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7-06-07
小平是20世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留给我们最珍贵、最丰富的遗产和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博大精深，反映了对社会义义认识的新水平。理论写进了十五形成的新党章，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一面发扬的旗帜，是做好一切工作，特别是推进经济建设的纲领，这是不可动摇的结论。
邓小平是20世纪后期产生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老人家留给我们最珍贵、最丰富的遗产和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创产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反映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这一理论博大精深，写进了十五大形成的新党章，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邓小平理论是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而诞生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它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根据国情，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手抓，两手硬”、“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打开国门”、“抓紧建设，不搞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国两制，推进统一”和“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笔者不想面面俱到，本文就“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和“抓紧建设，不搞争论”这两个命题着重进行阐述。
一、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1、实事求是，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党的思想路线以及邓小平理论的基石。
对“实事求是”一语的理解，我们可以追逐到远古的汉朝、大唐和晚清时代。三个朝代一个共识：是一个形容治学态度非常严谨的学术名词。而对其语进行哲学论证并赋予新的科学含意的创立者，应当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那是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首先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一概念：“共产党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1940年初，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再次使用了这个概念。他深刻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才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到1941~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党中央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许多文章及讲话，系统地论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同志具体分析了这事求是与主观主义的根本对立。他把“学风”定位于领导、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上，这就极大丰富了“实事求是”这个学术概念的内涵。毛泽东同志还给“实事求是”下了这样一个全新的科学定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 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通常讲的规律性；‘求’就是要求我们深钻研究。”实事求是就是在这样飞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完善和提高，进而升华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当历史车轮滚到20世纪50年代的后期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党逐渐背离了实事求是这一条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唯心主义横行，形成上学业猖獗，中华民族陷和了深重的灾难，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使刚刚走向繁荣的祖国倒退了至少20年。
2、坚持真理，是党的一贯方针。“四人帮”被粉碎后，由于“两个凡是”的阻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未得到完全恢复，使党的事业继续受损。1977年春，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公开指出坚持“两个凡是”是错误的，是不面对事实的。同年夏天，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次年即1978年5月，邓小平同志以其超凡的气魄，积极倡导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中央工作会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做了专题报告，进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由于邓小平同志为“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导致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博得喝彩、赞成。至此，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才得以真正的恢复和发扬。党的工作重点才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迅速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历程看，邓小平同志已明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邓小平同志还深刻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到了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时，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以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了。他明确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路线。”回顾改革开放20年来，各条战线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正是由于我们国家执行并且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结果。正如邓小平同志经常强调：“过去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的那样，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按照总设计邓小平同志所制定的“三步走”的模式，奋勇前进。
二、抓紧建设，不搞争论。
邓小平同志在他的巨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写道：“不争论，是我的发明。”、“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邓小平同志的“不争论”思想充分体现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以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战胜“左”的思想影响，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不争论”是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强大的思想武器。这里，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其一、“左”的思想影响是改革开放的主要思想障碍。邓小平同志在其第三卷中这样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清楚。”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便使“左”的思想有其产生和存在的温床，进一步就会对改革开放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疑惑。顽固坚持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这是“左”的思想的主要特征。“左”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批评过的“本本主义”，他们一概无视这些理论的前提条件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盲目追求某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时致改革开放已走过了20个春秋的今天，仍有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指责我们以牺牲中国的文明为代价，引进了带资本主义色彩的污染物。这就严重的阻碍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同时，“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常常给人以越“左”越革命，求进步的感觉。邓小平还进一步阐明了“左”对经济建设及政权建设的危害。他指出：“现在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但归根结蒂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煽动性，所以要消除它的影响，难度也相当大，已经成为我们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思想障碍。邓小平同志在第三卷中还这样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从这里不难看出，只要“左”的不排除，那么全国上下，齐心放开手脚大干，全国推进改革开放就是一句空话。
其二、“不争论”是我们战胜“左”的思想的强大武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左”的思想有多种表现，主要表现就是对改革开放出现的新事物，总要问一个是姓“资”还是姓“社”，把原来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错误判定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把原来没有姓“资”姓“社”，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否定；把原来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但在通过努力之后，可以转化为社会主义所用的东西又一概加以排斥。这种无谓的消极争论，只能贻误改革开放和干事业的时机。因此，邓小平同志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要做到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争论”与“左”的要争论的目标不同，前者是要在中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者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不切实际的“理想”的社会主义。“不争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右”的思想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争论”思想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它击中了“左”的思想的要害，是我们战胜“左”的思想和强大思想武器。
其三、“不争论”思想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坚持和贯彻了“不争论”思想，使党所制定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有了充分的理论根据。江泽东总书记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曾这样指出：“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质上就是告诉全党，要抛弃“资”、“社”、“公”、“私”四姓的抽象争论，把资本主义创造有用于我的文明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因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肯定，邓小平的“不争论”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且对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都有借鉴的作用。
2、“不争论”思想的伟大含义。
其一、“不争论”并非一切问题都不争论。“不争论”是相对于“资”、“社”、“公”、“私”四姓而言的。一是指对改革开入的具体措施，经济发展的具体做法，不要陷入抽象的争论，以免贻误战机。二是对于已经确定了的党的方针、路线，不要争论，以免有碍贯彻执行。如果对过些问题坚持争论，就会就成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问题，更会导致“左”的思想泛滥。这是我们党所反对和不允许的。这里应当引起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和斗争是长期的，甚至永远不会停止，除了全球大同，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三是对于“真理越辨越明”不能否定，在学术问题上必须贯彻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便在争论中提高理论研究水平，澄清人们思想和行为上的混乱。
其二、“不争论”必须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同志所以高明、伟大，就是他及时告诫我们，不要因为搞抽象争论，耽误了我们大干社会主义，抢经济效益的时间。坚持“三个有利于”，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提供了科学的认识方法和判断标准。在“三个有利于”中，发展生产力是核心；增强综合国力是关键；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归宿。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东西都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并大胆地吸收和利用，使其为改革开放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其三、“不争论”就是要象邓小平同志指示的那样：“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今天的改革开放是前所未有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除了靠我们去试闯、去摸索，没有别的捷径。当然，这种探索应当是积极的、主动的，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抓紧时间，寻找一切可用的方法与手段，创造经济高效益的发展速度，否则，我们就会落后于发达国家更远。正象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探索必须胆大，不怕冒风险，以减少由于失误而造成的损失。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又这样教导我们：“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不要象小脚女人那样，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闯。”、“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意味着敢闯、敢冒险、敢干，是对改革开放负责的态度，是务实的精神。那种四平八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和行为是无益而有害的，会使我们错过良机，葬送改革开放的美好前程。当然，这种敢闯，要求是理智的，不是鲁莽行事，而是要看其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凡符合这标准的就要试要闯，不要怕犯错误，改革开放不是一帆风顺的，是要付出代价的。总之，改革开放进展顺利时，要更快求好，更上一层楼；当改革开放遇到困难时，更加需要保持闯的劲头，冒的精神。不闯不冒，我们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但却贻误了极其珍贵的战机，必将铸成不可弥补的大错。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实践检验真理的大讨论，导致我们的国家在20年间跨越了一个时代，腾飞了20年，方方面面结下硕果，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为什么在同样的土地上，人中增加了，自然资源稀缺了，中国会发生如此巨变，究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向国强民富的光辉大道。
不是吗？曾有外国友人把我们这个拥有近13亿人口，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东方大国，比作一艘超载的航船。邓小平同志是这巨轮的舵手，是他按动启航的电纽，推进睦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破除“两个凡是”；是他拨正航向，走向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三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又是他测定历史方位，将中国定位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是他抓改革开放、搞两手硬的建设，把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平稳、安全、胜利地驶向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