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儿童的记载，尽管方中永的早慧因为教育失误和他自身骄傲而使其成为一个平庸者，但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特殊教育在特殊儿童一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古代有开明的残疾人政策。夏商周时期有减免残疾人税收的规定，《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日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日恤贫，五日宽疾，六曰安福”。这种政策到春秋时就有了问疾、养疾（收而养之，官之衣食）之举。从秦汉到明清，开明统治者都设置了专门机构去关注残疾人的生存状况，对残疾者赐谷、设“悲田制”、“福田制”和“养济院”等。我国古代在用人机制上对残疾人一视同仁，周代就有盲人担任乐师和相应官职，孙膑和司马迁是肢体残疾者，受刑后仍被重用。
特殊教育的早期阶段：现代特殊学校的产生
漫长的封建社会，特殊教育发展异常缓慢甚至停滞。直到1874年，苏格兰教会人士穆威廉(Willi-am·Murray)在北京建立“瞽叟通文馆”（现北京市盲人学校）、1887年美国传教士梅尔斯夫妇(C·Y&A·Tmills)在山东登州（蓬莱）建立了“启喑学馆”（烟台市聋哑中心学校）。20世纪初，张骞、周跃先等人率先创办特殊学校。1921年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小为弱智儿童开设的“特殊学级”，揭开了中国特殊教育各领域发展的新纪元。
中国近代制度化的特殊教育源于学习西方，1922年“新学制”的“附则”中提出应注意特种教育，这是我国学制史上的特殊教育。陈鹤琴于1934年7月至1935年3月间出席了国际幼儿教育会议，并到
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丹麦、前苏联、波兰、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士等11国进行了教育考察后，于1935年8月10日在《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中提出：“愿全国盲哑及其他残废儿童，都能享受到特殊教育，尽量地发展他天赋的才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分子，同时使他们本身能够享受到人类应有的幸福”。这标志着我国教育研究者将研究对象从健康儿童转向特殊儿童，这是教育民主化和人类进步的体现。具有现代意义的特殊教育学校正是在中国这一特定矛盾的文化氛围，低经济水平和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艰难地发展。 早期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特殊教育学校，承担起了特殊教育师资的培养及培训任务，致力于通过办学来建构特殊教育体系。刘先骥于1916年在湖南创办的导盲学校，是我国早期创办的特殊学校之一，1921年又增设了师范部，培养特殊教育师资。实业家张骞也于1916年创办了南通盲哑学校。陈鹤琴(1892—1982)从致力于中国教育科学化和民主化角度出发，十分关爱特殊儿童，是站在中国儿童教育发展高度将幼稚教育、国民教育和特殊教育并列为儿童教育的第一人，充分认识到发展特殊教育对社会进步的价值，积极呼吁社会关应注特殊儿童教育和发展。他认为，只有关注特殊儿童心理的教育才是科学的教育。他在上海国立幼稚师范专修科讲授儿童研究课程时，专章讲述了低能儿童问题：特殊教育不仅要关注他们的身体缺陷，更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因为特殊儿童具有许多不同于正常儿童的特殊心理，特殊教育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他还对耳聋儿童、口吃儿童和低能儿童的心理进行了研究。
特殊教育的发展阶段：现代特殊教育体系的形成
到新中国成立前，共有42所盲聋学校，2380名在校生。旧中国的特殊教育学校仅仅局限于盲聋两类儿童的教育，且盲、聋学校多为私立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于1951年签署了《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规定设置聋哑、盲人等特种学校，标志着特殊教育成为新中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殊教育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是1988年，第一次全国特殊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在我国特殊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新中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殊教育学校一直是我国大陆实施特殊教育的主要形式。从1954年到文革前，前苏联留学生在北京和上海曾进行了弱智教育实验。1979年开始，北京创办了弱智儿童特殊教育班，1983年开始建立首批培智学校。
1985年，很多地区为节约经费，提高残疾儿童入学率，采取了在普通学校中设置特殊教育班的形式；北京、上海等地基于回归主流的教育理念，开始实验普通班级吸纳残疾儿童学习的形式，即后来成为“随班就读”。随着《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及《残疾人保障法》和《残疾人教育条例》的实施，发展特殊教育的任务迫在眉睫。1990年开始，为了使农村的弱智孩子能接受教育，在农村也出现了随班就读的安置形式，这种新形式与国际后来提出的融合教育或全纳教育相吻合。之后，中国形成了以大量的特教班和随班就读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的多种办学形式。
启示
1.理性地看待特殊教育
理性地对待特殊教育理念的发展历程，形成科学的特殊儿童教育观，保障残疾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和发展权，恢复、治疗其身心功能，使之在最大程度上接近于正常人的生理或心理机能，这是其获得真正发展的途径。
加强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合与合作，通过家校之间合作来提高社会融合质量；使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帮助和教育。在普通教育班级中进行个别化教育，将特殊教育技术运用于普通教育课程，儿童需求的多样性被最大限度地容纳在普通教育课程中。
2.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
我国特殊教育学校的产生虽然迟于欧洲，但对残疾人的认识却具有朴素的唯物论色彩和人道主义倾向，其发展变化有着自己独特的形式和特殊的文化底蕴。特殊教育实践活动与尊重、保护人的基本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
公平、人道地对待残疾儿童，尊重其个性与人格发展需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水平，是衡量我国综合回力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而特殊教育法规是促进特殊教育发展水平的有力保障，因此完善特殊教育法规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颁布了系列相关的特殊教育法律法规，如《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特殊教育条例》、《特殊学校暂行规程》等，推动了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法制化进程。但现行的特殊教育法律法规难以适应其发展，表现出某些条款滞后于特殊教育实践，操作性不强，执
法的力度不够。因此，应将现代特殊教育理念引入特殊教育法，明确权利与义务的强制性。
教育质量的关键在教师，而我国受过专业训练的特殊教育师资严重缺乏，我国在1989—2000年的11年时间里下达的特殊教育专项补助款仅为2亿人民币。为此，应当尽可能增加对特殊教育经费的投入，使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同步发展，致力于为障碍者和天才提供最适合的教育，提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让他们拥有高质量的生活。追问
我国古代有开明的残疾人政策。夏商周时期有减免残疾人税收的规定，《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日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日恤贫，五日宽疾，六曰安福”。这种政策到春秋时就有了问疾、养疾（收而养之，官之衣食）之举。从秦汉到明清，开明统治者都设置了专门机构去关注残疾人的生存状况，对残疾者赐谷、设“悲田制”、“福田制”和“养济院”等。我国古代在用人机制上对残疾人一视同仁，周代就有盲人担任乐师和相应官职，孙膑和司马迁是肢体残疾者，受刑后仍被重用。
特殊教育的早期阶段：现代特殊学校的产生
漫长的封建社会，特殊教育发展异常缓慢甚至停滞。直到1874年，苏格兰教会人士穆威廉(Willi-am·Murray)在北京建立“瞽叟通文馆”（现北京市盲人学校）、1887年美国传教士梅尔斯夫妇(C·Y&A·Tmills)在山东登州（蓬莱）建立了“启喑学馆”（烟台市聋哑中心学校）。20世纪初，张骞、周跃先等人率先创办特殊学校。1921年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小为弱智儿童开设的“特殊学级”，揭开了中国特殊教育各领域发展的新纪元。
中国近代制度化的特殊教育源于学习西方，1922年“新学制”的“附则”中提出应注意特种教育，这是我国学制史上的特殊教育。陈鹤琴于1934年7月至1935年3月间出席了国际幼儿教育会议，并到
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丹麦、前苏联、波兰、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士等11国进行了教育考察后，于1935年8月10日在《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中提出：“愿全国盲哑及其他残废儿童，都能享受到特殊教育，尽量地发展他天赋的才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分子，同时使他们本身能够享受到人类应有的幸福”。这标志着我国教育研究者将研究对象从健康儿童转向特殊儿童，这是教育民主化和人类进步的体现。具有现代意义的特殊教育学校正是在中国这一特定矛盾的文化氛围，低经济水平和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艰难地发展。 早期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特殊教育学校，承担起了特殊教育师资的培养及培训任务，致力于通过办学来建构特殊教育体系。刘先骥于1916年在湖南创办的导盲学校，是我国早期创办的特殊学校之一，1921年又增设了师范部，培养特殊教育师资。实业家张骞也于1916年创办了南通盲哑学校。陈鹤琴(1892—1982)从致力于中国教育科学化和民主化角度出发，十分关爱特殊儿童，是站在中国儿童教育发展高度将幼稚教育、国民教育和特殊教育并列为儿童教育的第一人，充分认识到发展特殊教育对社会进步的价值，积极呼吁社会关应注特殊儿童教育和发展。他认为，只有关注特殊儿童心理的教育才是科学的教育。他在上海国立幼稚师范专修科讲授儿童研究课程时，专章讲述了低能儿童问题：特殊教育不仅要关注他们的身体缺陷，更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因为特殊儿童具有许多不同于正常儿童的特殊心理，特殊教育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他还对耳聋儿童、口吃儿童和低能儿童的心理进行了研究。
特殊教育的发展阶段：现代特殊教育体系的形成
到新中国成立前，共有42所盲聋学校，2380名在校生。旧中国的特殊教育学校仅仅局限于盲聋两类儿童的教育，且盲、聋学校多为私立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于1951年签署了《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规定设置聋哑、盲人等特种学校，标志着特殊教育成为新中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殊教育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是1988年，第一次全国特殊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在我国特殊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新中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殊教育学校一直是我国大陆实施特殊教育的主要形式。从1954年到文革前，前苏联留学生在北京和上海曾进行了弱智教育实验。1979年开始，北京创办了弱智儿童特殊教育班，1983年开始建立首批培智学校。
1985年，很多地区为节约经费，提高残疾儿童入学率，采取了在普通学校中设置特殊教育班的形式；北京、上海等地基于回归主流的教育理念，开始实验普通班级吸纳残疾儿童学习的形式，即后来成为“随班就读”。随着《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及《残疾人保障法》和《残疾人教育条例》的实施，发展特殊教育的任务迫在眉睫。1990年开始，为了使农村的弱智孩子能接受教育，在农村也出现了随班就读的安置形式，这种新形式与国际后来提出的融合教育或全纳教育相吻合。之后，中国形成了以大量的特教班和随班就读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的多种办学形式。
启示
1.理性地看待特殊教育
理性地对待特殊教育理念的发展历程，形成科学的特殊儿童教育观，保障残疾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和发展权，恢复、治疗其身心功能，使之在最大程度上接近于正常人的生理或心理机能，这是其获得真正发展的途径。
加强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合与合作，通过家校之间合作来提高社会融合质量；使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帮助和教育。在普通教育班级中进行个别化教育，将特殊教育技术运用于普通教育课程，儿童需求的多样性被最大限度地容纳在普通教育课程中。
2.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
我国特殊教育学校的产生虽然迟于欧洲，但对残疾人的认识却具有朴素的唯物论色彩和人道主义倾向，其发展变化有着自己独特的形式和特殊的文化底蕴。特殊教育实践活动与尊重、保护人的基本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
公平、人道地对待残疾儿童，尊重其个性与人格发展需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水平，是衡量我国综合回力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而特殊教育法规是促进特殊教育发展水平的有力保障，因此完善特殊教育法规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颁布了系列相关的特殊教育法律法规，如《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特殊教育条例》、《特殊学校暂行规程》等，推动了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法制化进程。但现行的特殊教育法律法规难以适应其发展，表现出某些条款滞后于特殊教育实践，操作性不强，执
法的力度不够。因此，应将现代特殊教育理念引入特殊教育法，明确权利与义务的强制性。
教育质量的关键在教师，而我国受过专业训练的特殊教育师资严重缺乏，我国在1989—2000年的11年时间里下达的特殊教育专项补助款仅为2亿人民币。为此，应当尽可能增加对特殊教育经费的投入，使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同步发展，致力于为障碍者和天才提供最适合的教育，提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让他们拥有高质量的生活。追问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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