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陈达邦和儿子陈掖贤（右）在北京的合影
以下为陈掖贤的同事对他的回忆：
1958年3月，北京工业学校的20多名教职员被下放到北京市房山县河北乡当“新社员”，我和陈掖贤都在下放行列中。最初几个月我们的任务是和农民一起修建班各庄水电站的引水渠。当时，我们住在陈家台大队。每天，天一亮我们就吃早饭(机米饭、腌萝卜)，再带上两饭盒米饭当午餐，翻过一座山，蹬过一条河，走到水电站工地。我和陈掖贤的任务都是往工地运石料。在河滩上有老乡专门挑选适用的鹅卵石，每块近200斤，两个人抬起来放到我们腰上，连背带挎把石头背到半山腰的水渠旁。每天不知要往返多少次。当时的口号是“大干快上”，干到天黑了还要挑灯夜战，每天劳动14小时以上。回到住处，喝上几碗玉米渣子粥就赶快躺倒睡觉了，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而且，在当时也不能说累，否则会被扣上“怕苦怕累，不愿思想改造”的帽子。我的身体要比陈掖贤好得多，我都累成这样，陈掖贤的感受就可想而知了。 修完水电站，回到陈家台大队参加农业劳动。一回来就赶上抗旱，在“人定胜天”的口号下，每天担水14个小时，从河滩把水挑到半山腰的白薯地里。经过几个月的劳动，陈掖贤的体质有所增强，后来随社员走30里山路到深山背回七、八十斤杏核也能胜任了。 1959年1月，我们回到学校仍担任原来的工作。这时，张友莲已经怀孕，学校想办法在为拆迁农民盖的房子里挤出一间平房，分给陈掖贤做家属宿舍。不久，张友莲生下了他们的大女儿。 这时，他们的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由于两人在婚前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彼此对另一方的性格、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都不怎么了解。婚后他们又聚少离多，没有一个很好的磨合、适应过程。因此，在生活上产生不少摩擦和矛盾，经常争吵。也由于陈掖贤仍然不会好好安排经济生活，尽管他俩的工资合起来已超过100元，应该能应对一家三口的生活开支。但是，由于安排不好，到月底总是很困难，于是便吵得更凶。几个月后他们竟然离婚了。女儿被送到四川，由陈掖贤的姨妈抚养。张友莲由于受到离婚和离开孩子的打击，不久便得了精神疾病，不能工作，有时还需住院治疗。陈掖贤的情绪也日益消沉郁闷。
1960年3月，朝阳区委组织辖区内几个中等专业学校的政治课教师到楼梓庄公社劳动锻炼。我和陈掖贤又一起被派去了。白天到小麦专业队劳动，晚上住在老乡家里。这时的劳动强度不大，最大的困难一是饿，二是困。当时每天两顿饭，每顿到公共食堂领一个“双蒸法”窝头，没有菜，没有油。晚饭后，每天都要与社员一起“大辩论”，主题是“粮食到底够吃不够吃”。这种会每天都开到半夜。这时的陈掖贤除了参加劳动和开会，其余时间都是躺在炕上，一言不发。两个月后，我因母亲病危提前离开，其他同志到暑假才回来。 陈掖贤从楼梓庄回来后，情绪降到最低点。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物质供应奇缺，一些不要票证的“议价”商品又特贵。陈掖贤的工资虽已增加到77元，但仍不够用，到月底总是没有吃饭的钱了。学校领导很为这件事着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让我帮助陈掖贤安排工资开支。具体做法是：每月发工资时帮他还清欠款，买够全月用的饭票，剩下的钱作零用钱放在我这里，我把这些钱分成四份，每星期给他一份。领导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保证陈掖贤全月都有钱吃饭，也有零用钱了。 这个办法不久便执行不下去了。原因是他总要提前支取零用钱。我则坚持原规定，坚决不给。为此，我们两人发生过口角和争吵。这时他便改变办法，向私人借钱。他借钱有个特点，就是下月发工资时准还。但是，发工资后还清借款、买够饭票以后，零用钱就剩不下多少了。于是，他又向别的同志说，他的饭票买多了，用不完，把饭票换成现钱去花。这样，到月底他又没钱吃饭了。有一次，我耐心地问他零用钱为什么花那么多。他告诉我：有一天他路过金鱼胡同和平宾馆，发现那里有零售的议价西凤酒，每两2．70元。他就买了2两，一饮而尽。可是，这5元4角钱差不多是他一周的零用钱了。
1960年，正值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物质供应奇缺，一些不要票证的“议价”商品又很贵。陈掖贤的工资虽已增加到77元，但仍不够用，到月底总是没有吃饭的钱了。这时期还发生了一件对他后半生有重大影响的事情。1960年秋天，他的生父看他生活太苦了，便领他到政协礼堂餐厅用一张七角钱的餐券吃了一餐“红烧狮子头”。当时凭票供应的猪肉是每斤0.81元，这一餐只是未交肉票。但是，这顿饭却引起他思想上很大波动，造成极大烦恼。因为，这顿饭触动了他思想上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使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认为“党没有和人民群众一起渡过难关”，而自己也享受了“特权”。在回来路上看到奔忙的饥饿人群，陈掖贤觉得羞愧难当，不敢正面看人，他为此越来越苦恼。他向党委副书记郝连科同志汇报了这些苦恼，并把这些思想写成一首诗交给郝连科。党委领导一面给他解释，说政协餐厅只是照顾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共渡难关才设立的，让他不要有思想负担。同时，为了安慰他，也和诗一首。但是，这些并没有解除他的苦恼。
陈掖贤的教学效果也随着他心情好坏和备课是否充分而起落很大。1961年春天，学校党委看到陈掖贤情绪苦闷，担心他患了精神忧郁症，便让他去安定医院检查治疗。经诊断后，医生要求住院治疗，陈掖贤在医院轻症病房里住了几个月。
1969年6月，北京工业学校被解散，与精密机械研究所组成第六机床厂，全体教职员除少数人当干部外，全部下放当工人，陈掖贤也到了这里，一直干到1982年逝世。此间陈掖贤的心情更加郁闷，每天低头上下班，很少与人交谈。因陈掖贤的爱人经常住院，造成经济更加拮据。1974年秋，陈掖贤好几天没去上班，同事到他家看时，发现他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原来他因没钱吃饭已经饿了四、五天，同事们赶快把他送医院抢救。
1981年，机电研究院盖起两栋单元式家属宿舍楼，按条件我和陈掖贤都有资格住进去。但是，凭工龄我们只能住四、五层。我住四层，陈掖贤被安排住在一层向阳的单元，说明机电院领导对他还是有照顾的。随后，我离开机电院，调入北京工业大学第一分校(现北京联合大学机电学院)。从此，我和陈掖贤就不在一个单位了。
1982年8月，陈掖贤又是几天没上班，8月15日同事们到他家看他，发现他已自缢身亡。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见到张友莲，听说已经因病去世了。 陈掖贤的一生确实是个悲剧，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当然，我也认为陈掖贤还有其性格缺陷方面原因，也是他个人的悲剧。他从参加工作起就“居有其屋”，这在当时是很多人得不到的。但是，他并没有很好地为自己创造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生活狼狈，婚姻草率。婚后又没有很好地协调夫妻关系，离离合合，婚姻很不稳定。在“文革”中又轻易被人利用，造成很坏后果，也给自己带来命运的大起大落。
注：本文作者为原北京联合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宣传部长袁宝珊，笔者曾于1956年至1981年与陈掖贤同在第六机床厂（即原北京工业学校，后改称机电研究院）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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