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的发展流程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中国的美术，是从商周时期开始雏形成熟的。

商（公元前十六世纪??前十一世纪）、周（公元前十一世纪??前二二一年）两代共约一千四百年，对于社会、文化和美术的发展都是一个悠久的历程。美术发展中的辉煌成就，正如社会文化方面的其他成就一样，我们今天所知还很不够，尚有待考古学的发现。古代文献中有些值得注意的片断材料：商代的庙堂是“四阿重屋”的建筑，大概即今之所谓“四垂脊、重檐”的样式；纣王曾修筑异常华丽奢侈的建筑物；商朝初年，宰相伊尹曾画了九种不同品德的君王的形象，以劝诫商汤（《史记》）；商朝有名的中兴之主武丁，曾画了梦中所见的贤者的像。

周代某些宫室（“路寝”，帝王听政的地方）外的门上画了虎的形像，以明勇猛于守（见《周礼》）。周代的许多器物上都描绘有各种图像。如各种典礼用的旗帜上，按照身份等级画着日月、蛟龙、熊虎、鸟隼、龟蛇等。盾牌上画龙。天子和贵族举行射礼等所用的“侯”（射靶）上，画云气，或画虎、豹、熊等动物。古人初次会面执羔、雁为礼，覆盖羔、雁的布上也描绘着云气。天子服装上则有“九章”的装饰，九章即九种纹样。画在上衣上的五种：龙、山、华虫、火、宗彝，绣在下裳上四种：藻、粉米、黼、黻，西周初的铜器铭文中记录了以武王、成王二代伐商及巡省东国为内容的图画。又《诗经?小雅?斯干》篇赞美周初的宗庙建筑给人以“如鸟斯革，如?斯飞”的美丽印象

商、周时代青铜工艺的丰富的遗存，集中地表现了早期美术的一般面貌。

西周及春秋时代青铜器的新变化，首先是器形类别减少，爵、觚、斝、卣、盉等酒器，鬲、方鼎等烹煮器，都已消失不见，这一时代最常见的鼎和壶都出现了新的样式。

鼎之形制较大者（如厉王时的大克鼎），敛口，侈腹，鼎腹的侧影扁而方，鼎足上半作兽面装饰。鼎之形制较小者（如共王时的颂鼎），鼎腹侧影轮廓接近半圆形，鼎足上下粗，中间稍细，似动物之足。整个器形轮廓呈连续的柔和曲线。

此时期的青铜器在艺术上的特点，其造型，如前所述，轮廓线多是柔和优美的曲线，并有适当的比例关系，表现了新的创造。铜器上的装饰花纹简易，纹样多窃曲纹、环带纹和双头兽纹。其他尚有重环纹、垂鳞纹等。又有写实意味的蛟龙纹。

战国时代，在地方经济发达的基础上，文化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战国时代的美术品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甲、青铜工艺品（附金银错、镶嵌及铜镜），乙、雕塑性美术品，丙、绘画性美术品，丁、其他工艺品——漆器、玉器、陶器等。

战国青铜器的风格华美瑰丽。战国铜器的华丽的风格特别出现在金银错等镶嵌的器物上，金、银及红铜等金属或松绿石、水晶、玉、玛瑙等矿石，填充或镶嵌在青铜器的花纹空隙处，产生了多色彩的效果。洛阳金村和辉县固围村的金银错及珠玉镶嵌器，都是中国工艺史上的珍品。

汉代美术品，我们可以归为墓室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漆画、铜镜装饰、石雕与泥塑等五项，画像石和画像砖也是汉代美术史的最重要的材料，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丰富。汉代的雕塑艺术中留下了最早的纪念碑式的雕塑。秦汉时代所进行的巨大规模的宫廷和祠庙建筑中的雕塑艺术作品，现在所有无几。霍去病墓前的石雕是现存的若干作品中的最重要者。其他尚有嵩山中岳庙前的石人（约公元一一八年）、曲阜“鲁王墓”前石人（公元一四六—一五六年）、武氏祠前和高颐墓前的石狮子等。

汉代的工艺美术中，青铜器也仍占了一定的位置。汉代漆器、丝织和陶瓷等都成为美术史上值得重视的项目。

汉代青铜器的类型，与战国及其以前相比，大大减少了。壶（或称“钟”）是汉代青铜器的流行样式。一般的是朴素无饰，仅只鎏金。有些比较华丽的，有细如发丝的线刻的流云或人兽等纹饰。汉代也流行作成羊、驼等形状的镫和各种形状的香炉。有一种炉，通称为“博山炉”，上部作成山岳的样式，岭峦间并且有树木和野兽，其下承之以人形及盘。据记载，汉成帝时长安有巧匠丁缓，所作华美的作品中，就有紫金的香炉及雕镂奇禽异兽的九层金博山香炉（《西京杂记》）。汉代青铜器中，铜镜十分发达。

汉代的铜镜，其背面装饰和瓦当一样，在汉代的装饰美术中占重要地位。所以也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

三国时期的青釉器物在浙江绍兴一带和南京附近都发现很多，其中有孙吴年号的墓砖，也有附有年号的器物。可知在三世纪中叶，这种青色釉的色泽已经是不复带浓厚的黄味，这显示在烧制技术上，瓷釉中铁的还原已大大进了一步（图93）。

汉代的漆、丝织、制陶等工艺都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它们已经形成了南北朝隋唐以来工艺传统的若干基础。汉代工艺及其以后的发展继承关系已很明显。

汉代美术在艺术表现上，技法古拙而风格鲜明。

汉代绘画用单线勾勒是主要的表现手段。孝堂山“郭巨祠”画像石和某些空心砖，是最朴质的一种，人物形象只有正面及侧面两种，从大的动作姿态着眼，构图平列所有形象，多是不断的重复，不作纵深和远近的空间关系处理。在大多数的山东画像石中，都具有这一些特点。武氏祠的雕制技术虽然不同，表现人物动作及人物之间的联系相应更为复杂，注重装饰的效果（规律化的处理形象的方法及充塞的疏密平均的画面，也是产生装饰效果的原因）。在写实能力上达到较高的水平的，以望都汉墓壁画及四川的一部分画像石及画像砖为代表。望都汉墓壁画中半侧面人物的形象，比例适当，身躯动作自然，衣褶的处理和佩剑的安排都能与动作一致，面部神情也有刻划，四川画像石及画像砖更能表现人在运动中，头与身躯不是同一方向的姿势。与三国时代的“朱鲔祠”的画像石相对照，明显地表现出写实能力的进步，不仅人物形象和望都汉墓壁画相似，对于面部和手的细微动作都作了描写，而且处理成组人物，人物与环境的联系，都超过一般汉代绘画作品，也超过了四川的画

我国古代绘画史上，第一批有确实的历史记载，以绘画的才能享有声誉的画家，出现在魏晋之际。他们不复是传说故事中的画家，也不再是文人而兼有画名。他们是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张墨和卫协。这一批画家的出现标志着绘画艺术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佛教是印度传来的宗教，佛教美术最早也发生域外，所以就有了佛教美术的传入中国，影响中国美术的发展的问题。

外来艺术的影响与创造，在敦煌莫高窟的雕塑和壁画方面都可以看出，早期的佛教美术中，佛、菩萨、伎乐天人和一部分故事画中的人物，在装扮上（头戴波斯萨珊式的宝冠，身上是印度式的半裸袒，等等）以至体态上，都是因袭着外来的形象，可能是直接以外来的粉本为根据的。佛、菩萨的形象，由于仪轨规定的限制，若干外形特点以代表佛教教义上的一定意义。
宗教美术是南北朝美术的主要的方面。以贵族生活为描写对象的美术是随了宗教美术而得到发展的。这一时期的有贡献的美术家首先在宗教美术方面施展其所长，并得到自己的历史地位。

绘画和雕塑的写实技法的进步，一方面是由于不断的劳动实践，同时也是借鉴外来艺术的重要收获。外来艺术形象样式的移植是现实主义因素薄弱的表现（如第三节中所说），但在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上的借鉴，却能够引起艺术的进步。晕染法激发了表现立体的要求；通过印度的裸袒或薄衣式佛像的模仿，对于人体的解剖逐渐熟悉，从而促使在描写人的形象时更自由如意。在构图法方面，把印度的以尺寸大小来区别阶级身份高低的方法，变成突出主题的办法，如：中心人物大于陪衬的人物，人物大于背景中的一些什物（“人大于山”），这虽是比较稚拙的手法，但在画面日趋复杂的过程中，这种手法满足了突出主题的创作要求

初唐画家阎立本，力求描绘出带有特征性的细节以表现一定性格的一定精神状态，例如曹丕的锐敏的挑衅式的目光，显出十分精悍，有咄咄逼人的神气。陈叔宝两眼无神，软弱松弛。杨坚头部微颔，眼光向上平视，具有一种深沉有计谋的神情

唐代的佛教美术中，创造了多种多样有鲜明特点的艺术形象：典雅的佛、亲切婉丽的菩萨、健康优美的妇女、勇猛的天王力士、激辩中的维摩诘、激烈痛苦中的佛弟子、虔诚的信士、飞翔着的飞天伎乐等。这些形象有一定的现实根据，而体现了一定的理想，并出现了美的典型的创造。

吴道子是古代画家中最享盛名的一个，一千年来他被奉为“画圣”，被奉为民间画工的“祖师”，而为广大群众所周知。吴道子的作品数量很大，据说一生曾画制了佛教及道教的题材的壁画三百多幅，他的作品在北宋初年已经比较罕见，北宋末年，《宣和画谱》一书著录皇家的收藏品中有他画的佛、菩萨、天王像以及道教的神像九十二幅。但是现在可知他生前所作宗教绘画不只是仙佛像，而且有很多大幅构图，其中有发挥了高度的想象力的各种变相，他的笔下出现的各种仙佛形象，据说也是千变万化，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创造的。

山水的景物在壁画中当作背景，甚至被当作与表达主题有密切关系的背景而加以处理（如：敦煌二四九窟《狩猎图》、二八五窟《苦修图》和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所述）是南北朝以来就已流行的。但唐朝张彦远认为山水树石等自然景物的描写，唐朝初年的阎立本兄弟虽已大有进步，然而还是风格化的表现：“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绘树则刷脉镂叶，多栖梧菀柳。功倍愈拙，不胜其色。”张彦远认为山水画的趋向成熟是始于吴道子与李思训父子。

唐代山水画的重要发展是吴道子李思训以后的“泼墨”一体的出现。

泼墨山水的重要代表画家是韦偃（他也擅长人物及鞍马）、张璪（他的两句有名的话：“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总括古代绘画创作方面最根本的原则）、项容、王默等人。

王维也是当时著名的画家之一。他是贵胄子弟、又擅于诗歌和音乐，所以是一引人瞩目的人物。宋代已经有很多人把五代时西蜀及南唐人画的雪景作为王维的作品。王维画的《辋川图》描写生活的环境，表现了恬淡闲居的生活理想。这幅画历来被当作可以说明王维的绘画艺术的作品，现在只存翻摹石刻的拓本。王维《雪溪图》是一幅风格古朴的小帧风景（图209）。号称为王维的《济南伏生像》成功地表现了一个古代儒者的形象。

盛唐时期出现了画马的名家：曹霸和他的弟子韩干。

随着人物、山水画的发展，花鸟画也独立发展起来。睿宗李旦（公元八世纪初）时画鹤的名手薛稷创造了用鹤装绘六扇屏风的形式。唐代后期的边鸾（德宗时期）以画孔雀、折枝花、蜂蝶以及各种名贵的花卉禽鸟有名。唐末的刁光胤善画湖石、花竹、猫兔、鸟雀之类，他避乱去四川后，为五代四川画家黄筌、孔嵩等人所师法。这时的花鸟画一般的都是追求华丽的效果，并以宫廷园林为背景，显然反映了贵族的爱好和趣味。

唐代后期的绘画艺术为五代的绘画艺术开辟了道路。

五代的美术，在绘画创作的方面大多在中原、西蜀、江南三地区内进行。五代绘画在六十年间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发展了唐代艺术的世俗的倾向，在艺术技巧和艺术样式方面为绘画扩大了领域。

画院画家的活跃是一突出现象，反映了具有一定社会基础的绘画艺术的发达。

五代的绘画艺术作为一种技艺行业有中古手工业的某些特点：竞争，父子相传，有固定的专长，商品化。五代绘画技艺的行业随着商业的发达而得到发展，绘画技巧日益提高。

画院画家的主要任务是图绘帝王贵族的肖像和生活。南唐保大五年元旦大雪举行盛大宴会，召名手绘图纪念，是最有名的例子。参加绘制者包括：高太冲画李璟像，周文矩画诸大臣和乐队，朱澄画楼阁宫殿，董源画雪竹寒林，徐崇嗣画池沼禽鱼等。画院画家也奉命画寺庙的宗教壁画或建筑物内部的作为装饰的山水和花鸟，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翰林待诏”的名义，有较好的生活条件，用经济力量支配他们的实践活动，对艺术的提高又有鼓励的作用。而且生活方面具有手工业劳动者的特点，所以保持了画家与广大社会的联系和画家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思考的可能。

五代绘画艺术的发展在人物画、花鸟画和山水各方面都有表现。山水画从五代开始，作为中国绘画艺术的一种有独特意义的样式，也有了稳固的地位。山水画与花鸟画一样，也成为展示人们精神世界的有力的凭藉。

宋朝初年开始建立的“翰林图画院”，是绘画艺术继续繁荣的表现。宋代画院对于宋代绘画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重要的绘画活动都是围绕着画院进行的，荆浩、关仝、李成、范宽等一些山水画家，使北宋年间的山水画进一步成熟起来。取材、构图逐渐从表现大山大水的景象，扩大到李成、许道宁的寒林、野水、平远之景。在表现方面，追求各种季节气候的进一步的精确、具体；而且以作者的真切的感受为表现目的。

宋神宗熙宁（公元一○六八—一○七七年）、元丰（公元一○七八——一○八五年）时期在北宋绘画艺术的发展上是一个新的成熟的阶段，最显著的是出现了崔白的花鸟画和郭熙的山水画。

崔白的出现完全突破了画院中一百年来流行的黄筌父子风格的限制。

崔白的绘画才能是多方面的，除了道释鬼神等宗教画以外，特别长于花竹翎毛的写生，画鹅、败荷凫雁和水上风物最有名，崔白的作品《双喜图》画深秋的寒风中树梢秃落，低处枝叶在风中披拂，秋草枯断。山鸟向山兔喧叫，整个画面有一种不安的气氛（图243）。

《竹鸥图》中一头白鸥一面叫着一面逆风逆流，涉水前行，水滨的竹和草都可以看出风吹之劲。

这两幅画（都是大幅画的一部分残存）皆可以看出崔白善于描写与运动关联的花鸟生活，而不是一些静止的形象。
郭熙的代表作《早春图》成功地描写了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没有完全到来，但自然界已在酝酿着季节的交换。清晨，山谷间不断升起浮动着的雾气，大地显出复苏的征兆。画家借天气和阳光既表现了大地回春的自然现象，也传达出喜悦的心情

流传的赵佶的作品在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度水平，赵佶也画人物和山水。

他的花鸟画有很大一部分是描绘“花石纲”的禽鸟花木，如《蜡梅山禽图》、《杏花鹦鹉图》、《芙蓉锦鸡图》等。

赵佶曾把聚集的古代名画一千五百件辑成十五册，称为《宣和睿览集》。他又把自己专门描绘珍异的动物和植物的作品编成《宣和睿览册》。每十五幅一册。据说累至“千册”之多。

《蜡梅山禽图》和《杏花鹦鹉图》两幅以精炼的笔墨准确地绘出了蜡梅、萱草、杏花和五色鹦鹉、白头翁的美丽的外形，也画出了花和鸟的真实的生命的感觉；并且通过花和鸟的动人的形象，表现了一个宁静的境界
十二世纪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北宋末的人物风俗画代表作品。他的生平，我们现在所知甚少。他原来是个读书人，后来学习绘画，特别擅长画车、市街、桥、城郭等等，成为徽宗时画院成员之一。他除了《清明上河图》以外，还画过《西湖夺标图》（画清明节汴京金明池比赛龙舟的盛况）。两图都是描写世俗生活的。

宋朝时期，反映生活风俗的需要而制作的作品都是市民阶层的世俗艺术的主要部分，突破了雅俗界限而进入艺术境地的，除了凡俗的市井生活、人物和琐屑器物以外，还有农村的劳动、沉重的苦难和无限乐趣。这些题材，在宋代的现实主义的画家笔下，获得优美的艺术形式，并形成典雅的艺术风格。
宋代绘画为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其巨大价值在于丰富艺术表现的手法，运用提炼精粹而纯熟的描绘技术，直接并间接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在历史上宋代的绘画（和明清的版画）在内容的现实性表现的艺术性方面比较最接近人民群众的爱好与要求。

明代初期，建立了新的政权的朱元璋也恢复了有悠久传统的御用画院。留下了名字的明代画院画家约七十余人。洪武年间，画家赵原、周位、盛著都因故被杀，过去记载中特别强调朱元璋的峻酷。永乐年间画道释人物的蒋子成，擅长黄筌体的边文进，画虎的赵廉共称“禁中三绝”。当时其他名手也很多，如范暹长于花果翎毛，郭纯、卓迪擅长山水，陈■善写照。明代画院以宣德时期最盛。宣德、成化、弘治诸朝的画院被认为可以与宋代宣和绍兴时期相比。这三朝的皇帝也都爱好绘画。宣德时期画院的名家有擅长北宋风格水墨山水的谢环，属于马远系统的倪端，工人物、花鸟、山水的商喜，精于楼阁及金碧山水的石锐，出自夏珪、吴镇的周文靖和兼得郭熙、马远两家之长的李在，还有被称为明朝第一而潦倒终生的戴进。成化弘治年间有著名的画家“画状元”吴伟和花鸟画家林良、吕纪，善山水草虫的钟钦礼，被弘治称为“今之马远”的王谔，人物画家吕文英等。正德年间有山水画家朱端，明代画院到正德以后渐渐消沉。

沈周，文征明，唐寅等及其他成化嘉靖年间的“吴派”画家，人数已经很多。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主要的有二：一是在出身上大多为士大夫，一是在艺术上都重视画面的笔墨效果，所谓“气韵神采”，并追求着一种被认为风流蕴藉的风格。这一时期的以“吴派”为代表的文人画把艺术风格的表现当作绘画艺术的重要的目的，而相应地对于艺术反映生活的职能有一定程度的轻视。他们在用墨的干湿浓淡，运笔的轻重缓急等技术上获得很多经验，仇英是苏州地方临摹古画的名手，也是此一行业的代表画家。他和唐寅、沈昭同师周臣（号东村，吴人）。他画仕女、鸟兽、台观、旌辇、车仗、城郭、桥梁完全追摹宋代画院。临摹古画的行业在中国绘画史上有重要地位。他们和另一些职业画匠是有密切联系的：灯画、扇画、版画以及其他形式的风俗装饰画，是民间绘画的不可忽视的部分。它们以生活的内容和绚烂的色彩适应群众的要求。

沈周、文征明和唐寅的花鸟画在艺术上也有突出的创造，特别是沈周等人的水墨花鸟画。他们运用水墨技法描绘花鸟虫鱼，草草点缀，情意已足。徐渭（字文长，号青藤）、陈淳（字道复，号白阳山人）的水墨花鸟画是林良、沈周以后的重要发展。徐渭、陈淳的作品，一花半叶、淡墨欹豪，疏斜历乱，形神兼备，在运用水墨和构图方面都有新的创造

西洋写实技术的传入开始于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时，他们带来文艺复兴时期圣母像的画法，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神态欲活，很引起一些有开明思想的人士的兴趣。这时西洋画中千门万户的透视画法也很引起人们的赞美。

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更多，新的风气日盛，和曾鲸用同样方法的肖像画家如谢彬、徐璋、孟永光、郭巩等也形成了有重要地位的一派。完全古法，用白描画像的日见衰微；受了西洋影响兼用笔墨烘染而不必分凸凹者是另一有重要地位的肖像画派。

乾隆时期是花鸟画艺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各种画派都有一些能手活跃在画坛上，同时，一些代表着深刻变化的富于个性和新的气息的画家出现了。他们就是所谓的“扬州派”或称“扬州八怪”的一批画家。

明清五百年间的美术有很大发展，取得了丰富而卓越的成就。

绘画，特别是山水画和水墨写意花鸟画，有很大发展。揭示自然物象的美和通过山水花鸟画艺术以寄情寓性以及对笔墨的状物抒情的追求创造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绘画中的木版插图和木版年画相应也得到蓬勃发展。

文人士大夫中间对于绘画的收藏、鉴赏、著录活动非常活跃，对于画家、流派史传的撰述，非常重视；对绘画理论尤其是山水画艺术理论探讨的风气也非常热烈，从山水画艺术的美学基础、创作方法、风格创造、作品评论以至描绘技法等问题，都有许多专书、专文、专章、专节论述。这宗极其庞大丰富的绘画艺术理论遗产，有待于我们去加以研究总结。

明清时期的画家们都颇注意追求笔墨风格和画面的效果，但并不是人人都有所创造。而且在表现了一定风格的作品中，艺术风格也不全是健康的。艺术风格是画家用绘画艺术形式概括生活、表达思想情感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它体现着与作者生活理想相联系的审美理想。在明清绘画的诗意的想象和艺术风格中所体现的美的理想，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如高雅、古拙、稚朴、天真、泼辣等审美情趣的追求。

此时的画家，运用笔墨的方法，包括皴擦点染用笔的快慢、轻重、正锋和侧锋，用墨的浓淡、干湿等，很多画家都有自己熟练的实践经验。这些技法的传授和影响，促成了许多画派的形成。这些熟练的技术对于掌握工具材料的性能，发挥表现手段的特长，从而对实现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感情内容的目的是很有用的。

明清时期的绘画从理论到实践，是一宗巨大的艺术财富。这一时期的文人画，也有着极其引人注意的地位。除了消极的成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可以看出其中蕴藏着中国绘画艺术的丰富的经验和绘画艺术的美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