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作化的初期，在发展速度问题上，毛泽东还是持谨慎态度的。他强调要注意“条件是否成熟”，认为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快一点，条件不成熟的地区就慢一点。他提出在反右的同时也要注意防左。他强调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强调控制发展数字和合理地摊派；强调要积极引导、稳步前进，建社要合乎章程。他特别提出要正确对待中农。指出对待小农经济只能是改造，而不是消灭。还强调检验成败的关键主要是看是否能增产，看新的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他强调发展合作社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并达到增产的目的。根据以上原则，他认为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等均应有所不同。
1953年10月毛泽东还具体地进行了安排。他提出，在新解放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1954年春天办好1－2个合作社。他强调说：“至少一个，至多三个”。并说“多了就是冒进，少了就是右倾” 。他指出在土地改革尚未完成的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暂时不搞，落后地区也可以推迟搞，可以到1954年秋天以后再搞。他最初提出的规划是：1953年冬到1954年秋收前全国发展合作社（初级社）三万二千多个，到1957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也可以发展为一百多万个。这也是第一次提出的规划。这时的设想主要还是发展小型社。一般每社规模约70－80户或到一百户，几百户的社应是少数。与此同时，可以建立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农场，到1957年可达3038个并有一定程度上的机械化。建设国营农场是为了更多的为国家提供商品粮食。
但是合作社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到1951年12月农业合作社还只有一百四十多个，到1954年秋已发展到十万多个，到1955年6月经过初步整顿后，还有六十五万个。这个速度已经超过了原来的规划。到了1955年7月毛泽东认为全国农村形势发生了变化，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他的这个判断是根据基层送上来的一批报告作出的。他对每份报告都作了批语，这些批语得出的结论就是，农村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高潮已经到来或即将到来。当时中国农村已有五亿人口，毛泽东要求由上面派出大量干部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
可是，正在这时，浙江对合作化却采取了“坚决收缩”的方针。一下子解散了共约四十万农户的大批合作社。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表现，批判这是一种前怕龙，后怕虎的小脚女人思想。他强调说，群众运动已经走到了领导的前头，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却跟不上运动。具体的就是批判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毛泽东认为邓子恢错误的性质属于右倾，属于经验主义，并认为他是代表了富裕中农和富农的利益。毛泽东正是在这时强调说：“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73页）应该相信群众什么呢？那就是要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着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正是基于这个判断，所以在以后的发展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不顾广大贫下中农在土改后的真实愿望，粗暴地侵犯中农利益，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在批判小脚女人之后，毛泽东认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已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合作化要大发展，这是农民群众的要求；2.晚解放区、山区、落后乡、灾区都能发展；3.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办社；4.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也可以办社；5.“办社容易，巩固也不难”；6.没有农业机器不能办社的迷信也能完全破除；7.合作社不能随便解散；8.如不赶快上马（办合作社），就要破坏工农联盟等等……。同时，对一切反对、怀疑加快发展合作社的意见都打了回去，从而也打破了大发展的一切阻力。毛泽东认为过去的争议已经解决了。
正是由于对农民两个积极性的误判，由于对小脚女人的批判，促使农村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掀起了高潮。到1955年的12月下旬，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农户响应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而在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到的数字是：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有一千六百九十万户。也就是说几个月的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对这种显然违反发展规律的反常现象，毛泽东却兴奋地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选自（《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2页） 他甚至认为：“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2－223页）这样，原本以为需五年，三年却实现了三大改造的完成。如江苏省昆山县的一个乡两年就实现了合作化；河北省刑台县东川口村“只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了”。河北省遵化市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这是一个由二十三户贫农组成的合作社，是一个只有三条驴腿的合作社，是一个被称为“穷棒子的合作社”。毛泽东对这个社大加赞扬，认为它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形象，代表了五亿农民的方向，它说明“鸡毛可以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