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统一台湾后，下令开放海禁，对外贸易有所恢复发展。这时，英国在各国对华贸易中占首位。18世纪中叶，它在欧美对中国贸易的进出口总值中已占一半以上，18世纪末增加到大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中国长期出超，传统产品茶叶、生丝、土布、瓷器在欧洲市场上很受欢迎，销路日益增大，而西方国家除了把印度棉花转贩到中国，不能提供其他适当商品。英国的机制棉毛织品在中国市场上滞销亏损，只能把大量白银输入中国，以平衡贸易逆差。外国商品难以进入中国市场，主要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对外国商品有强大的抗拒力，部分原因是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在中外贸易和交往方面设置了障碍。清政府担心，如果开放贸易，中国人民接触了外部世界，将会增强反政府的倾向和力量，所以对中外交往严密控制。一方面限制中国人出洋贸易和居住，严格规定出洋船只的大小、型制与装载货物的品种、数量，水手客商人数及往返期限。另一方面限制来华外国人的活动，指定在广州一口通商，规定进出口货物的种类，对外国商人在中国的行动、起居制订规条，稽查防范。特别是设立行商制度，使来华的外商只能和指定的行商交易，不准和其他人往来。外国进口货物由行商承销，外商购买内地货物出口，亦由其代购。甚至外国商人交纳关税，办理交涉也必须通过行商作中介，不得和官府直接交往。这种闭关政策建立在落后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力图与外部世界隔离，以保存、维护封建主义的统治。它并不能消除或减轻外国的侵略，反而窒息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妨碍了中国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
当时，英国不甘心于对华贸易的长期逆差，为扭转局面、开辟市场，作了种种努力。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团到北京，要求开放贸易口岸，割让舟山某个小岛，作为英国存放货物、居留商人的地方，允许英人自由来往广州，以及颁定税率，禁止额外加征。其中一些侵略性条款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清政府并未认真谈判，即一概拒绝，马戛尔尼使团在承德、北京停留一个半月，未获结果而回国。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又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但在觐见皇帝的礼节问题上，双方各执己见。清政府要求行跪拜礼，阿美士德坚决拒绝，形成僵局，竟因此未能进行对话，英国使团被遣送出境。
英国资产阶级后来终于找到了可以改变对华贸易不利局面的途径，即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以抵消贸易逆差。鸦片最初是以药品输入中国的，数量很少。18世纪末，输入量逐年增加，每年达四千箱。清政府觉察到鸦片的危害，于嘉庆五年禁止鸦片进口，以后又不断重申禁令，采取各种禁烟措施。但英国鸦片贩子通过贿赂和走私，使鸦片输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连年激增，到鸦片战争前夕，每年输入高达四万箱，其价值超过了中国出口的茶丝布匹全部价值的总和。中国的对外贸易从出超变成入超，每年为抵偿贸易逆差，外流的白银达一千万两。
罪恶的鸦片贸易为英国商人和英国印度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而给中国社会、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鸦片烟不仅摧毁了许多中国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扰乱了货币流通过程，银价上涨，银贵钱贱，影响了生产、交易。官吏和士兵吸食鸦片，意志萎靡，不理政事，不习武功。清朝也因货币流通混乱、税源枯竭而减少了财政收入。
清政府三令五申，严禁鸦片，但并无效果。有一些和鸦片利益有联系的官吏，阻挠和反对禁烟。道光十六年(1836)许乃济提出鸦片弛禁，进口按章纳税，并许内地种植，这一荒谬主张遭到许多有正义感的官吏的驳斥。在这场严禁与弛禁的争论中，黄爵滋提出了重治吸烟的办法，吸烟者限一年内戒绝，否则处以死刑。这一严厉而彻底的禁烟主张，得到了一些官吏的拥护。湖广总督林则徐支持这一主张，并在辖境内切实贯彻禁烟命令，收缴烟土烟枪，限期戒烟，取得了成效。道光帝也主张禁烟，召见林则徐，派他为钦差大臣，往广州查办鸦片。
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后果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奉命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收缴并焚毁了二百三十七万斤鸦片。英国鸦片贩子和英国政府因不肯放弃这项具有大利可图的贸易，悍然发动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