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关注着深刻的现实，用残酷又戏谑的笔墨披露人生和人生存的世界。《第七天》的荒诞，建立在社会新闻事件的重新编排之上，是借鬼魂游历而串联起已经融入作者意识与再创造的新闻素材。
鬼魂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更为全面、完整的人物形象，也使事件的全貌得以展示，建立了一个比真实世界更透明又更荒诞的文学世界。这种以鬼魂来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或者叙述者的方法，在小说创作史上并不少见。以国外为例，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第一节中写主人公一家被鬼魂纠缠。
以国内为例，在陈忠实先生笔下，《白鹿原》中追求爱欲自由的田小娥用鬼魂将白鹿原闹得鸡飞狗跳，呐喊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以及封建伦理道德压迫下的愤懑；在莫言先生笔下，《生死疲劳》中被冤枉而死的地主西门屯六次轮回成畜，彰显了中国农民在患难中的乐观精神与顽强生命，展现了中国社会五十多年来纷杂而苦难的蜕变历程。
在余华先生笔下，《第七天》中的主人公杨飞死后七日游走在虚幻世界，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一个又一个荒诞故事，借这个世界的诡异唤醒人们对荒诞现实的反思，以期呼唤亲情、爱情，唤醒对社会的关怀与爱。
从社会背景来说，中国社会有着深厚的宗法制文化，敬奉神灵，素来讲“敬鬼神而远之”，对待神灵有尊崇与畏惧。对于余华而言，《第七天》延续了对小人物悲苦生存状态的关注，并将目光转向社会，试图借鬼魂之口建立一种在真实之上的真实。
在《新民晚报》的采访中，余华认为作家无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描写现实都要保持距离，“在《第七天》里，我从一个死者角度来描写现实世界，这是我的叙述距离”，“《第七天》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近才能更真切地理解现实、抵达现实”。
通过杨飞等鬼魂娓娓讲述其生前死后的遭遇，现实与阴间两相照应，小说以此映射着现实，又以鬼魂叙事与现实拉开美的距离。当余华不断地用极具诗意的笔触，构建着所谓的“死无葬身之地”时，他的叙述正直面现实。
如洪治纲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第七天》中，所有关于阴间世界的理想性建构，只是一种声东击西的表达，一个创作主体用来观察社会、审视现实的视点。”鬼魂，是余华接近现实世界的一个通道，是余华取材于现实而又尝试超越现实的途径。
《第七天》塑造了一系列人物，描绘了这些人物在自身命运中的挣扎。无论是身世离奇的上班族杨飞，还是才貌出众的李青、死于癌症的老好人杨金彪、正直善良的妇女李月珍、远离家乡的饭馆老板谭家鑫、贫穷相爱的鼠妹情侣……他们是构成这个社会的大部分。
他们都是努力活在属于自己阶层的小分子，但也是被掌权者轻易摆弄的小人物，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被现实世界的黑暗迅速淹没。这些小人物本来只是匆匆忙忙出现在新闻里，人们一瞥而过，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记得。
恰是余华在社会新闻事件的基础上，运用纯净的笔墨加以想象创造，才为这些奔走在社会底层默默无名的人搭建起较为完整丰富的生活背景。这些社会新闻事件中的个别，经过余华的描摹填充，成为一个个鲜活具体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