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西方社会学概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以此为契机，社会学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阶段。战后，世界各国相对平稳的社会发展,以当代科学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的腾飞，一方面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增添了更丰富的内容，要求人们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作出相应的调整，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更先进的技术手段，使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有可能进入更深的层面和更广阔的范围，在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上更精确、更有效。当代社会学从研究规模上看，除了具有社会学研究传统的发达国家外，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后，也都陆续开展社会学研究，以解决自身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在1982年第10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有150个国家和地区派出5200名代表参加会议的学术交流。从学科体系建设上看，无论是理论还是研究方法都日趋完备和严密，各分支学科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缘交叉学科迅速发展、分化。
50～60年代的社会学主流
由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T.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在50～60年代曾是西方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方法论。帕森斯着意对帕雷托、A.马歇尔、迪尔凯姆和韦伯的不同理论观点实行综合，将英国的功利主义经济学、法国的实证主义和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构筑了一个以意志为起点的行动理论，用以取代美国盛行的实证主义变种──心理学主义的社会行为理论。按照帕森斯的理论，每个行动者对手段和目标的抉择具有一定的选择自由，这种选择深受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并须受到人们共有的规范性标准和价值观念的调节。帕森斯强调对共同价值的意见一致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因素，他深入地探讨了由不同人的主观取向所导致的个体行动如何结合在一起构成相互依存的社会行动。其中，他关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成就表现与先赋性质、情感与非情感、专门性与扩散性、自我取向与集体取向 5种模式变项是对以社会行动为表现的人们需求满足方式的论述，AGIL（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潜在模式维系）分析模式是对社会系统功能要求的强调；两者相互关联又相互交织，从而使结构功能主义以高度理论抽象的形式实现对早期行动理论和功能主义的综合。
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认为，社会是由诸多相互依存的单元组成的统一系统，内部存在着结构上的分工，每个单元都各自发挥着特定的功能，它们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维系着社会作为一个整合系统而存在。倘若一个部分发生变化，势必影响到其他部分乃至整体发生变化。系统一般维持均衡状态，当受到外部或内部因素刺激时，原有的均衡被打破，系统内部开始进行调整，为适应变化了的新环境而出现结构分化，继而吸收或同化干扰，尔后建立新的均衡。作为一种社会学分析方法,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战略是，认清所研究系统的基本功能要求，分析满足这些功能要求的特殊社会结构。
结构功能主义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综合的巨型理论，是对西方社会历史和现实发展的概括，它需要在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中得到证实。然而，用结构功能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化理论、工业主义等概念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变迁，由于未考虑不同民族和地区作为历史的个体在文化背景和传统上的差异性、特殊性，出现了许多与发达国家发展模式完全不同的情况。结构功能主义从均衡出发强调社会是个自稳态系统，但现实社会中无处不见的诸多矛盾表明冲突比均衡更普遍存在。此外，这一理论忽视了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个人和小群体之间的互动，无法用它进行微观社会研究，无法用经验事实加以验证。60年代以后，它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和修正。
诸种理论观点并存的多元局面
60年代以后，结构功能主义的主导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批判帕森斯理论过程中，西方社会学出现了由不同理论和研究观点组成的多元局面。其中结构功能分析在R.K.默顿的修正和引入某些新概念后，转入能在经验上验证的“中层理论”探讨，从而失去它在50年代作为一般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地位。在重新思考和批判帕森斯理论后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观点中，主要有L.A.科瑟尔和R.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G.C.霍曼斯和P.M.布劳的社会交换论，G.H.米德、H.G.布鲁默和E.戈夫曼的符号互动论，A.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和H.加芬克尔的民俗学方法论，以及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些不同学派或理论观点围绕着基本理论上的自然主义抑或人本主义，以及方法论上的社会本位还是个体本位（研究起点），着眼点是社会均衡还是社会冲突（前提预设），侧重面在社会结构还是社会过程（研究战略）等等，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和对立。每种观点在否定对立观点的同时，都在竭力论证自己所持观点的合理性,需要从先辈思想大师的遗产中吸取营养,以期在社会认识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上进行新的开拓，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认识的深化。
70～80年代以来的理论综合状况
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的多元格局中，不同理论和观点在彼此对立的同时，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出现了在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彼此借鉴和互相渗透的融合态势。倡导微观结构研究的美国社会学家R.柯林斯，批评宏观理论往往把结构与形成结构的过程割裂开来的倾向。他把社会结构定义为“互动仪式的链条”，试图以此把交换理论和互动理论的某些观点以及精神分析理论融合起来。他力求概括互动的本质、互动形成并再现宏观结构和宏观结构反作用于互动的基本特征，同时借鉴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的某些见解，使微观结构研究成为一种综合的理论研究观点。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A.吉登斯坚持社会学理论本质的批判性，在拒斥自然主义方向上力求对各派理论观点作出综合。他把结构界定为行动者在超时空的互动脉络中所使用的规则和资源，行动者正是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在具体时空中形成或再现结构。他认为，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宏观——微观、主观——客观诸如此类对立的二分法内容并不能构成二元论，只是同一实在的两面。人们在互动中使用规则和资源构成了日常生活中共有的社会结构，同时再现了构成结构的规则和资源。社会系统的结构特征既是构成社会系统的手段，又是这种构建实践的结果。因此，个体行动、互动、社会都是互相包容、彼此涵括的。吉登斯受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C.列维——斯特劳斯某些思想的影响，注重从一般结构原则和结构要素去看待不同社会，并把结构解释为规则和资源，认为它们之间可以派生出许多不同的组合，吉登斯对社会结构的论述从不同方向把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各种思想融汇成一个概念体系。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J.亚历山大，针对60年代以后在批判结构功能主义之后形成的以互动理论、交换理论、民俗学方法论等为一方的微观分析和以社会冲突论等为另一方的宏观分析之间的对立，倡导“新功能主义”，主张对双方都持开放态度，并力主在功能主义传统背景下综合上述理论。即通过重构帕森斯的行动理论综合微观理论的洞见，以探索联结微观个体行动与宏观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环节；在保持帕森斯的“规范秩序”前提下，强调对权力、强制、冲突、战争等问题进行宏观分析的必要性，力图把社会变迁研究纳入帕森斯的“分化”理论之中。亚历山大对80年代后期以来兴盛的“文化社会学”给予高度重视，并力求在功能主义框架之内解决文化与社会、与人格系统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后期的主要代表J.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也是一种植根于批判理论基础上对各种社会思想传统实行综合的尝试。哈贝马斯依据人类认识的旨趣，把知识分为经验——分析的知识、形而上学——历史的知识和为获取自由与解放的批判知识 3种类型。他强调，沟通行动理论是基于对传统社会学思想进行批判反思的立场，将经验资料和意义理解加以整合。在这一整合下的资料和意义已不同于从技术控制观点所掌握的资料及其变量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单从沟通理解观点所获得的意义共识。沟通行动理论作为批判理论的当代变种，既是经验分析的，也是意义理解的，同时还是批判反思的，是三者的综合。哈贝马斯意欲使自己的理论成为对来源于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韦伯和马克思的思想传统的当代各种理论观点的一种批判性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