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文明源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华夏文明的思想核心是神道设教、礼乐教化，严华夷之辨，推崇仁义礼智信。华夏文明的源头 华夏文明源自龙山文化、仰韶文化、陶寺文化。五、六千年前，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学会了种植小米的农业技术。粮食渐渐充足，不再向游牧民族那样缺乏食物，使得华夏族的人口很快的增长，超过了其它羌人。于是华夏族开始为生存空间而扩张，向四方的其它民族掠夺土地。在他们眼里，羌族已不在是同类，所以专称其为“西戎”，土地的争夺也发生在华戎之间。但是对华夏族更有吸引力的是东方适于农作的肥沃土地。然而不巧的是三苗已经先他们一步到达中原沃土。在那种文明起源的“部落英雄时代”，部族战争是人群间竞争的唯一办法。掠夺、驱逐、消灭外族的人会被本族人奉为英雄，这是那个阶段所有部落的“道德标准”。所以打败蚩尤驱逐三苗的英雄——黄帝诞生了。华族占据了中原，开始创造华夏文明。在中原更东的山东一带，还有许多小部族，被称为夷族。华人称夷族为“东夷”，而被赶到南方的三苗为“南蛮”。华夷之间的争斗贯穿了整个夏商时代，这种争斗的胶着使两族之间产生了大量的交流，到周代以后，东夷族被彻底同化，退出历史舞台，华夏族又取得了胜利。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华族的扩张目标又指向了长江以南更广阔的百越之地。虽然秦军坚甲锐兵，但在越族顽强的抵抗下伤亡极重，所设的桂林等三郡也是空有其名。于是秦朝只好对百越采用“怀柔政策”，直到汉朝前期还是“北拒胡而南怀越”。最终，汉人的足迹终于到了南海之滨。华夏文明特征 华夏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独特的道德礼仪。《新唐书 舆服志》曰：“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亲被王教”是指的《尚书》的王道以及《春秋》的尊王攘夷；“习俗孝悌”是指的《孝经》。又云：“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 《庄子·天运》载：“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史记·秦本纪》里面，秦穆公亲口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晋人由余答之曰：“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太祖、太宗礼乐刑政之纲，华夏文明之教，将复见于今日矣。”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云：“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于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因此，六经、六艺、五常以及其主张的诗书礼乐之道是华夏文明的本质。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都继承了诗书礼乐的王官教育，都推崇君臣父子之礼和夫妇长幼之别，也都信奉圣王政治。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诗书礼乐易春秋 所谓“六经”，指的是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曰：《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原则，只是对这六部古书作了整理的工作。这六部古书，从远古流传下来，在孔子以前，为王室贵族所有，深为历代统治者所宝重。《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提到了九种古籍：《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申叔时是楚庄王时的人，楚庄王在位于公元前614年至公元前591年，早于孔子半个世纪。孔子整理的六经早在楚庄王时就已经有了，而且这些书名已屡见于先秦其他文献。《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六经体系是华夏文明继承和发展的源头。“《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诗》《书》具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经学塑造了华夏政制的价值理想，正如民国学者李澄源在
《经学通论》中所说的那样：“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皆须于经学上有其根据。”可以说，在华夏文明中，五经是诸子的思想源头，也是诸史的评判标准，同时还是文艺创作的指导原则。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学规定了华夏文明的大本大源，在历年层面塑造了华夏族群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塑造了我们祖先共同的生活方式。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华夏族群才能历经二千余载，虽然曾经车驾奔驰，战乱频仍，曾经南北分裂，夷狄入侵，曾经神州荡覆，宗庙丘墟，但文明之毫光，未曾一日隐没于荒蛮，族群之理想，未曾一日熄灭于天壤，从而缔造文化统一、生生不息的局面。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华夏历史虽然历经王朝更迭，而政治制度的建构，社会改革的推动，始终有一个根本的价值标准，不管政制如何变化，都不离文明之大系。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社会生活中的冠、婚、丧、祭各种礼仪，不论如何损益，总能维系社会生活的理想价值，衣冠文物，代代因袭损益，但不变的是对有礼义的生活的追求。可以说，要真正深入华夏的历史，必须深入历史的深层内核，而历史的内核便在经学之中。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
《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
《十三经注疏》传世。《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
《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