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模式是
《子夜》模式，有关的详解如下：
一、简介这个模式：
《子夜》处处表现出作者艺术思维机制中生硬的“二元对立”的模式。机械的辩证观念，将整个混沌无序的表象世界简单地纳入有序的“二元”：新与旧、正与反、
唯物与唯心、左与右、非此即彼，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改革与保守、非“我”即“敌”。《子夜》中的每个人物形象都是一种符号，每个人物都代表一个阶级和阶层，每个人的命运都代表着这个阶级和阶层的命运。每一组人物又都构成一组敌对势力。正因如此，《子夜》的人物形象大都显得平板而无立体感、缺少个性和生动丰富性。
茅盾写《子夜》时汇集了当时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主要矛盾，构成一幅“全景图”。可在这些图画的块与块之间的缝隙里，却缺少能够将它们焊结为一个整体艺术框架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审美激情。巴尔扎克自称“我搜罗了许多事实，又以热情作为元素，将这些事实如实摹写出来。”茅盾将巴尔扎克执意追求的史诗精神理解为简单地反映历史、描绘历史、再现时代生活的“全景图”。而史诗精神，反映在作家的创作过程中就是他对人类命运的深邃博大的思索，对人类精神的艺术探求、对人性的整体把握。这种流荡在巴尔扎克长篇巨制中的史诗精神，中国现当代作家至今尚未具备。
二、这个模式对以后的作家创作的影响解析如下：
正是《子夜》当中的这个观念的模式，给后来者提供了一个迷人的陷阱。加之特定历史条件下出台的“政治标准”更制约了作家的审美个性，迫使作家们硬着头皮闯入他们不熟悉的领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这些小说如出一辙，基本上都是先确定主题，再带着主题下去“深入生活”、收集裁剪素材并拼凑人物。到
文化大革命中，更出现了领导出主题、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创作捷径。像要求读者牢记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
《虹南作战史》这类的非文学作品屡见不鲜。再看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版的一些长篇小说中的“内容说明”。
《沸腾的群山》（1965年版）：这部长篇小说，
写的是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工业战线上的斗争生活。《金光大道》（1972年版）：作者……描绘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生活。
《翻身记》（1978年版）：这部长篇小说，是反映解放斗争初期华北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生活的。如果这些“内容说明”中对“斗争”的强调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专用术语，那么当我们看到《新星》（1985年版）的“内容说明”又作何感想：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遇到了强大的传统保守势力抵抗和压制，…斗争还只刚刚开始，李向南坚信自己必胜……无语了吧？最近翻阅《尘埃落定》，感觉依然没有走出老一辈作家思维的圈子，失望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