艺术的影响下，中国作家也以荒诞小说的形式思考人本存在的荒诞问题。其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都市文明的迅速发展，新一代中国作家也以荒诞小说反映现代人与社会的种种矛盾、荒诞的存在状况。另外，在魔幻现实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中国一些作家还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地域性的、原始思维中的荒诞文化意识。
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着眼，中国荒诞小说的荒诞手法也可以看出有以下几种形态。一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写现实中的荒诞之事，其内容（人和事）本身是荒诞的。二是描写出现实中没有的怪诞事物，其内容本身是虚拟的荒诞。三是在基本写实的内容中，包含有局部荒诞的处理，其形式含有荒诞因素。还有部分作品以荒诞的手法写荒诞之事，内容与形式的荒诞融为一体。
从总体来看，当代中国荒诞小说对荒诞现实的揭示，往往蕴涵着某种批判现实的精神，体现着中国作家以荒诞艺术的方式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在艺术构成上，则较多地受到意识流方法的渗透。
荒诞小说只是中国当代许多作家文学实验的一个方面，并没有一批作家把荒诞小说作为自己主要的创作艺
余华：荒诞将成国内文学主流
日前，小说《兄弟》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当晚，小说作者余华为复旦学子作了名为《文学不是空中楼阁》的讲座。针对《兄弟》此前屡被批为“过于荒诞脱离现实”，他以整场讲座作出回应，并打趣道:“批评听得太多了，今天在复旦总算有说好话的人出来了，还真有点受宠若惊。”为了控制现场人流，此次讲座“凭票入场”。余华幽默风趣的演讲，让有幸获得少数“站票”的学生一站就是两个小时。
聊《兄弟》
现实的荒诞超越文学
把川端康成视为文学启蒙老师的余华，最为推崇的却是荒诞派的马尔克斯。
他认为，之所以会有人批评小说《兄弟》过于荒诞脱离现实，是因为他们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荒诞洞悉不够而造成的。“这年头，芙蓉姐姐这样的人物都有出场费了，国学辣妹去孔庙‘勾引’孔子，还将之称为‘弘扬国学’……这些无比荒诞的事件，不都上了我们的报章杂志，还成了热点新闻吗？”相比这些荒诞的现实，《兄弟》的荒诞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余华透露，他在清华管理学院任教的朋友看了《兄弟》后曾告诉他，那些去清华念EMBA的老板们，百分之八九十都很像李光头，“这听起来很传奇，但却是现实。”
余华说，李光头与宋超兄弟俩，他更喜欢李光头，因为这一独特的人物是他此前从来没有塑造过的。而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等诸多作品中，他最喜欢的则是《兄弟》。他装出一副家长的面孔，不无感慨地说：“这都是我的孩子啊。但是有一个老在外面被别人欺负，我能不多疼他一点儿吗？”
荒诞生活才刚刚开始
余华透露，自己在写作《兄弟》前后，更是听到了许多现实生活中关于“结婚”与“离婚”的“荒诞故事”。“《兄弟》出版后，有人把一则新闻报道贴到我的博客上，内容是某地开发区的农民为了获取更多赔款，制造了无数婚姻事件来钻政策的空子。据说，有个80岁的老太太曾三次被当地20多岁的男青年抬去民政局，办理结、离婚手续；一对中年夫妇离婚以后，丈夫怎么也不愿与妻子复婚了，因为这是他多年的夙愿……”
余华认为，中国人有制造“荒诞”的天分，比如他还曾听说过，有个中国母亲移民去瑞典时，为了能把已经成年的亲儿子一起带去，竟然开出了母子俩假结婚的证明。“我们中国人总能想出办法来钻空子，哪怕用荒诞的办法也行。”他预言，“中国的荒诞才刚刚开始。如此荒诞的当代生活如果再延续50年，那么‘荒诞派’必将成为我们文学的主流。”
谈文学
文学产生于精妙细节
在余华看来，怎样的现实产生怎样的文学，文学就如同现实的泥土中长出来的草。“我们常常读到很多新闻报道，记者在叙事之外捎带出来的一两笔细节往往可以成为文学之源。”余华记得，他曾读到过一篇记述两辆卡车相撞的新闻。“记者在新闻末尾添加了一笔，写到公路两旁树木上的无数麻雀被一声巨响震落在地，或昏迷或死亡。这一笔引起读者无限的遐想，便已跨入文学之门。”同样的例子还有记者叙述一位从20楼跳楼的女子在下坠过程中牛仔裤绷裂的报道，“就是那一个细节令读者印象深刻，也是绝妙的文学之笔。”
忆过去一脸伤感
著名作家王安忆当晚三度追问余华，《兄弟》是否他企图与现实和解之作：“你曾亲口说过，写作《活着》是因为你与现实生活关系紧张。”但余华认为，《兄弟》或许没有《活着》那么激烈，但那代表了“我表达与现实之间紧张关系的另一种方式”。
在王安忆的再次追问下，余华表示，如果要说和解，20年后回头来看，“我倒宁愿和上世纪80年代的现实和解。”当时还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的他，常常与莫言等几位朋友一起去朱伟家里看各种录像带电影……回首那个年代，余华的语气中满是怀旧。
“过了20年就能和解，那只是时间差的问题。那是否意味着，20年后你也将与今日和解？”王安忆显然不依不饶，而余华却表现出一丝伤感。“当一切都成过往，冲突也会成为和谐的记忆。何况80年代的那几次紧张局势，将不同风格的作家们的命运紧密相连。现在大家都散了，各写各的，很少再有机会整个通宵在一起彻谈文学。”
说《活着》
“为何小说不像电影？”
由张艺谋执导、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拍摄至今已有13个年头，回忆起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时的情景，余华依旧记忆犹新，“我还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和800多人一起看的首映。当时，看完感觉很失望，马上给张艺谋打电话说，这部电影不用叫《活着》了，因为我强烈感到，电影一点儿也不像我的小说。”
但此后，许多国家却因为这部电影而邀请余华出国访问。对此，他不无调侃地说道：“要知道，请张艺谋那可是很贵的，所以他们很乐意请我这个原著作者，便宜嘛。”
每次出国，主办方都会组织播映电影《活着》，余华因此陪着看了20多遍，“看得腻味透了，但最后我发现，有一个奇迹出现了，我居然不止一次自问：‘为什么我的小说不像这部电影呢’？”
说起出国的经历，余华也谈到了他独特的“混乱审美”：“阿姆斯特丹是我最喜欢的欧洲城市。这个城市有无数自行车，车库里层层叠叠地堆着这些车，路边也横七竖八锁了很多自行车，简直混乱到了不能再‘美’的程度。”
（记者/干琛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