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我”与“小我”
关于“大我”与“小我”的意思，过来人大约都该耳熟能详。一般的认识就是：“大我”代表着国家，民族，组织，团体，简约之，代表着集体；它最经常的抽象形象是“国家”。“小我”不过是单个的个人，代表的不过是个人；它最经常的具体形象是每一个个体张三李四。
在传统意识形态观念影响下，这一概念定位，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先验性质的认识论或预设的道德天条。
从它试图作用于道德实践的功能性来考察，它屡屡强调的是这样一个意图：当着种种利益或可或已经发生冲突之际，“小我”应该（事实是：必须）服从于“大我”。它的潜在的价值系统说明是：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它是“爱国主义”理论的伦理基础之一。事实上，它也确实总是作为一种认识论或道德规范，以“爱国主义”面目出现在“教科书”式的各种文本文件，或理论宣传与慷慨表态中的。
在持久的宣传与影响下，这种认识论或道德规范，已经享有了天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极少被人质疑。当着“国家”的某个代表或自以为代表国家利益发言的人物祭出“大我”“小我”的翻天印时，张三李四除却放弃个人利益已经没有了其它选择。
但是，当你一旦放弃了个人利益，服从于“大我”利益时候，你也能够获得一份源于“大我”利益获得者的代表人物的嘉奖，赋予你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桂冕。该嘉奖的通常形式是口头上的，或颁发给你一份奖状、锦旗什么的；堂皇一点儿的，还要开一个会，由相应规格的官员出场讲话，给予你相应的鼓励，而你，也可能会得到一次在大会发言的机会，“宣讲”被审定通过的书面文稿。
“大我”获得了它必须获得的利益，“小我”失去了他必须失去的利益；“大我”给予了“小我”他认为应当给与的嘉奖，“小我”得到了期望中或意料外的来自于“大我”的表彰。一次又一次地，“大我”，“小我”，就在这种“祥和”的气氛中维持了共同体间的平衡。
这个现象，是从来如此的。但是，细说它的来龙去脉，现在还似乎不合时宜。不过可以像鲁迅那样发一问：从来如此，便对么？
就说是“爱国主义”吧，张三李四人人都“奉献”着“个人利益”，那么，最终的获利者是谁呢？
假如能够从计量角度考察，这个“大我”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谁能说出“大我”是什么样子的吗？——它不过是一个观念。更多的时候，它还是一种工具。
是观念为人，还是人为观念？这是两个不同的考量。
是工具为人，还是人为工具？这是两个不同的考量。
——在当今这个话语环境中，老金固执地相信，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就像对许多类似问题的回答一样，只能是个性化的。
即使这样，也已经是一个进步了。所以这样说，一个理由就是：当着意识形态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事实上是只能有一种答案。当着可能出现两种或更多答案的时候，动摇绝对统治的个人自由时代已经悄然惠临了。假如我们能够不去歪曲地理解个人自由，这个时代的最终期望是指向一个整合中的社会现象的，这个现象应该表现为：自己爱自己，也爱别人——张三不仅爱着自己，也爱着李四；李四不仅爱着自己，也爱着张三。它将成为最贴近爱国实质的认识论与道德规范。赖此，“大我”，“小我”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去承担它应该承担的什么名义。
附一：网友“夸父”讨论意见
集体主义有一个含糊的进化（“社会发展”）观作基础：生命的进化从简单倒复杂，到了个体的人之后，还可以进化为“社会的人”。这个“社会的人”的人性本质就出奇的奥妙了，它不是人人所自发感觉得到的个体的经验，而是根据一种理论推演出来的集体的“认定”，就是所谓的阶级性、“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非常奥妙，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个体存在的意义被彻底消解了，人性可以根据“阶级利益”需要任意曲解。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将人性解释终结于身心健康、社会成熟的个体了，所谓“大我”以非人格化方式回到它应该的位子上。要说总结，我觉得可以有个这样的总结：对人性本质和其当然价值的认定，不能够超越独立个体的人的自然本质。
附二：网友“穹天巨野”的讨论意见：
在我们的权力以及法制系统里面，如果你留心，你会发现处处透着伟大和崇高，处处透着小我面对大我的卑微与服从。怎样保证大我的意志之最严格的统一？这就只有使千百万人的意志服从一个人的意志。确定这个“当选人”的机制却一直没有被确定下来，时而首长负责制，继而集体领导。而人民总是会配合，使得这种机制绕过他们。
在我们的文学里呢？说话人自己常常是可有可无的，他只是某种强势话语的传声筒，而听众也应该是匍匐在下的。我们所谓的“草根的”文学，那些收进我们从小就学的课文里的东西，据我看来，其实背叛了鲁迅那一代人的理念。因为这种历来就有的农民的语言其实就是奴隶的语言，处处透着对绝对者的渴望。
在中国（对不起各位，又是这样的语气），如果要向一个“从来如此”的东西发难，是很需要勇气的。因为正如鲁迅先生说过的那样，“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处，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热风 随感录三十九》）”
实际上，在中国谈论个人主义一贯需要小心翼翼，很容易被曲解（在这一段话中也需要小心翼翼地来谈）。谈论个人主义，就避不开胡适。胡适是一个头脑很清醒的人，小心翼翼地在左右的大潮中谈论他一贯的个人主义的重要。我一直觉得胡适作为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一个伟大的启蒙者，在中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确实非常令人遗憾。回过头去看，胡适所倡导的东西在那时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都是超出时代的。然而，凡是智者可能注定要忍受孤独。在他一生中最最闪光的时期——五四时期，用李敖先生的话来说，“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却沦为了浪花余沫，成为了一个被夹击的人”。他的缺点是太不愿意拿笔做枪，太不善与人争辩，最后陷进了小岛和小楼。胡适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悲剧。不管我们对历史做多少假设，在中国始终缺乏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土壤，这也就决定了在今天，像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依然会，并且始终会被边缘化。类似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声音还依然可能会被沦为浪花余沫。
怎么办？
惟有在孤寂中不懈地启蒙和呼喊。
附三：网友“严行”的讨论意见：
这“大我”与“小我”的概念里，含着这样的一个前提：大我与小我是不等值的。在大我面前，小我的利益与性命都可以忽略不计。
于是，在我们的历史上，就呈现着小我如蝼蚁，一堆堆一群群为所谓“大我”殉命的实况。鲁迅愤怒地用“吃人”两个字，来形容这种观念笼罩着的漫长历史。
“大我”其实是一个十分空泛的概念，它是抽象的，它不可能发言，不可能表现某种意志，它只能“通过”具体的代言人来进行表达。则，代言人就会秉持“大我”所赋的权利，以“公”的名义，以官冕堂皇的说法，来钳制具体的“小我”。
古时候，这“大我”的代言人是君主，“朕即国家”，“小我”为朕、为国而死，不过是代价。
即使今天，“代价论”不仍然很畅销吗？工人农民成为被损害被剥夺者，一句代价就打发了。而动辙上万上亿的资金，被一些人以“大我”的名义挥霍，一句交学费也抹平了。
在我们的观念中，有大量完全谬误的东西。比如“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其实，大河的水从哪里来？都是从小河流过去的嘛！什么时候，到了真正尊重每一个“小我”的时候，到了“小我”可以作为完全独立的个体的时候，我们所尊奉的“大我”也才真的“大”起来了。
其实全部西方现代文化精神，就是建立在对“私有财产与个人意识”的充分尊重上的。在他们的思想观念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意志不得任意剥夺。不论国家、集体、组织与他人，谁也不能无故侵犯或剥夺另一个人私有财产与个人意识。西方的法制，基础是什么呢？它的基础是为了保护个人利益不受损害！（包括小我利益不受大我的损害）这跟我们过去理解的什么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了大我牺牲小我……等等，完全是相反的。
现代西方社会是商品社会、市场经济。那么，商品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前提又是什么呢？是个人具有充分的自主权，是个体完全自由！想想看，一个自已不能完全作主的人，能与另一方签什么合同吗？（就像现在国内，有的合同，完全是某领导的意志，就是私人企业签合同，也要照看“有关部门”的利益，这能叫自主吗？这合同签的时候，有完整的个人意志吗？）在“小我”不能作主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的。
在国内，小我应有的权利，很多时候是不在自己手里掌握的。要“领导”、“有关方面”、“主管部门”……来代小我负责。小我可真“小”啊。
该是“小我”追回自己权利的时候了。
参考资料：
http://www.cat898.com/lib/readtext.asp?textid=3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