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20.6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译文」子张向孔子请教说：“怎么样才能搞好政务管理？”孔子说：“尊崇五种美德，屏退四种恶政，就可以搞好政务管理。”子张问：“五种美德是些什么？”孔子说：“在上位的君子，能给百姓以恩惠，而自己却不耗费什么；役使民众，而民众却没有怨言；追求仁德，却不贪图财物；庄重矜持却不傲慢；态度威严却不凶猛。”子张问：“什么叫给百姓以恩惠，而自己却不耗费呢？”孔子说：“依百姓所希望获得利益的事，引导他们去做，这不就是给百姓以恩惠，而自己却不耗费吗？选择百姓想做又能做的事，让他们去做，他们还会怨谁呢？自己追求仁而且能够得到仁，还会贪求什么别的呢？君子不管人是多是少，上级下级，都不敢怠慢，这不就是庄重矜持而不傲慢吗？君子衣冠整齐，目光端正、尊严，使人看见便产生敬畏，这不就是态度威严却不凶猛吗？”子张又问：“四种恶政指什么呢？”孔子说：“（对于好事）不教人做而直接杀戮，叫做虐；（对于坏事）不加以戒备而让其坐大，叫做暴；慢慢地执行命令，直到最后的期限才完成，叫做贼；规定是要给人的东西，经手时却很吝啬，这就是官僚。”
我的理解（6）：
前面说过“‘四方之政行焉。’是执法的‘不走样’，”我们又怎么去保证“不走样”呢？
为政就是行政，它包括执政和从政。执政在君“君无为”，所以，从政是“不走样”的重点。
五美是理想国对从政者的理想要求，这等会再说，我们先讲四恶。
四恶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我们说，在理想国，所有的最高领导都要禅让----也就是现代的竞选！
禅让和竞选本就一体两面，只是我们的关注点不同：从原领导下台的角度讲，是禅让；从新领导上台的角度讲，是竞选。----如果是领导指定某人继位，那就不叫禅让，叫传位。
我们不会把宋太祖黄袍加身看做禅让；也不会把乾隆传位给嘉庆看做禅让……
禅让看能力、责任归领导，再加上分封。这时我们的国绝对是一个扁平化的小国。
说小国也不全对，因为我们还会联合，联合起来就是大国了。周公语鲁公时，鲁国是小国，但合起来的周朝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了。不过我们鲁人的最高领导还是鲁公、不是周公。
这话也很好理解：我国加入联合国几十年，估计没几个人认为我们的最高领导是联合国主席（秘书长）吧！
我们为什么选择扁平化，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敏则有功”。
一国之政，权在立法，立法的效率低下，众所周知。这时我们的选择通常两种：一是小国寡民，二是授权（于行政）立法。
秦以来的大国统治，往往是授权立法，这样敏是敏了，却往往会“陪臣执国命”。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有道之国的基础无非是四个字“宽、信、敏、公”。大国立法，“宽信公”可能达到，但很难“敏”。
授权立法，敏是敏了，宽信公呢？
我们说：“官凶民懦”，是无道的外在表现。但官为什么凶？民干嘛要懦？
“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一旦授权立法，官就有了立法权：法律官制定、法律官执行，这时候的官，还在法律之下吗？
胸怀利器，必生杀心。当官拥有了法律这把利器，又怎能不凶？当民的头上有个“破家县令”时，又如何不懦！
有人说“不还有立法”嘛？可前面说过“立法不敏”，以“不敏”对敏，效果可想而知。
我们把“授权立法”定性为无道，原因在于“宽、信、敏、公”四根柱子，官只取其敏！
所以，与宽容相对，社会越发严苛……
所以，与信任相对，社会越发离心……
所以，与公平相对，社会越发不公……
所以，与灵敏相对，官倒是敏了，民却越发地冷漠麻木……
----这样的国只会向下、不会向上！
大同社会“小国寡民”，就让立法“敏”成为可能，也同时避免了无道……
在十三章我们谈了立法，也谈了听讼。
论语将国人分为三类：士、君子、小人。与士相对，君子和小人都是民。
君子立法是民代立法、君子听讼是民代司法，因为君子得到民的拥护----其实更该反过来说“得到民拥护的才是君子”。
这时的官将只有一项权力----执法权。
在理想国，仅拥有执法权的官是很难“以权谋私”的。
要想贪污，得有财权。可惜，财权（也就是食）在立法。
要想受贿，须能选择性执法或自由裁量。可惜，前者立法盯着，后者权在司法----也就是在听讼者（民）手中……
这时的官，也还能动手脚。他们能动什么手脚？我们要盯着什么？擦边球！
不教而杀谓之虐；
立法规定，某件事可做，但有限制条件。
当我们做这件事时，官的手脚来了：他们并不教我们如何满足那些限制条件，而是简单地说“不符合”，把这件事毙了！
一件好事，不教人把它做成，却以小的差错把它毙掉，这就是不教而杀。
不戒视成谓之暴；
好事不给人做，碰到坏事呢，却采取“放水养鱼”、“钓鱼执法”----在开始的时候坐视不理、甚至故意纵容，直到坏事做成了才开始执法、处罚，这就是不戒视成。
慢令致期谓之贼；
还有些是与时间有关的，比如一件事很急，我们就会限定官于某月某日前完成。可民急官不急，官非要拖着，直到最后的时刻才把事做完，这就是慢令致期。
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最后就是官僚主义，比如残疾人坐车，按规定可以半票，可售票员只认证件不认人，没残疾证就不给半票……
说官僚也不官僚，如果那残疾人好了（证还在），再坐车时，售票员就会“不认证件只认人”，还是不给半票……
售票员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不给残疾人优惠，想多收（也就是少付）那半票的钱！
这四种方式，即使有道也不可避免，所以我们要时刻盯紧！
官为什么会做“四恶”，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他们的价值取向与我们不同。
立法是民代立法，所以君子在立法时，要考虑民的满意度，也就是说要兼顾“宽、信、敏、公”。
司法是独立司法，所以君子在司法时，要“必使其无讼”，也就是说要兼顾各个诉讼方的利益。
执法却是“部门执法”，所以官在执法时，考虑的不是各方的利益，而仅是自己一方的利益……
一件好事，做成了与官无益，做不成与官无损，所以官懒得教，直接毙掉。这叫不教而杀。
一件坏事，没做就管不出成绩，做成再管效果明显，所以官先养鱼、后逮鱼、实在不成就钓鱼。这叫不戒视成。
一件急事，急着办显不出官的重要，为显示威严，官拖着不做让你着急，让你去求他。这叫慢令致期。----注意，致期不是超期，是卡着最后的时间做。
一项政策，我们考核的是“社会满意度”，他们考核的是“费用支出额”；我们想着支付，他们想着节约（吝啬）。这就叫有司（官僚主义）。
再举个例子，就是日记门那个烟草局长。
韩寒说：他曾经得到烟草部门的表彰，原因是“让某地区的烟草销量增加一倍”。
我们成立烟草部门，目的是控制抽烟；烟草部门的价值取向，却变成了“增加销量”，与我们的宗旨完全相反……
我们为什么反对“陪臣执国命”？就是因为“陪臣们”有自己的利益追求，而他们的追求往往与“国命”相差甚远！
再说五美：
前面说过，在理想国，仅拥有执法权的官是很难“以权谋私”：财权（也就是食）在立法；自由裁量权（选择性执法权）在司法或立法……
这时候的官，被戴上了镣铐。他们很难“以权谋私”，却也很难“大展拳脚”。所以，“五美”看着简单，操作起来却很难！
惠而不费----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一个人、一个好人当官，肯定要让民得到实惠，这叫惠！
可一个社会、一个好的社会，当官也没有多余钱，简直没法费。
要惠、又要不费，这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无米怎么炊？借鸡下蛋呀——这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村口路坏了，每个人都想修、但凭个人的力量，根本没法修路。这时我们官来了，把大家组织组织，齐心协力把路修了……
在这里，路修好了、民得到了实惠，这叫惠；官也没花钱，这叫不费。
怎么能惠而不费呢？还不是借“民之所利”这只鸡，下了“利之”那个蛋！
劳而不怨----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
一个人、一个当官的好人，肯定要指使别人做事，这叫劳。
可一个社会、一个好的社会，官却没有权力指使民，这简直没法劳。
又要劳、又没法劳，所谓的“夹板罪”不过如此。
夹板罪怎么受？仔细分别呀——这就是“择”……
可劳，既包括可劳之事、也包括可劳之民。我们再举前面修路的例子吧……
路坏要修，这是可劳之事，我们没什么可以择的。但是，路要修多宽、多长、多结实？款要怎么募？要不要在旁边修建一个“善款捐献记念碑”等等？这些，都要我们去“择”。
同时，所有的事都是人做的，不可能一个人就把所有事安排得妥妥当当。我们要让谁、去做什么，这也要“择”。
一件“民所利”的好事，我们“利之”却往往不讨好，其根源就在于：我们没有“择”好……
我们说“道是良性循环、不是永恒存在”。好事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因为“修路是好事”、就认为它一好百好，而“没有择好”的“好事”往往是“民怨”的根源。
欲而不贪----欲仁而得仁，又焉贪？
选择权也是权，而且，我们无法把选择权从执法分支完全拿走。
再以修路为例：作为“民代立法”，我们可以决定修路，甚至可以决定修多长、多宽、多好的路，但立法不敏，总有无限细化的选择权、让立法无从下手……
所以，执法分支（也就是官）始终会拥有“择可劳”的权力。
有权怎么用？就要看官怎么想，想贪钱，他就会择“能送钱的人”，他就会择“能捞钱的事”……
我常说“金钱和财富不是一回事：财富能换来金钱，金钱却不一定能换来财富……。”
有人说“有钱有权，不如有个好老爸”，这话绝对正确，因为：权钱不一定是财富，好老爸却一定是财富！
末代君主，权钱都不缺，却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这就是权钱和财富的区别……
“在者为物、用者为神”，当我们争权夺利时，我们一定要想“我们争的权、夺的利留干什么？”
我们无法用的权和钱，只会让我们变成它们的奴隶……
理想社会的官也贪，他贪的不是权力、是民心，所以要“据以德”——用现代话说，他贪的是选票，希望更多的选民、用选票把他送到更高的位置。
欲仁而得仁：当我们瞄准更高的位置、希望得到更大的权力时，我们一定要据以德，努力使更多的民推崇我、努力提高民对我的推崇度（民德归厚）……
理想社会的官也贪，他贪的不是金钱、是财富：他们知道“积善之家、留有余庆，积不善之家、留有余殃……”
欲仁而得仁：当我们希望为子孙后代、聚敛更多的财富时，我们一定要据以德，努力树立本人和家族的良好形象、努力使更多的人支持、同情、甚至照顾我们（留余庆）……
对于选民来说，贿钱贿物只是小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贿政才是大贿……
对于官员来说，贪钱贪权只是小贪，“欲仁而得仁”的贪仁才是大贪……
所以，当选民真正拥有选举的权力时，贿选和黑金绝不可能让选民的胃口满足；当官员永远有更高的财富追求时，真正值得官员去贪的已经不再是权和钱，而是仁！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当官员追求窃国、也确实有希望窃国时，谁会去在意那一堆堆的金钩或银钩……这就是“欲仁而得仁，又焉贪？”
泰而不骄----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
说到泰、我就想说尊严；一说骄，我就要说到面子。而尊严和面子的区别，在《论语》11章11段后已经说过。
一个人，要有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尊严；一个地方的官，更代表着地方的形象、地区的尊严。所以，我们要尊严、我们要泰！
我们有尊严，就要通过“尊重别人的尊严”、来展示自己的尊严。这就是“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
有道讲尊严、无道讲面子，无道的通常表现是“官凶民懦”。这时的官，在上级面前，是懦弱的小绵羊；在下级面前，是凶恶的大灰狼……换句话就是：无道中的官，在上级面前被人骄；在下级面前骄下级——这就是通常说的“前倨后恭”。
威而不猛----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再说一遍，理想的国度没有官：立法的“从大夫之后”是民，司法的“听讼者”也是民，人人守法、也就用不着人来执法……
但“道是良性循环、不是完美存在”，通常的理想社会并不理想，并不是个个都是君子、人人都遵守法律……
这也正是执法分支（官）在理想社会存在的根源。
官要执法，所以就要威，就要让不法分子望而生畏，进而慑服不法分子，使其守法……
但我们已进入理想社会了，所以这时的官，要“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而这样的官，想猛也猛不起来。
本段（6）谈大同社会的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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