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有多种，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出于种种原因，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作为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家，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主要是要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低价收购农产品，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利润，再通过严格控制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把工业利润转化为财政收入。
此外，国家还通过农业税收入和农业储蓄等渠道获得了大量资金积累。根据周其仁(1994)的估计，在1952~1982 年期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农业税和农民储蓄净流出三条渠道，从农村获取6127 亿元的剩余，相当于1982 年全部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
同时，人民公社制度和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成为政府的长期制度，户籍制度把农村劳动力禁锢于农村和农业，城市职工报酬以及享受的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保障远远高于农村可比劳动力，这种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改革前城乡居民较大收入差距的长期存在，也形成了城市居民的利益刚性和改革后的城市偏好。
(二)分配体制的原因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是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在这种分配体制下，个人收入量的多少，不仅与自己的劳动贡献大小正相关，而且还与自己所拥有的物化生产要素多少正相关。是否占有物化生产要素及其量的多少和质的高低，便成为影响人际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不同要素所有者占有要素的数量与质量差异面对个人收入差距影响巨大。如果在劳动收入大致均等的条件下，收入差距主要由财产性收入高低而拉大。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人们的财产性积累差距加大，因而财产性收入差别也不断扩大。据统计，2001 年前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存款，而80%的人仅占银行存款的20%；而在20 世纪90 年代，有人根据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资料推算，30%的富裕人口占有居民储蓄存款的47%。
(三)经济体制转轨的原因转轨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旧体制虽然已经开始打破，但新体制却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一些人利用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如掌握重要的经济信息、获得特定的市场准入权，对重要的、紧缺的商品享有控制权等等，进行种种形式的设租与寻租活动，牟取了双轨体制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据为已有。
另外在转轨时期，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没有得到完全延伸，一些领域里还存在行业性垄断，由此而产生的垄断收入，其级差部分理应由国家占有，而事实上却没有得到很好地调节，从而导致了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个人收入的极不平衡。
(四)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因改革发展至今，国有企业的改革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机制、对经营人员的收入风险机制，没有真正建立健全，因此造成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下滑，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个别企业成了某些人把公有财产转化为私有财产的一种复杂的中介环节，这样，就为少数人暴富提供了经济来源，所谓“庙穷方丈富”就是这一情形的生动写照。
(五)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原因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覆盖面小、资金渠道狭窄、管理服务社会化程度低等问题的存在，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新体制需要。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是建立在城乡二元隔离基础上的，造成了城乡社会保障的巨大差别。城市实行高就业、高补贴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多数居民享有较高程度的社会保障，而农村则以传统的家庭保障为主，其保障水平远低于城市。
中国城市中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以所有制划线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有较高和较全面的保障，集体企业和单位的职工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则要相对低一些，个体工商业者则基本不享受社会保障。这种以所有制为线的社会保障待遇差别也是失之公允的。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又恰恰是收入较高的一批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又向这些人倾斜，更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六)税收调节不力的原因国际经验证明，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但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还不够完善。另外，个人所得税所需要的征管条件目前还不完全具备，从税务部门本身来讲，也需要进一步强化征管力度，严格征收管理。除个人所得税外，中国还没有建立针对个人财产存量及其转移进行调节的收益类税种，比如不动产税、遗产与赠予税。再如，适应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既不统一，又不健全，在资金筹措上没有采取国际上通行的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方式，政出多门，效益低下。由此造成政府以及社会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安置及其生活困难问题的解决缺乏必要的财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