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出生于柯尼斯堡，德国哲学家、思想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是启蒙运动时期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是德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他调和了勒内·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与法兰西斯·培根的经验主义，被认为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其一生深居简出，终身未娶，过着单调刻板的学者生活，直到1804年去世为止，从未踏出过出生地半步。
主要成就
哲学
知识的普遍必然性
康德哲学是从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开始的，不同的是他并不怀疑普遍必然性原则存在，他认为自己要做的是为已有的科学知识寻求其可能性条件，并划定科学知识的范围，从而为科学重新奠定牢固的基础。为了说明这一点，康德主张“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他一方面赞同经验论的观点，即世人的一切知识都是经验知识，离开经验世人没有任何知识；另一方面，也赞同唯理论对经验论的批评：对科学知识来说仅有经验是不够的，它们的普遍必然性只能是先天的。他的问题是：来源于经验的知识是如何获得普遍必然性的。康德分析了世人现有的知识的结构。他认为，按时间先后说，先于经验世人没有知识，世人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但并不能说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因为在经验中就已经有先天知识的成分了，否则经验本身也不能形成。显然，康德认为，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是由世人的经验和世人的认识能力共同构成的。
批判哲学的认识论
对人类认识能力本身的这种分析就进入了认识论的领域，因为这种分析本身已经是一种认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提出的认识论的总问题是：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在他看来，一切知识都基于判断，因为单个的表象或概念是无所谓真假的，只有把两个表象或概念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判断（如“这朵花是红的”），才有真假问题，才构成知识。判断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分析判断，一类是综合判断。所谓“分析判断”是指这样一类判断，判断的宾词原本就蕴含于主词之中，实际上是把早已蕴含在主词之内的东西解释出来而已，如“三角形有三个角”。显然，这类判断具有普遍必然性，但由于宾词只是对主词的解释，并没有增添知识的内容，因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所谓“综合判断”是指这样的判断，宾词并不包含在主词之中，是后来世人通过经验加在主词上的，如“物体是有重量的”。显然，这类判断能够扩展世人知识的内容，帮助世人认识世界，因而只有综合判断才是真正的知识。综合判断虽然是知识，却不一定是科学知识。“综合判断”还可以划分为“后天综合判断”与“先天综合判断”。只有“先天综合判断”既能够扩展世人的知识，又具有普遍必然性，它才是最终使世人能够不断获得新的可靠的科学知识的根据[3]。
先验感性论
康德把研究感性先天形式的理论称为“先验感性论”。所谓“感性”，指人的认识的一种被动的接受性，也就是“直观能力”。康德认为，当外在的对象刺激世人的感官时，在主体方面接受刺激印象的感受能力便开始活动，一切对象只有通过感性才能被主体接受，对象与主体感受能力处于一种直接的关系中。因此，康德称这种认识是“感性直观”。
先验分析论
康德把知性看作认识的第二阶段，认识从感性进到知性是必然的。在知性阶段，知性把感性提供的分散而无联系的材料综合统一起来，使之获得知识的意义，成为有意义的思想，从而产生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科学知识。
先验辩证论
康德认为，人类的认识从感性开始，经过知性，最后以理性告终。由于知性以感性为基础，它就不可避免地受感性限制，它获得的知识，一方面只涉及现象，不是事物自身的知识:另一方面又是不完整的，没有达到最高最后的统一。理性是人类认识的最高能力，它要求知识的“彻底性”一一不仅要追求关于现象的经验知识，而且要超越经验界限，去追求“终极”、“完备”、“绝对”等等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东西。理性的目的是从现象向物自身前进，从不完整的经验知识向全部经验知识的大统一前进，所要达到的最高统一体就是理性的理念。
实践理性的公设
按照康德的观点，幸福与道德的区别是道德存在的基本前提，因为前者是他律的，而后者则要求自律。幸福或快乐属于假言命令，我讲诚实的目的是为了幸福或快乐而不是为了诚实本身，所以是他律的:而德性则属于绝对命令，我出于道德而遵守道德准则，没有别的目的，因而是自律的。世人不能想象道德建立在他律的基础之上，因为那样的话，世人都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所以，幸福和德性是不能混为一谈的[3]。
新康德主义
新康德主义最早出现于19世纪50至六十年代的德国，是一场针对在古典哲学浪潮消退后科学领域泛滥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反对运动。其发源地为德国，是多个不同学术中心流派的总称。
1865年，奥托·李普曼在《康德及其模仿者》一书的每一章都以“回到康德去”为结论，这部书使得当时德国哲学家对康德哲学的热情再度高涨，标志着新康德主义的开始。新康德主义是学院哲学，在世纪之交，德国几乎所有的大学教授都被新康德主义占有。
宗教
康德把宗教附属于实践理性，从道德的角度建立起宗教和神学，他的宗教问题是从道德问题，是从至善概念引申出来的。这是基于理性本质的信仰，从道德的立场上确定信仰的必然性，道德的义务也就是神的命令。到批判时期，康德的宗教思想已经基本完善。他的实践理性本质上也是归宿于纯粹理性体系的，而信仰问题则是纯粹理性额外留下的地盘。合目的性的思维，使道德和信仰得到了统一，也使宗教和审美得到了统一。康德宗教观的成熟，是他审美判断力研究的有机延伸，也使他的美学思想和宗教思想前后关联，一脉相承。在前批判时期的《通灵者之梦》中，康德将唯理论者与通灵论者相提并论，加以讽刺和否定。康德把通灵现象看成是一种因疾病而导致的神经错乱，是一种想象的“幻觉”；而唯理论也是疯子的呓语。其中反对过分强调理性，重视情感和感性包括经验的作用。他还根据实践理性的兴趣提出了他关于形而上学的一套构想，强调要在人的内在动机中寻求“共同意志规则”，并把个体符合这一规则的感受称为“道德情感”，把它看成个人意志服从于共同意志的桥梁，为日后对他思想体系中将宗教归属于实践理性作出了初步的探索。康德在批判时期批判了理性神学，在神秘主义和唯理主义之外确立宗教的位置，主张限制知识，防止知识僭越知性之外，为信仰保留地盘，在纯粹理性领域否定的上帝又在实领域发挥了道德的作用。他认为实践理性中公设的自由、灵魂不朽和神的存在的观念，是人人都需要的。他把道德与宗教看成在内容上是相互依存的。后期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把神秘主义因素看成是宗教道德本质的外在饰物，反对烦琐、牵强的宗教仪式。他反对旧宗教对人性的扼杀，特别是对人的主动性的压抑和对人的奴役，把宗教看成是人们追求幸福的一种形式。康德宗教思想的成熟，正是从审美判断力问题的研究贯穿下来的。这种宗教思想反映了康德对于宗教既是道德的、又是诗意的体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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