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韶事件与井冈山战争有什么联系

Question

罗克韶事件与井冈山战争有什么联系

Answer 1

　井冈山罗克绍事件引发的冤案

　　袁文才生平
　　袁文才（1898～1930），原名袁选三，江西宁冈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1898年10月生于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马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1年考入永新县禾川中学。
　　早年为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参加当地的马刀队，任参谋长。1926年秋，“马刀队”被编为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任团总。同年9月，受湖南农民运动影响，在中共宁冈县支部的领导下，举行宁冈暴动，建立农民自卫军，任总指挥。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率农民自卫军在茅坪坚持斗争。1927年7月，根据党的指示，会同王佐等率领的农民自卫军，攻进永新县城，打开监狱，营救了一批共产党员和群众。同时，成立了永新县革命委员会和赣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任自卫军副总指挥。后来敌人反扑占领了永新县城，袁文才见敌人势众，带领农民自卫队保护中共永新县委负责人王怀、刘珍、贺子珍等迅速撤回宁冈茅坪一带。后来国民党调一个团的正规军进山“追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利用山高林密的天然屏障，灵活指挥，将部队化整为零，出没无常，有利就打，不利就躲，历时一个多月，拖得国民党“追剿”军精疲力尽，不得不退下山去。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驻宁冈茅坪后，在此会见袁文才派来的代表。为了争取这支农民武装，毛泽东在宁冈大仓村会见袁文才派来的代表。为了争取这支农民武装，毛泽东在宁冈大仓村会见袁文才，向袁文才详细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前途。勉励袁文才同工农革命军联合起来开展斗争。并赠送100支枪给袁文才。袁文才深受感动，表示一定为革命掌握好枪杆子。愿意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并慷慨地回赠1000元大洋给毛泽东用于工农革命军的给养。并表示他接受整编，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2月，袁文才领导的赣西农民自卫军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袁文才任团长，从此，这支队伍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及湘南起义农军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后，成立工农红军第4军。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编为红4军第11师第32团，袁文才仍任团长。先后率部参加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新城、龙源口、黄洋界、坳头陇等战斗。曾被选为湘赣边界工农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4军军委委员。
　　1929年1月，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袁文才任红4军参谋长，随军出征。不久独自返回井冈山，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务委员。1930年2月23日，于永新县被诬陷杀害。
　　袁文才同志塑像全国解放后，袁文才被错杀的历史陈案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追认为革命烈士。1956年5月，毛泽东上井冈山时，特地将袁文才烈士的妻子谢梅香接到井冈山宾馆，亲切地称她“袁文嫂子”，向她表示亲切慰问，并一起照了相。袁文才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编辑本段]袁文才之死的来龙去脉
　　关于“袁文才、王佐与土匪关系”的讨论
　　1928年底，国民党调动了三万余人的兵力，对井冈山实施围困战术。由于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加上经济上的封锁更加严密，红四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
　　面对这种困难，毛泽东、朱德等在1929年1月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柏路会议，决定实施毛泽东提出的“围魏救赵”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挥师下山，直出赣南，从而达到内线坚守与外线作战相结合。
　　1月7日中午，柏路会议正式结束，代表们纷纷起身离座。时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兼红四军政委的毛泽东，忙向鱼贯而出的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中共永新县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等人招了招手，将他们留了下来。
　　毛泽东抓过身旁的布包，环视了众人一眼，抖落出已经传达过的中共六大文件。他用手指着《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的章节，说：“让大家留一下，是要传达一个文件。上午传达时，袁文才、王佐在，我跳过了这一段。”
　　大家一听，立即睁大眼睛，不由得面面相觑。
　　“这是中央‘关于与土匪的关系’一节”，毛泽东抬眼看看大家，又念了起来，“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这是保持地方秩序的先决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念完这一段，毛泽东放下文件，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听明白了吧？就这一段，我上午没念。真不晓得中央搞么子呀？弄出这一条政策来。要是老袁、老王晓得了，还不知有啥事？你们几个议一议，该咋办？”
　　王怀和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
　　陈毅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前几天我们红四军才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与共产党齐心合作，怎么一下子又变了调头？再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
　　朱德也表示了异议：“土匪的称呼是土豪劣绅的叫法，老袁、老王是被逼上山，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再说，中央这么做，不是让红四军去干过河拆桥的事吗？自相残杀，怎么也说不过去。”
　　毛泽东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宽慰多了，他一锤定音说：“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
　　王怀、龙超清不再争辩。
　　然而，刚在年底接替谭震林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邓乾元却对毛泽东的决定有异议。在他看来，中央文件对土匪的处置不是凭空制定的。他认为应该将袁文才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免去，另行换岗，不让他与王佐纠合在一起。邓乾元的意见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毛泽东也觉得这个提议既可行又合理。于是，他又果断地提出了将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大队一起远征赣南。
　　朱德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为了照顾袁文才的情绪，毛泽东又建议并通过了任命袁文才的好友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的决定。
　　时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以不清楚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为由，自始至终没发表任何看法。
　　次日，毛泽东找到袁文才，通报了前委对他的任职方案，希望他能顾全大局，出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军行动。袁文才心中当然割舍不下他熟悉的井冈山，但最终他还是表态：愿意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
　　为了平衡关系，也为了能真正黏合边界特委与王佐等人，毛泽东将自己一贯器重的党务工作者宛希先留了下来，并反复作了特别交代。
　　袁文才所处环境日趋紧张
　　1929年5月，围困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因忙于军阀大战，大部已撤走。井冈山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长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远征赣南的红四军经过连日的长途奔袭后，作了短暂休整。
　　这天，袁文才来到了与他一向交厚的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处，只见门敞开着，院子外两条破长凳上晒满了文件。屋内，刘辉霄来回走着，不停地整理前委的东西。
　　袁文才望着忙碌的刘辉霄，没有惊动他。他正欲跨门而入，却本能地回头一瞥，只见长条凳上一溜地摆着中共六大的一系列文件，其中一份用铅笔画出了粗粗的黑杠，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异常醒目。
　　袁文才收住脚，好奇心顿生。他反身仔细一看，那粗黑的铅笔下画出的居然是一行如此醒目而又刺激他神经的标题“与土匪的关系”。
　　他屏住呼吸，急速地看了下去。看完后，袁文才顿觉寒彻肌骨，仿佛掉进了冰窖。他放下文件，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刘辉霄闻声而出，看见袁文才如此失魂落魄，心中顿时明白了。他走过去，用力将袁文才扶进室内，却不知说什么好。
　　两人默坐一阵，袁文才怏怏地告退。从此，那份文件像梦魇一样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终于有一天，跟随南下部队到了广昌苦竹坝，觉得自己已陷入了灭顶之灾的袁文才，决心脱离红四军，再回井冈山。他拉上刘辉霄、谢桂标等人，以“到哪里都一样的革命”为由，将一张“告假条”留在军部，趁着黑夜悄悄离开部队赶往井冈山。
　　5月中旬，袁文才悄悄回到了井冈山，藏在王佐那里。他痛心疾首地对王佐说：“我们再怎么忠心，他们还是信不过。”
　　袁文才与王佐一起商量对策。
　　几天后，中共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到砻市向特委书记邓乾元了袁文才的情况，邓乾元听后大为惊讶。
　　三天后，邓乾元与龙超清、谢希安等前去“看望”了袁文才，并代表特委邀请袁文才“出去工作”。尴尬自责和无奈无助中，袁文才默默地应允了。
　　5月下旬，中共宁冈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已经出来工作的袁文才擅离红四军的处理。凑巧的是，被毛泽东一向器重并特意留下来的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也前来巡查工作，列席了会议。
　　会上，龙超清、谢希安等土籍干部力主从严处理，开除袁文才的党籍；而刘克犹、李筱甫两名客籍常委则坚决反对。一时，土、客籍的两派党员激烈交锋，相持不下。
　　经过宛希先的反复劝解调停，会议采取了折中办法：给袁文才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仍参加县委常委工作，负责三十二团军事及宁冈地方武斗的领导。
　　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时，心中有两个心结：一是边界特委如何正确看待袁文才、王佐并能与其融洽相处；二是对根据地内纠缠不清的土、客籍争端伤透了脑筋。因为这种争端导致了以土籍人为主把持的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根本对立，说开去就是敏感的“党与枪”的关系。
　　“八月失败”后，以袁文才、王佐为主的客籍人掌握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在茅坪居然无组织无纪律地枪杀了土籍人、原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土籍人大为恐慌，一下子逃往邻县达6000多人。后经边界特委采取断然措施，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深埋在土、客籍人之间的仇恨却愈加难解。
　　作为特委班子里重要成员的宛希先，是唯一的外籍干部。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在各方面声望都很高，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自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他便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唯一的依靠和缓冲。
　　边界特委与袁、王关系形同水火之际，宛希先的地位愈加凸显出来。因此，在三任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邓乾元、朱昌偕）的提议下，土籍人把持的边界特委欲除掉袁、王二人连同他们的三十二团，则必须先搬开宛希先这块横亘其间的巨石。
　　特委在朱昌偕的掌控下，对宛希先动了杀机。经过密谋，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与宁冈县委书记王怀一致赞同。
　　龙、宛之死加剧袁文才处境的危机
　　一天下午，正在永新县九陂山区开展工作的永新县委妇女部长龙家衡，接到侦察人员带来的消息：丈夫刘真（边界特委委员、永新县委书记）的老父亲在家病逝。考虑到刘真的家乡株塘村是白区，龙家衡决定自己回株塘村去。因为时间紧迫，距特委、县委所在地九陇山又远，她来不及请示，只向身边的同志交代了几句，便化装回到了株塘村。她藏在一个族叔家里，暗地里安排料理公公的后事。不料，已被其兄长龙庆楼（当地反动派五乡联防团团总）盯梢。
　　龙家衡料理好公公后事的当晚，即返回九陂山区。天刚拂晓到了住地。就在龙家衡去株塘的第二天，宛希先率特委一个警卫连到了九陂山区。宛希先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毛泽东特意安排留下来的，并担任了特委副书记，是特委成员中唯一的外地人。宛希先见到龙家衡便沉着脸说：“龙部长，你怎么一个人出山去白区了？去白区要经过县委、特委批准，这是纪律，你不会不知道吧？”
　　此时，警卫连颜连长突然指着山脚下叫道：“宛书记，你看白狗子进山来了。”
　　宛希先突然想起一件，不久前，警卫排长抓到敌联防团一个侦探，从他身上搜到一封龙庆楼给龙家衡的策反信。他狠狠地瞪了龙家衡一眼，忙命警卫连长作好战斗准备，赤卫队掩护区委机关和伤病员赶紧撤往深山老林。
　　刚安定下来，宛希先即命令警卫连汪排长带几名战士押送龙家衡去特委所在地九陇山。这汪排长出身贫穷，苦大仇深。听说这个女的是“反动派的奸细”很是仇恨。在去九陇山的路上，便“开审”起龙家衡来。他左一个“奸细”，右一个“老实交代”，龙家衡只是默不作声。汪排长气愤不过，最后竟掏出枪来威逼龙家衡招供。龙家衡对着枪口，却无惧色：“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
　　汪排长大怒：“谁是你这个臭奸细的同志？老子一枪崩了你，免得你危害革命！”
　　鬼使神差，汪排长扣响了扳机，龙家衡倒在血泊之中。汪排长见此慌了，待镇定下来后对战士说：“这个女的是通敌的内奸，就说是她想逃跑被打死了。”
　　宛希先得到报告，心里很是懊恼。龙家衡惨遭不幸在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为首的一些特委领导成员及永新县委、宁冈县委不少同志对宛希先杀害龙家衡大为不满。
　　在特委会议上，待宛希先讲述了龙家衡被杀的始末后，特委副书记刘天干就站起来质问：“宛希先，龙家衡一个县委妇女部长，就被你随随便便地枪杀掉，谁给你的这个权力？”
　　“我已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是她要逃跑，被汪排长击毙的。”
　　“宛麻子，你哄骗得谁？龙家衡会逃跑？鬼才相信，还不是你的命令？”王槐大声指责。
　　与会的两位常委袁文才、王佐见状恼怒起来。王佐一掌拍在桌上：“龙家衡，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反动团总的亲妹子，在革命队伍中就是一个隐患！不要说宛希先不是有意杀她，就凭她引来白军一条，杀了她，也没有什么大错！”
　　刘真一听王佐的话，激愤不已：“龙家衡背叛家庭，一心革命，同志们有目共睹！她与其兄有着根本的区别，即使她有错，也不该死罪！”
　　“宛希先同志以革命大局为重，秉公办事，他身为特委副书记，在非常时期有权处置一切，何错之有？”袁文才脸绷得铁紧。
　　王怀一听，脱口而出：“你们三个早就共穿一条裤子，串通一气，想打击永新的同志。老实告诉你们，没那么容易！”
　　宛希先、袁文才、王佐被王怀的话激得勃然大怒：“姓王的，你血口愤人，今天你不把话讲明白，绝不罢休。”
　　朱昌偕目瞪这种局面，遂大声说：“别吵了，这是特委会议，像什么话！都是革命同志，要团结一致嘛，不要相互怀疑，相互猜忌，意气用事。龙家衡同志的被杀，也是事出有因，不能全怪老宛。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散会！”
　　为了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朱昌偕决定让宛希先暂时离开九陇山，去兼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
　　1929年11月，边界特委决定永新、宁冈、茶陵等县红军警卫营和赤卫大队攻占永新县城。正在做准备工作的宛希先接到情报，敌人在茶陵通向永新的道路上布下了重兵。宛希先决定：茶陵武装不参加攻打永新县的行动。
　　攻打永新的战斗胜利后，朱昌偕立即在大湾召开会议，要宛希先说清原因。
　　会上，朱昌偕、刘天干、龙超清严厉质问宛希先为什么不执行特委决议，茶陵的革命武装为什么不参加战斗。特委副书记王怀板着脸，在宛希先跨入门房之际，就指斥说：“身为特委组织部长另行一套。此次不服调度，贻误战机，要老实交待代自己的问题。”但无论宛希先怎么解释，众人都置若罔闻。袁文才又因故未到会，宛希先实在孤掌难鸣。会议最后决定解除其职务，并关押审查。
　　被关押在一间茅屋子里的宛希先感到事态很严重，弄不好性命难保，欲赶快离开去向上级汇报。见看守人员抱着枪打瞌睡，他就撬开窗子逃了出来。大湾村一带四面高山，加上黑夜，根本看不清山路，宛希先只好躲在山里，计划天亮再走。特委很快得知宛希先逃跑了，朱昌偕等人断定，他是畏罪潜逃。于是连夜动员二千多人打着火把，上山搜捕。在一个小山洞里，宛希先被赤卫队搜出。朱昌偕、刘天干、王环等特委几位主要负责人决定将宛希先处决了。
　　消息传到袁文才、王佐所在的宁冈茅坪，二人即率一拨人马赶到大树湾要讨个说法，见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人，王佐大嚷：“宛希先究竟犯了哪条王法？他身为特委副书记，你们竟擅作主张，说杀就杀，说剐就剐，今天倒要你们说个清楚！”
　　朱昌偕见袁、王大有兴师问罪之意，怫然作色说：“宛希先违抗特委决议，是罪有应得！谁违抗特委决议，就是这个下场！”
　　袁文才强压怒气：“老朱，你莫抓着鸡毛当令箭，动辄拿特委来压人！老宛被杀明明是有人打击报复，公报私仇嘛！”
　　王佐高叫：“姓朱的，你们莫不是想把反对你们的人斩尽杀绝？老子天不怕、地不怕，还怕你们这几个鼠肚鸡肠的人？”说着，拔出手枪往桌上重重一拍。
　　好一会，朱昌偕才缓过神来，喝道：“王佐，你太放肆了，你莫不是想威胁特委？”
　　袁文才也觉得王佐的举动有点过分，忙叫他把枪收起来：“王佐是个粗人，哪个不晓得？今天再扯也没什么意思，以后到前委去理论。”说完，扯着王佐衣袖就走。
　　朱昌偕自袁、王这次大吵之后，对袁、王二人既恼恨，又害怕，心想：此二人到底改不掉土匪习气。
　　袁文才之死的导火索——罗克绍事件
　　1930年1月间，中央派特派员彭清泉来到永新县了解湘赣革命斗争情况，朱昌偕向彭清泉汇报了袁、王的情况，特别提到了自己对袁、王的担心。
　　1930年1月18日，在彭清泉的主持下，在江西遂川县于田村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会议决议的第五条就是：“必须坚决解决袁、王问题。”
　　朱昌偕回永新后即与刘天干、王环、龙超清等人商议。刘真、龙超清认为：袁、王虽目无特委，独断专行，但尚无反对革命、投靠敌人的形迹，现在解决袁、王问题难以服众，还是从长计议为好。朱昌偕考虑再三，也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然而，一个月不到，就发生了“罗克绍事件”。
　　罗克绍身任茶陵、宁冈、永新等五县联防团团总，是红军的死对头。他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生产步枪、子弹、手榴弹。袁文才、王佐一直想把这个兵工厂缴获过来，为自己所用。1930年2月21日，罗克绍带着随身警卫20余人到茶陵县猎狗垅姘妇家过夜，被袁、王活捉。为了让罗克绍交出兵工厂，二人对罗十分礼遇，等罗答应交出兵工厂即放了罗克绍。
　　朱昌偕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夜召集会议研究对策。朱昌偕认为，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袁、王勾结罗克绍反水是真是假，但袁、王不请示特委擅自释放罗克绍已是不争的事实。再说，倘若袁、王反水是真，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为了革命不遭损失，应先下手为强，除掉袁、王。对于朱昌偕的意见，与会者均表示赞同。
　　但要诛杀袁、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袁、王队伍有700多人，队员强悍，来硬的难以对付，只能智取。朱昌偕说：“以中共湘赣边特委的名义给袁、王去一信，声称上级决定，边界各县红军警卫营、连拟编入红六军，袁、王部为六军三纵队，袁为司令，王为副司令，即日开赴永新县城集合，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俟袁、王到永新后，将他们与部队分开安排住宿，晚上即可行事。”
　　某晚深夜，特委书记朱昌偕与常委王怀，连夜骑马赶到红五军驻地，把酣睡中的彭德怀叫醒，焦急地对彭德怀说：“袁文才、王佐勾结反动民团要叛变，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红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彭德怀听后甚为吃惊，陈述了袁、王不致于叛变革命的理由。朱昌偕和王怀以种种“事实”加以佐证，言辞恳切，后竟泣声陈词。这时，彭德怀不能不考虑了，因为按照党内的隶属关系，红五军应受边界特委节制，于是未加深思，答应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随朱昌偕、王怀出发。
　　彭德怀特别叮嘱张纯清，四纵只是守护在永新县城的战略要点东门出城的浮桥与北门，以防万一。先不抓人，弄清情况，稳住局面，再行处置办法。
　　次日大早，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枪，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往了永新。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宣称“成立红六军第三纵队，与红五军攻打吉安”。
　　与此同时，边界特委伪造了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袁文才的信。信的内容为：红四军前委决定，边界六县赤卫队合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以袁文才为司令，王佐副之，定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随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
　　一切都按朱昌偕的计划进行，袁文才和王佐接到前委来信后，不知是计，除留少数人在宁冈外，率大部于2月22日抵达永新县城。朱昌偕、刘天干事先已派人安排了袁、王和部队的住宿地点。部队分住几个店铺，与袁、王驻地有一段距离。袁、王对特委的安排并未在意，更无防备。
　　2月22日午夜，特委向五县赤卫队传达了军事部署，称“袁、王二人勾结茶陵团总罗克韶已经叛变革命，明日借成立大会之际，务必除掉这两个叛徒。各部牢记口令，左臂缠绕白毛巾，一定完成锄奸任务。”
　　1930年2月23日凌晨5时左右，朱昌偕率十几个警卫人员敲开了袁文才的住房门，随即向尚未起床的袁文才开枪。袁文才当即被打死在床上，副官李筱甫也被打死。
　　住在不远处的王佐一贯警醒，听到枪声，情知不妙，急忙爬起，在随从的簇拥下，直奔马厩，牵出坐骑，翻身上马，慌忙往东门疾驰，窜上禾水河上的浮桥，岂料河中浮桥已被拆掉，王佐连人带马栽入河中。王佐抱着马脖子，拼命划向对岸。就在他快到达对岸时，守候在此的红五军第四纵队突然钻出丛林，喝问口令。
　　王佐哪里答得上，只是回答说是三十二团王佐副团长。话音未落，岸上泼水似的子弹一齐射向潭中，王佐就此命丧冬瓜潭。
　　与此同时，城中的三十二团除逃脱了部分人外，大部被缴械控制起来。
　　就这样，朱昌偕不但杀了红四军留下的干部宛希先，还将毛泽东花了不少心血争取、教育过来的两位绿林好汉，已为革命作出了一定贡献的袁文才、王佐等人杀害了。
　　远在赣南的毛泽东听说袁文才、王佐被杀，感到十分震惊。井冈山是他和朱德等人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袁文才、王佐对这块红色区域的营建，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毛泽东自然联系到了彭德怀，认为如果没有红五军的介入，边界特委是想杀而杀不了袁、王的。彭德怀不但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制止这场错误行动，反而派兵参与，太不应该。因此，毛泽东把袁、王被杀的主要责任记在彭德怀身上，觉得彭德怀坏了革命的大事。
　　这是毛泽东与彭德怀的第一次历史误会。
　　袁、王被杀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袁文才的主要骨干周桂春、谢桂标、陈梦平、谢华光、朱游庭、李筱甫等先后被抓住枪杀了；王佐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计打死淹死40余人，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了。后来，袁文才的妻叔、袁部的骨干谢角铭与王佐的哥哥王云龙即收拢残部，“电省反赤”。从此，井冈山军事根据地随之丧失。后来，红军部队数次力图恢复，均未奏效，反遭严重损失。
　　过了不到一年，特委书记朱昌偕在“富田事变”中被打成“AB团”，招致错杀。王怀、龙超清等人则随红十二军游走赣江东岸，两年后随队归来，与该部副排长以上干部一同被冤杀。
　　[编辑本段]袁文才的身后事
　　袁家在袁文才死后境遇十分悲惨。为避迫害和追捕，袁妻将只有六岁的二女儿送人做了童养媳，因不堪忍受很快死去。她则携了其余儿女逃入深山，以野果为食，以洞穴为室，历三年之久。但她用心保护着袁文才的诸多遗物，解放后，老人将它们无尝捐献了国家。
　　袁文才死时仅32岁，妻子谢梅香刚刚30岁。他们生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袁耀烈，后有孙子袁全芳、袁建芳和一个孙女。袁文才死后，袁家不同意谢梅香改嫁，说袁家太惨烈了，谢梅香再改嫁，孩子又小，带走了怎么办。谢香梅只好招郎不离家，1932年和肖开福结婚。肖开福原来是袁文才的部下，两人结婚后生了一儿一女，儿子袁耀厚又名肖常隆，一半继承袁家祭祀，一半继承肖家血统。女儿名叫肖移月。
　　全国解放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就派人来为袁文才和王佐平反。袁文才儿子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王寿生一起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开国大典。1954年南方慰问团给钱为袁家盖了新房。解放后不少老红军到井冈山来，都来探望谢梅香。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还特别邀请了谢梅香和王佐之妻兰喜莲到井冈山宾馆见面。

Answer 2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守是因错杀袁文才、王佐

1930年2月24日，经过改造后参加共产党并坚持井冈山斗争，对党的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袁文才、王佐，不是战死在对敌的疆场，而是牺牲在自己人的枪口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内部最早被错杀的红军高级将领。袁文才、王佐的被错杀，最终导致了1927年10月起建立的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彻底失守，直到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井冈山地区之前，我党我军再也没有回到井冈山重建革命根据地。坚守了2年4个月的井冈山根据地，与袁、王有密切关系。可以这么说，袁、王参加革命，井冈山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袁、王被错杀，井冈山根据地最后彻底失守。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是革命史上的一个悲剧，造成这个悲剧原因错综复杂，形成悲剧的过程更是跌宕起伏。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决心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自1927年8月1日起，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但在强大国民党军队的残酷镇压下相继失败。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与先期到达井冈山的毛泽东、何挺颖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宁冈会师，建立了工农革命红军第四军。1928年12月初，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主力辗转苦战至井冈山，在宁冈新城与红四军会师。
随着红四军军事斗争胜利和井冈山根据地巩固与扩大，对国民党新军阀反动统治的威胁也越来越大。1928年，蒋介石两次组织对井冈山根据地“会剿”都归于失败。随即，蒋介石委任湖南军阀何键为“湘赣剿匪总指挥部”代总指挥，调集湘赣两省军队共6个旅、18个团3万余人，分五路分别从湖南和江西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
湘赣两省“会剿”井冈山，红军充其量只不过4个团5000余人，兵力悬殊巨大。为此，1929年1月4日，前委在宁冈柏路村召集60余人的联席会议，军队扩大到团，地方上各县负责人参加，史称“柏路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会议首先传达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精神，接着详细讨论了应对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的策略。经过深入研究，权衡各方面因素，决心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打破敌军事进攻。决定：红四军主力向山外突围，一方面打出去，向外发展，开创新的根据地。为配合红四军出击赣南的行动，红五军编入红四军内，番号是30团，彭德怀以红四军副军长兼30团团长的名义负责指挥。袁文才由32团调至前委，随红四军主力下山。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28团、31团和特务营、独立营共3600余人，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下，分两路离开井冈山，踏上进击赣南的征途。一路经下庄、小行洲、黄坳，一路走荆竹山，进入遂川境内合为一路。经过一场场艰苦的恶战，最终在赣南站稳脚跟，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新革命根据地，并发展为中央苏区。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何键即令进至遂川的第一路李文彬的第21旅、进至资兴的第五路刘建绪部，会同赣州的刘士毅第15旅，向赣南追击红四军主力。同时，命令进至永新一线的第二路张兴仁第35旅、周浑元第34旅，进至莲花的第三路王捷俊部1个团，进至酃县、茶陵一线的第四路吴尚部1个旅，向井冈山逼近，紧缩包围圈。

红五军毅然承担了保卫井冈山的艰巨任务。保卫井冈山,实际上就是保卫井冈山军事根据地，这与井冈山整个根据地是有区别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有两块，一是井冈山山区本身,周边550里，以五大哨口为防御要冲，以茨坪为中心;二是九陇山，位据井冈山西北面。红五军初到井冈山，人生地不熟，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不利。面对不利形势，彭德怀等领导毅然决然担负起保卫井冈山的重任，与边界特委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进一步落实参战军民的兵力及部署，组织战斗服务工作，研究应急措施。
1月26日，何健率总部从萍乡移至莲花。27日，湘赣两省五路“会剿”军队向井冈山发起猛攻。

敌人攻破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三个重要哨口后，三路重兵直逼军事根据地中心茨坪，守山红军危在旦夕。鉴此，彭德怀与滕代远等紧急商议，决定收拢队伍突围，实行红五军军委和边界特委联席会议决定的应急措施，撤离井冈山。随即，红五军8、9大队，特务大队，10大队余部，以及遂川赤卫队，迅即在荆竹山集结，经遂川方向向南突围。当时，冲出五井的有红五军400多人，遂川赤卫队与留山红军教导团及伤病员和群众1000余人。此时正值天寒地冻，山路崎岖难行，部队行动缓慢，兼之新败之余，指挥一时难于统一，进至遂川大汾时，被敌击散，牺牲较大。1月29日湘系国民党军从黄洋界的金狮面，插入小井村后，小井红军医院100余名重伤员无法行动。敌进村后抓获了这些红军重伤员，他们英勇不屈，全部被杀害在小溪边的一块稻田里。如今，红军小井医院和红军伤病员墓，已是井冈山著名的红军烈士凭吊地。
为保存有生力量，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向下庄突破“会剿”军封锁线，前往赣南寻找红四军主力;留守的红四军第32团和红五军一部则转入深山密林，坚持游击战，继续抗击国民党军的“清剿”。湘赣两敌占领井冈山后，一面派兵追击红五军，另一面对井冈山实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政策，叫嚣“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井冈山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王佐在红五军撤出井冈山后利用熟悉群众和地形的有利条件，带领部队采取化整为零的作战方法，灵活袭扰敌人，坚持在井冈山与敌周旋，进行顽强斗争。
到2月底，因蒋桂两派军阀战争已揭开序幕，进攻井冈山的国民党军大部撤走，约一个月的第三次“会剿”基本结束。我坚守井冈山根据地的军民乘机反攻，很快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基本地区。
1929年2月下旬，红四军与江西红2、4团在江西东固胜利会师时，获悉井冈山已被敌攻占，于是决定到闽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这时，已调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因为在东固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决议案中关于诛杀红军中曾任土匪首领的文件，心里非常害怕，在东固私自离队，几经周折，于5月份返回井冈山宁冈王佐的部队。因私自离队，袁文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调回宁冈担任县赤卫大队大队长。袁文才诚恳接受了处分，与王佐率部积极奋战，先后收复了边界部分失地。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为巡视员到湘赣边界巡视工作。在彭清泉的指导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于田召开联席会议。会上议决用军事手段解决袁、王。袁文才、王佐被杀，直接导火线是“罗克绍事件”。罗克绍有个兵工厂能造枪，袁文才、王佐一直很想把这个兵工厂变为边界红军的兵工厂。1930年2月2日，袁文才、王佐捉住罗克绍不杀，是企图掌握他的兵工厂，为我所用。然而，袁、王没有及时向特委报告，湘赣特委便以袁王“勾结罗克绍，扰害永新赤色政府”为由，于2月22日假借“毛委员来信”，通知袁、王部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将队伍开到永新城听编。
22日晚上，特委通知开会。袁、王皆按时出席。会议由彭清泉主持。会上，彭清泉以整顿思想为由，不点名地指责袁、王“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赤色政权”。袁文才、王佐对此责难极为恼火，最后与彭清泉等对斥起来，会议不欢而散。
会议虽然争辩激烈，但特委对袁、王及其部队仍似往常一样，热情款待。23日照例无事，晚上还备有大量酒菜款待。而其实，22日晚，彭清泉和边界特委已给红五军(红五军已于1929年12月间回到边界游击)去信，并派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永新县委书记王怀连夜前往红五军驻地安福洲湖，请求派兵，立即解决袁、王。彭德怀在听了朱昌偕、王怀等汇报后，感到十分突然。但还是命红五军4纵队的2个连于2月24日拂晓赶到永新。到永新后即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24日拂晓，朱昌偕开枪将袁文才打死在床上。王佐听见枪声，赶忙跳墙骑马逃跑，当通过县城东禾水河时，河上原有的桥板被事先撤走，王连人带马跌进河里，淹死在禾水河的东关潭里。袁、王部40余名干部骨干随即被杀，剩下部队一部编入红五军，一部被解散。“在解决袁、王并改编他们的部队后，湘赣边特委对于王、袁在井冈山的余部，仍不放心，遂令红五军第3纵队派出部队上山进行'搜索’”。袁、王在永新被杀，其部遭到解体和收编，这起事件在湘赣边界各个方面引起巨大震动。袁文才、王佐部下，包括整个客籍的党员和群众，对袁、王被杀感到极其愤怒。他们认为这是湘赣边界特委一方面公报私仇，另一方面是打击客籍人。于是向上级党组织控告龙超清、朱昌偕等人。
1930年3月初，袁、王部下共16人，写了一封信请“德怀同志转赣西南特委和军委、各路行委各党部”。但这封信有没有发出，以及发出后有没有反应，据现有资料已无法得知。最终，上级党组织也没有派人对他们作解释和抚慰。而当时土籍的党内负责人，反而到处宣传袁、王反水。这样一来，在很多袁、王旧部和客籍群众心里对此非常不满。另一方面，湘赣边界各县的反动政府和豪绅阶级，则是看准机会，利用各种途径造谣生事，离间袁、王旧部、客籍民众与共产党的关系，特别是对袁、王部家庭给予“抚慰”。这样一来，一些袁、王旧部和族亲，如谢角铭、王云龙(王佐胞兄)等“通电反共”，编入反动民团，掌控了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另一部分人则心灰意冷，回乡务农，脱离革命队伍。

早在1929年三四月间，蒋桂战争爆发，参加第三次“会剿”的湘赣两敌正规军相继撤走，井冈山根据地又重新出现了新的局面。这时红五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按照毛泽东讲得“井冈山是不能丢的，那是革命最早的根基之地，是革命的母胎”的意见，又杀回到边界，使边界的革命力量倍增，取得了安福战斗的胜利，再度激起根据地军民的胜利信心。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却发生了错杀袁、王的事件，使得井冈山根据地又为敌所占。错杀袁、王使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形势急转直下，后来红军部队数次上山，力图恢复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但均未奏效，反遭严重损失。设想如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仍在红军手里，当蒋介石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时，有井冈山根据地与中央苏区互为犄角，从侧背牵制由吉安、泰和向瑞金核心区进攻之敌，红军反“围剿”斗争将会主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