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安
（一）自杀琐话
过去北京清华园中有“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一座，碑文为陈寅恪撰。海宁王静安先生国维，去世已五十五年矣。民国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自沉于颐和园安澜堂前昆明湖中，临终只留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四句话，更无其他遗嘱，一代学人，就这样谜一般地自杀了。据丁文江编《梁启超年谱长编》载该年六月十六日任公写给梁令娴的信道：
“我本月初三离开清华，本想立刻回津，第二天得着王静安先生自杀的噩耗，又复奔回清华，料理他的后事及研究院未完的首尾，直至初八才返回津寓。现在到津已将一星期了。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此公治学方法，极深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这时梁任公是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负责人，王静安是导师。最早记其死因甚清楚。而人们在惋惜伤感之余，不免思考起他的死因来。甚至有的说罗振玉剽窃了他的稿子，有的说罗振玉欠了他的钱不还，等等不一而足，总是把王国维的死拉扯到罗振玉身上，或是把王国维之死归之于钱，而却很少从性格、信仰、学术理论政治上分析他的死因，所以，总难免隔靴搔痒之感了。
静安先生弃世时，正在清华国学研究所执教，同时执教的除院长梁启超外，尚有陈寅恪、吴宓，以及在美国去世的赵元任先生。静安先生去世后，陈寅恪先生在一首挽诗中，有一段注解说：
“甲子岁，冯（按：指冯玉祥）兵逼宫，柯、罗、王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遗书谓‘义不再辱’，意即指此。遂践旧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则未死。余诗‘越甲未应公独耻’，即指此言。”
甲子逼宫，是指把溥仪赶出故宫。柯、罗是柯邵（上”文“下”心“）和罗振玉，即三个人相约同为清朝自杀，另外两个人只是唱唱遗老的高调而已，并不想真死，而静安先生却真的学屈原的样子，跳到昆明湖去死了。日期比端午节还早两天。他一死，一些围着溥仪转准备重做大官的人，拿他大做文章，说他为清朝而死，为他请谥，让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园的溥仪封他为“忠悫公”，并派贝子溥（亻斤）上祭，赏陀罗金被并大洋两千元。好像有了他作样子，溥仪就真能够再做宣统皇帝了，又何能理解他的思想信仰呢？
实际上他并未做过清朝的什么大官，也没有功名，只不过是清代末年学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而已。一九一二年在日本写给铃木虎雄的信中云：
“《颐和园词》称奖过实，甚愧。此词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至于全国民之命运，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悲于此者，拟为《东征赋》以发之……”
信中不称“朝廷”等词，直称“觉罗氏一姓”，可见他并不以遗老自居。似有忧国忧民之民主思想，而十几年后，在溥仪的内廷行走，给友人写信左一个“上”，右一个“入直”，最妙是给上海蒋汝藻写信，郑重其事借“纱蟒”，说太妃过生日，给太妃拜寿。收到后还说“感荷之至”。真难想象这样有学问的人穿上蟒袍给宫里的一个老女人跪下磕头，几乎成为滑稽戏中的人物。相对比同时的梁任公，觉其思想境界相差悬殊矣。
在他跳昆明湖自杀时，清代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儿还多得很，而另一些王公大臣也还活着，在北京深宅大院中，在天津、上海租界地里，照样吃喝玩乐，并没有人去死，而只有他去死了。便又有不少人可惜他的呆气，觉得他太犯不着。静安先生一死，倒变成了一些遗老们的好诗题，浙江诸暨周善培在一首题为《王静安投昆明湖殉国为诗哀之》的律诗中写道：“入地觐天知慰籍，十朝待士竟何如？”好像清朝待读书人真的太好了，所以王静安跳湖殉节。人们却不禁要问：你自己又如何呢？清朝那些血淋淋的文字狱的账如何算呢？真是莫各其妙！
其死因在其悲观厌世的心态上，还有一重要因素，就是他的长子（罗振玉女婿）王潜明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死在上海。儿媳与他又有意见。丧子之痛，又加家庭不和，对其心理自然也造成很大压力。
静安先生一死，写挽诗的人很多，连跟他相约同死而未死的凤荪老人柯劭态也写了感怀伤殁诗：
“历历三千事，都归一卷诗，
秦庭方指鹿，江渚莫燃犀。
管邴君无■（can,古同“参”），唐虞我已知。
文章零落尽，此意不磷淄。”
“管、邴”是指汉末的管宁、邴原，都是汉末避乱隐居的人物；“不磷淄”是不薄、不黑，哀伤怜惜之意未变。柯凤荪哀悼王静安，没有把他扯到“殉国”、为大清而死等等上去，这是这位清史馆馆长的高明之处，他只是叹息“文章零落尽”而已，从这点感慨王国维之死，多少还沾一点边的。
因为静安先生，不管从哪一方面说，他始终是位学者，而不是清朝的一名官吏。他生于光绪三年，即一八七七年。读书之后，并不是去应科举，而后来是进了学校。一九零零年前后，在上海东文学社读书，学日本文及西方科学知识，一九零一年去日本留学，进东京物理学校。一九零三年任南通师范学堂、苏州师范学堂教习，均教心理学、伦理学、哲学。光绪三十二年，经罗振玉之介，到北京，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当时清政府体制已改革，张之洞任军机大臣兼领学部，不少学者都网罗在学部中。静安先生到京师图书馆任编译，后调名词馆协调。这是在清朝所担任的职务。清代分“官”和“差事”，外官小的如典史、县丞，内官如主事、郎中等等，再小也有个“衔”。差事是具体工作。严格说来他所任只是“差事”，还够不上“官”。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他才接受了溥仪的伪旨：在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似乎已经身列清秘了。但那已是清朝覆亡后的第十二年了。过了一年多，溥仪就被赶出故宫了。他这个五品俸实际上是连剔庄货也赶不上的破烂。他的学问才华，足以比美他的同乡前辈，康熙时南书房行走的查慎行，但是时代相差太远了。静安先生是很精明的人，这点他怎么会不明白呢？不过也亏得他死得早，不然也许会跑到“满洲国”，出现更可悲的身败名裂的情况，那就更是千古恨事了。
在他死前没有多久，正值清华园花开之时，湘人章孤桐（士钊），蜀人曹■蘅（经沅）曾去清华看他。死后挽诗起句云：“匆匆执手记花时，危语辛酸最可思。”亦可想见他当时的思想情况了。章行严先生化去多年，可惜生前没有写点回忆王静安的文字。陈寅恪有挽观堂长诗，序言对其死因从文化理论上论述甚当。现在《寒柳堂集》已出版，读者可以去看，无须赘述了。
（二）一封信
去春我在上海图书馆善本室看书，边上一位同志正在看静安先生父亲的日记《娱庐随笔》，在日记中，夹着一张折起来的字纸，展开一看，原来是静安先生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这真是意外的收获。这位同志顺手给我看，我便把它抄了下来。现加标点引在下面：
“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男十一日寄一禀亮已收到，男十二日由通动身，昨抵沪，时已昏黑，是日无三公司轮船，即搭美最时行之美顺轮船。船停浦东，因嘱长春栈接客，将行李等用船运至该栈，迨至码头，捡视行李，则见箱锁已断，行李尽湿。细行捡查，失去整包英洋壹百元及纸卷等物（内有朱香直联等）。另包洋拾陆元及陈枚叔托带洋十二元未失。昨日一面报明捕房请缉，（小字注云：该栈自知不了，亦已报捕。此箱旁人见系落水，其洋或落水，或拾起后藏匿，虽不可知。唯箱已交该伙，其责任自全在该栈也。）今日托汤蛰仙（渠署两淮运使，函请不往）沪道饬会审公堂提该栈主索赔。男为此事不搬农馆，仍住栈中。叔蕴闻须于年底返沪，男总须此事停妥后方可还家，大约非一礼拜不能了此。此事恐不能全璧而归，况皮衣尽失，所损为不小邪？男虽住栈，不过夜间住此，有谕仍寄农报馆可也。专票。敬请福安”
男国维百拜十四日
这封信不是写在信纸上，而是写在一张长方形白棉纸上，纸有五六寸高，共十五行。现在看是很有趣味的一封信，从信中好像看到二十六岁时年轻的王国维的影子。这封信是一九零三年写的。他一九零一年去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一九零三年任南通师范教习，一九零四年任苏州师范教习，教心理学、伦理学、哲学。这封信似是在南通师范寒假中回海宁路过上海时写的。从信中语气上，可以看出他二十六岁时精明强干的神气。而这年正是章太炎、邹容等志士仁人因苏报案在上海西牢系狱的时候。在此后三年不到，王氏即因罗振玉之介，到北京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后任京师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调，直到辛亥革命，清政权结束。无疑，这封信对研究他早期的思想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这封信已收到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书信》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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