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简谱的雏形初见于16世纪的欧洲，那时有一个天主教的修道士名为苏埃蒂；他用1、2、3、4、5、6、7来代表七个音来写谱教歌，尔后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学习素歌和音乐的新方法》，那时西方人极注重发明创造和版权等个人成绩，才被记载入史册。18世纪时法国人，名
卢梭；1742年在法国巴黎向科学院宣读了一篇论文《音乐新符号建议书》再提这“数字简谱”，因当时他写
《忏悔录》一书，反而名声大增。人一出名，书也出名，《音乐新符号建议书》也被人重视了。18世纪中叶此后，又有一批法国的音乐家、医生、数学家等把“数字简谱”加以整理，完善。19世纪，经过P·加兰、A·帕里斯和E·J·M·谢韦3人的继续改进和推广，才在群众中得到广泛使用。因此这种简谱在西方被称为“加—帕—谢氏记谱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兴起“新式学堂”，其中的“学堂乐歌”课直接效法日本的音乐教育，也沿袭了日本使用简谱的做法。1903年，留学于
日本东京音乐学校的曾志忞在留日江苏同乡会于东京编辑出版的中文杂志《江苏》第六、七期上发表《乐理大意》一文介绍西洋乐理知识，并以简谱与
五线谱对照的形式刊登了《练兵》、
《春游》等六首歌曲，这被是认为是目前所见中国人使用简谱的最早记录。近代音乐教育家沈心工也是简谱的最早传播者之一，他编辑的《学校唱歌集》于1904年出版，成为中国出版并流行的第一部简谱歌集，从此后简谱逐步普及到各地的学校。由于它的简明易学和排印方便，在年代兴起的中国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中，简谱对于歌曲的传播发挥了极大作用。同时，简谱本身也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普及。
简谱得以在中国广泛普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简谱的记谱法与流行在中国民间的一种文字谱—工尺谱相当接近。如工尺谱是用“上尺工凡六五乙”几个字和附在字左边的不同的偏旁来表示音的高低的，而简谱则是用七个
阿拉伯数字和附在数上面或下面的圆点来表示音的高低工尺谱是用附在字右边的板眼符号来表示音的长短，而简谱则是用附在阿拉伯数右面或下面的短横线来表示音的长短。简谱与工尺谱如此相近，简谱记录音的高低长短的方法又比工尺谱更简便、更精确，因此中国人十分容易接受简谱。就世界范围而言，中国是把简谱吸收的最好、又将其发扬光大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简谱得到如此普及。
简谱有着较简单易学、便于记写我国的许多音乐家在创作乐曲时，记录最初的创作乐思，多习惯使用书写方便的简谱。
聂耳创作
《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创作
《黄河大合唱》时，他们的初稿也都是用简谱来记写的。等多种优点，这使它在中国有着比五线谱更为众多的使用者，对于推动和普及群众性的音乐文化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来源于百度百科《简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