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一个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时期，由于人口的增长、社会经济活动内容的增多、尤其是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加，火灾问题也较过去严重。
多年前学术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中，有一个经典的结论，说东方专制主义国家政府的主要职能只有三项，即对内对外的战争、公共工程的建设、灾荒的防与治。而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政府对于水旱灾害的重视程度最高，因为这两种灾害具有流域性或区域性，对政府的经济基础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而火灾这类范围较小的灾害，政府的重视程度往往是不够的。中国自先秦以来就有救火的措施，到宋代更形成了较为严格的救灾制度，但直到清代，对于火灾的救治，仍然没有形成的专职的政府机构，火灾的防治仍然是一些军、政部门若干种职能中的一种，并未独立出来。直到清末，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后，中国开始有了警察制度，火灾的救治才成为一种专职机构。这种情况显示出政府对火灾重视程度的不足。与水灾相比，清代几乎从一入关起，就开始有专门机构和官员负责河流工程与治水，河道总督常常与漕运总督分治，显示的是对水灾的高度重视。
此种情况下，火灾给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害，与清王朝相始终。随手翻检一下《东华录》、《清史稿》这些基本资料，可以看到，从顺治初开始，直到宣统时期，全国各地几乎每年都有较大的火灾。焚烧官、民房舍百间以上，造成人员伤亡数百乃至千人以上的火灾，时见于记载。
由于城市化的发展，清代火灾造成的损害，较之此前各个历史时期都要巨大，因为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密集程度比过去高了许多。清初士人赵吉士《寄园所寄·囊底寄》卷一曾说到杭州城火灾加上人祸的情形：“杭城苦火灾，盖人居稠密，衢卷联络，檐舍鳞次栉比，鲜砖石垣墙；每一延烧，辄以千百间计，男号女啼，塞巷填街”，更加上歹徒乘火打劫，“抢火凶徒，咆哮挺系，甚于强劫”。道光二年九月，广州城西关大火“是日风甚，夜愈甚。”火借风势，延烧一日夜，“凡毁街七十余，巷十之，房舍万余间，广一里，纵七之，焚死者数十人，蹂而死于达观桥者二十七人”（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九，中华书局，1984年3月。）。在广州商业繁盛的地方，如此大范围的火灾，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之巨，可以想见。同时，大火也对很多重要的经济活动造成重大影响，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湖北武昌塘角大火，烧盐船四百馀号，损钱粮银本五百余万，群商请退”（《清史稿·食货四》卷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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