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习
过去只从历史认识政治二字的意义,政治和统治在我意识中即二而一,不过是少数又少数人,凭着种种关系的权力独占。专制霸道,残忍私心是它的特征。寄身于其间经营活动的第一手人物,则多不折不扣的官僚。依附强权,谄上骗下,以利相合,以势相倾是它的特征。辛亥革命后十余年的政局变动,更说明这个上层机构,实在已腐朽不堪。我二十岁以前所理会的政治,不过是一种使人恐怖、厌恶,而又对之无可奈何的现实存在。我的空洞的社会理想,即生长于这种环境背景中。
为学习文学和文化,自以为工作宜属于思想领域而非政治领域,所以对当时政治现状绝望,但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内的社会思想学说,却因零散阅读,从那些作品中,感印到一种洋溢的哲思和诗情。明白一切社会思想著作之所以引人入胜,使世界上千千万万读者,能从作品中得到热情的鼓舞,实由于这类作品,也是科学也是诗。不断扩大深入到世界上优秀思想家、艺术家、组织家,以及万万千千素朴诚实年青生命中,作成万千种不同的发展,人类关系才因之完全重造,改变了世界面貌,形成人类进步史奇迹。但是唯心论和唯物论,科学和玄学,当时却无选择的陆续侵入我观念意识中,因此对我的影响,也就混乱而无章次。
这个思想发展,和更长远一些的生活背景有关连。我生长于湖南凤凰县,地方在湖南原属湘西边远落后县份。地方多外来商人屯丁和苗民混合居住,由习惯上的歧视和轻视,历来都一例被省中人叫作“镇筸苗子”。满清政府为压迫这个区域的人民,土地早全部收归官有,小小县城即驻防有一个总兵一个兵备道。辛亥革命人民起义失败,城区四郊杀人到数千,牺牲的大部是苗人。由辛亥到五四,在分解中的封建政治,军阀割据火并,是这个时期的社会特征,影响到湘西也是一样。大小军人土匪的反复砍杀,贪官污吏恶乡保横征暴敛,鸦片烟普遍种,普遍吸,上货时多五百石八百石向下运。
我其时在一个地方部队中作小职员,记得仅仅一个书记处,就有二十来盏烟灯日夜不息!我原出身于破产地主旧军人家庭子弟,从这种可怕环境背景中长大,阶级本质宜有向上爬意识,生活教育却使我向下看。我若承认社会现实是对的,即必然变成其中一分子,想方设法骑在人民头上,用同样不公不义方式争取权力和财富,再用鸦片烟,毒害自己。我由于否定这个现实,五四运动的微波余浪,把我推送到了北京城。
北来的目的是习文学和文化,最先具体接触到的,却又是鲜明著目的政治。即旧军阀总崩溃前夕,皖、直、奉、豫、晋以地方为单位的北方军阀,正用人民作赌注,进行疯狂内战,走马灯一般此来彼去。另一群来自国内各省,代表地主、豪绅、官僚、流氓、买办利益的八百国会议员,即寄附于这个政治现实情形下,分成若干小派系,纵横离合,争吵打闹。国内因内战十年,剥削加深,国家财富多转到帝国主义者军火商人手中,成为炮灰。人民却穷困万状,无以为生。即在北京各大学教书的,每月也还得不到应得薪金十分一二。一个统治阶级最上层,却终日在讨坤角,庆大寿,办盂兰盆会一类事情上努力用心。这个现象加深了我对政治二字的厌恶,也妨碍了我后来对政治更深一层的理解。
当时新知识思想领导方面,从五四起,对传统采取的态度,虽同为否定,却已见出了分歧。一部分因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得到启示,深信中国社会也得全盘打翻,方有个转机的,即强调阶级斗争为革命基本形式,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一部分以为社会革命不够条件,走资本主义民主路线为较有希望的,即提倡学术救国,也还是极力主张打孔家店,却避开了阶级革命的迎面斗争不提。胡适之吴稚晖是代表。前者最先即组织了学生和工农,特别是铁路、矿山、海员、纱厂工人。后者却在学校教育界扎根,并和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发生联系,再进而右转,一部分即成为近二十年旧政治官场中上层文化点缀物,一部分又因之在学校中成为超政治的学者。我到北京时,左右思想阵容分化已明确。英美系学者正在讨论科学玄学,为一堆抽象名词纠缠得极热闹。得到一种印象,即这些学者名流对明日社会,怕做不了什么事。当时文学翻译介绍占了国内出版物主要地位,因之十九世纪一些有世界性的文学作家,在他们的时代环境中,如何通过了长时期辛苦勤劳,和传统政治势力及宗教迷信作反抗斗争,把工作推进,与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期的世界文化史、社会思想发展史,发生紧密联系的情形,中国年青人不免心向往之。我是千百青年之一,既深信国家真实进步,是切实有用知识代替专横霸道权力,理性代替迷信,自然更容易得到启发,深信通过文学,注入社会重造观念于读者,是一个必然有效方式。但是,新的方面虽气势壮大,实在成就还不多。想用新文学打倒礼拜六派,打倒读经复古及香艳诗派,十分容易。想用它来作新的经典,瓦解旧社会上层组织全部,事情就并不简单。
我个人当时认识,则以为凡事既近于创始,前路实攸远,必须有人不太注意近功小利,来作长途跋涉。工作有些困难,得战胜困难。不可免要牺牲,或毁于传统势力的迫害,或由于其他矛盾,持旗引路的反而成为后来队伍的垫脚石。总之,这工作得要人心地比较单纯,充满热情和耐性,来努力个二三十年。且要有许多人,各带着殉道者精神,披荆斩棘开发工作中各种不同的道路。人人说时代如一道伟大洪流,求有以自见即伟大,我却意识到人在其间实在渺小之至。正因为理解到个人的渺小,和工作可能达到的限度,就用一个充满悲剧性的工作态度,工作下来了。这态度就是用笔学习,试验,再学习,再试验。
我弄的原是短篇小说,也即是在文学中最不容易见好,五四以来却又最引起读者注意的一种工作。这工作特点,即任何抽象理论都无助于实践。五四以来人喜说人生如战争,照我理解到的说来,这才真是一种长时期的战争!一面得战胜自己文化落后的弱点,一面还得战胜环境。每到工作陷于完全绝望中时,就用文学史上的古人遭遇来安慰自己。以为古今相去不多远,德不孤,必有邻,凡事沉默接受为合理。但如此一来,对于必需联系政治和社会的群的关系,自然都逐渐的越来越隔离了。由于缺少对政治和文学联系有深一层认识,我的阶级立场自始即是模糊的。我的工作的积累,于是成了伪自由主义者群一个装璜工具,点缀着旧民主自由要求二十年。而我也即在这个位置上胡写了二十年。大革命,九一八,……社会新旧斗争一系列的发展,我都一一见到,越来越复杂尖锐,我却俨然游离于纠纷以外。生活依存于伪自由主义者群,思想情感反映于工作中却孤立而偏左。
一面是社会接触面不出同事和同学,一面是读书范围越杂乱。写作精力正旺盛,而新出版业方兴起,读者群展开到了学校以外的现代企业中,工作受刺激和鼓励,我成了一个写短篇的热闹人。二十年来大部分作品多产生于这个时间内。
一部分作品,虽比较具进步性,另一部分作品,却充分反映出一个游离知识分子的弱点,文字华靡而思想混乱,有风格而少生命。大部分是无助于人民革命,对年青人前进意志,更容易形成麻痹和毒害效果的。特别是用佛经故事改造的一些故事,见出是我的杂学的混合物。佛教的虚无主义,幻异情感,和文选诸子学等等的杂糅混合,再发展即成为后来的七色魇等极端病态的、邪僻的、不健康的格式。而促成这个发展的,还显然有佛洛依德、乔依司等等作品支离破碎的反映。
政治斗争时有张弛,而文学斗争上随之时而飚举云起,时而灰飞烟灭。两种斗争在曲折发展中又都不免联合复分化,令人把握不定。我的孤立由此更易成为个人工作的藉口,主观上且认是唯一进步必由之路。浸透一种感伤的心情,把历史上一些作者比拟为太空诸星,以为各有照耀,各有千秋,还依然是一个整体。古今人虽相去千年万里,恰如万壑争流,彼此终必到达人类进步的大海。因此虽活到二十世纪波澜壮阔斗争激烈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不免停顿在十九世纪末的文学作家写作意识领域中。政治斗争的复杂和剧烈,使得大多数在学校里本来热心政治的知识分子,亦多游离于政治以外,超政治或不关心政治,实非本来,事实只是对火辣现实害怕与逃避。我就是其中之一,却于文字中还推广了这个游离意见,以为清明而客观。然而社会正是两面逐渐分明,不容许有旁观者的时候。我头脑本已不宜继续工作,情形却欲罢不能。加之生活上的几回挫败,工作上的两难见好,更严重还是一回伤寒,一回心脏衰弱,体力上的机能衰退,因之思想情绪即逐渐转入一种病态,头脑的木然低能和亢奋激情,交替而来。生活本极端枯寂,反映到文字反而分外狂热。生活本退缩到一个极端狭小书房一角,思想又放纵恣肆,空阔无际。国内时正有千万人为国家生存保卫而挣扎流血,即在我乡村附近,也可见到一群群壮丁,骨瘦如柴,倒毙于公路旁,无人过问。我却写了些夸侈荒诞的恋爱小说。抗战结束复员前后,国内万千人都在为一个新社会原则,有所憧憬,和蒋记旧政治各方面作各式各样的斗争,且团结成一道战线,有所行动,与人民革命的解放战联系配合。我还只是坐在一个二丈见方斗室中,做我对于社会国家的白日梦。一种完全脱离现实的观念拼合,作品表面上为对于和平的渴望,事实上只不过是旧社会崩溃前夕,知识分子内怯外骄的彷徨无主处,充分反映到字里行间中。思想混乱情感亦有所滞塞,也说明一点事实,即在这个伟大社会、伟大民族、全面解放的前夕,大部分旧知识分子,精神上无所适从,思想情绪陷于纷乱矛盾,在分解蜕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有个相通处。
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记得二十年前写过一本小小自传,提起三十年前初到北京,在旅客簿上写上了自己名字时,末尾说,从此就来学一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这句话不意用到二十年后的当前,还十分正确而有意义。我在学习。先学习肯定自己得回自己,再否定自己。
向现实学习,明白现实沉重,错综与复杂,也明白一个人肉体和神经在极大挫折超过所能担负重荷后,是种什么情形。也明白个人以外更具体些。对于一己,则深刻认识只不过是千万渺小生物之一,渺小之至。过去似乎还有些思想,有些理想,有些对于国家历史文化和活生生的青春生命,深刻的爱,对于一切新事物充满了天真的好奇和对人对事无比的热情,而反映于工作中时,这一切且照例影响到文字,形成一种强烈气氛,也有我,也有客观存在种种声音颜色与活泼生命,以及对于四时交替节令气候的感触。一病回复,对世事如有知实无知。对自己,作较深一点的认识,通常只是充满一种不可解的悲悯。记得阮籍有两句诗:“时变感人思,经冬复历夏”,从住处窗前齐檐的向日葵,扭着个斗大花朵,转来转去,已经三次看到生长和枯萎。我想到我实忽忽倏倏过了三年,学习了三年。学习中体力稍回复,认识随之而变,新的认识,即过去对世事若有知,其实为极端无知。
即在这种事事陌生中,得到党的帮助,工作最先是转到了历史博物馆,随后又入革大,和七千人左右一个大群体,共同学了十个月,再回到博物馆工作。越学越感觉无知。面对工作实际,只感到知识不够用。但另外熟人却一再说,书本知识目前对你没有多用,应当学点别的。从书本以外活事物学习,特别是从有关国家重要政策文件,和国家进行的政策实施联系,对你格外有用。
一年来全国性的对于《实践论》的学习,有过许多文件引申论述,无疑对于现代教育哲学和大学校中高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了极大的显著的变化。惟就个人认识,则《实践论》的伟大意义,却不在乎为扩大阐释此文件而作的无数引申,实重在另外万万人如何真正从沉默无言的工作中的实践,即由此种工作生活的实践,检查错误,修正错误,再继续发展和推进,不好的改好,好的要求更好。一切不离乎实践,在朝鲜前线,在西藏,在首都中一个小小街政府办事处,在大矿山和工厂中,这里或那里,万千种谨慎认真切实负责的行动,且指导了理论,补充了理论。万千人在一切不易想象的困难中学习,而又得到彰明显著的成果。后者对于国家面貌的改变,比起知识分子的文章重要多多。
如此如彼的反复学习,使我对于“政治高于一切”,和“集体主义”都有了点比较具体的认识,尤其是最近一些日子,和几个青年工作干部接触,对于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学习文化的精神,都非过去所能想象。更从一个青年翻身农民的工作经验和文化学习,正如上了一课切实的政治课。这个农民从小在乡下看牛拾粪,小学未毕业又作了一年银匠,后来转到我家做做饭,帮他忙念念书。北京解放,入了革命大学第一班,毕业后分发到河北省一个半老区去作乡村工作。两年来用广大土地和人民作师傅,学为人民服务,忠实谨慎的工作下去,锻炼得完全变了一个新农民典型。叙述乡村工作时,分析人事细腻和客观周到,以及对于文化学习的手不释卷精神,都远非在城市中长大在学校里读书的大学青年能比拟。让我明白人的重造在过去不过是一些哲学家,一些文学家的单纯空想,理想虽美永无实现性。必到这种理想原则和政治实际结合,才有可能。文化科学的进步知识,求普遍提高和展开,也必然得依赖于这种进步的社会制度,从一定步骤计划中方能实现。任何人类的进步预言和优美理想,如把它放到一个能动的社会中,通过人民集体的实践,即可证明是否能得到,行得通,而又对于多数人民有无利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哲学中的诗意,不仅浸透于文字中,重要还是能鼓励能教育人成为一个素朴忠实的信仰者,革命实行家,充满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忘我无私的热情,去实践,去斗争,进而促进历史发展成为一篇弘伟光荣无比的史诗。从这里学习联系自己,才明白个人最大的缺点,即是对于实践精神的极端缺乏。而再学习首先必然是回到人民队伍中去为人民服务。
这个检讨则是这半年学习的一个报告。也即是我从解放以来,第一回对于个人工作思想的初步清算和认识,向一切关心过我的,教育帮助过我的,以及相去遥远听了些不可靠不足信的残匪谣言,而对我有所惦念的亲友和读者一个报告。
参考资料:沈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