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礼制的日益崩坏，服装色彩原有的尊卑秩序也遭到了破坏。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齐桓公“好紫”。由于一国之君喜欢紫色，以致齐国的百姓争相效仿，最终一国尽紫服。紫色作为周代服饰色彩的“间色”，也就是所谓的“不正之色”，代表卑贱。
齐国尚紫的风气是对周代原有服饰规制的破坏，同时也是对周礼的挑战。对此，儒家重要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基于对周礼的维护，都表示过强烈的不满甚至厌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衣料文化、印染技术、工艺技术不断变革，纺织材料与及色彩、服饰样式也呈现出变革趋势，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并对后世服装造型与演变产生深远影响。
春秋时期齐国和吴国在今青岛市东南部海域爆发了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海战,不过当时两国都是千余人的小股部队,当时吴国比较注重水师的发展,约有8000多海军，齐国也有4,5千海军，东北的燕国在战国后期乐毅组织下有一支2万余人的水师,在今山东滨州一带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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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文化：
齐文化，齐国文化是齐地文化的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通常所说的齐文化是指齐国文化。齐文化主要继承姬周文化。战国时各地诸侯相争，使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逐渐破坏，各地区文化开始有“本地化”的改变趋势。
到了战国时代以后，这种情况更明显，但齐文化还是保留了较多的周文化因子。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统称，东临滨海的齐国产生了以姜太公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学说又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
而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
战国时各地文字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为五大系统：东方齐系、东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晋系和西方秦系文字，齐国文字则属于东方齐系。由于各系统的文字大体上相近，只有小部分文字有所差异。因此齐国文书与其他诸侯国往来并没有太大问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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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1-24
齐国的服饰艺术是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服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形制、色彩、纹饰、质料、佩饰等所构成的服饰形式美,充分体现出齐国服饰鲜明的地域特征和艺术特色,特别是“度爵而制服”、“上以为政,下以为俗”、“礼乐”与“实用”结合和“错采镂金,雕绘满眼”的服饰审美观,不仅承袭了儒家礼乐文化精髓,也对丰富和发展我国传统展饰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并影响中国服饰审美理论与服饰艺术实践长达数千年。
[关键词]齐国服饰;形式美;审美观
齐国靓丽的服饰艺术,在中国服饰史上留下了灿烂而厚重的篇章。齐国的服饰艺术是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在中国服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随着齐文化研究的深入。出现了许多优秀成果,但对齐国服饰艺术还缺少系统研究。因此,深入挖掘齐国服饰艺术的发展脉络,探索其形式美特征和审美观,不仅对构建一部完整的中国服饰文化史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对促进我国当代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齐国服饰演进的独特自然与社会条件
齐地气候湿润、温暖,土地适宜于桑麻的种植,这为丝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史记·货殖列传》)齐地的染织工艺自远古时代起就非常发达,远古时代的齐地主要包括兖州、青州的大部分地区。《尚书·禹贡》载,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织文”是指绫罗一类的丝织品。青州“厥贡盐絺,海物惟错。……莱夷作牧,厥篚餍丝”。其中的“絺”,即细葛布,而“糜丝”即指柞蚕丝。以糜丝织成的丝绸早在3000年前就已成为贡品了。齐国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精细丝织品,不仅做到了国内“人民多文采布帛”,能够充分自给,而且还大量输出,畅销各地以至于“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即《史记》、《汉书》所称道的齐“冠带衣履天下”。齐国的服饰之所以能物化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与齐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当地的物产有相当大的关系,正是由于当地有适宜服饰制造的大量物产,才为齐国的服饰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由于齐国历代的统治者有着自己独到的治国方式和治国理念,从社会条件方面为齐国的服饰艺术发展也进行了有意无意的引导,因而才最终形成了在中国服装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独特的齐国服饰艺术。
齐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缝纫技术已具有一定水平。上世纪50年代末,在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缝纫工具骨针就达20枚。其中最长的有18.2厘米,粗者有7毫米,最细者仅有1毫米,针鼻只能穿过细线,粗细与现代妇女纳鞋针相当。山东章丘王官遗址大汶口文化层出土的骨针还要精细,其中最小者只有5厘米。可见,大汶口文化时期,齐地的缝纫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到龙山文化时期,齐地的缝纫技术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在山东潍县鲁家口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骨针,磨制技术水平已非常精细,其中最小的一枚长仅4厘米。山东牟平照格庄遗址出土的岳石文化时期的骨针,比鲁家口出土的骨针更加精致,其中有的骨针磨制之精巧可与现代相比,其针鼻的微小程度和现代钢针相差不多。这种精巧骨针的出现,说明早在3500多年前的岳石文化时期,齐地的缝纫技术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从岳石文化时期至西周初期。齐地的纺织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岳石文化的墓葬和遗址中,发现许多遗留在陶器底部上的织物印痕。这个时期所生产的织物,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粗糙的产品,而开始出现较多较细的品种。根据文献资料,中国冠服制度大约在夏商已初步建立,到周代得到逐步完善。从《诗经》、《周礼》记载看,周朝不仅有服饰制度,而且还专门设“司服”一职,掌管服制的实施,安排统治者的穿着,白天子以至卿士,服制各有等级。这表明当时的织物已有品级高低的区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尤其是纺织业的快速发展,为当时齐地服饰的发展及以后齐国服饰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自太公封齐建国开始。便“劝其女功,极技巧”(《史记·货殖列传》)。太公在重视农业的同时,制定了以发展工商业为主的经济方针,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春秋时代,商人出身的管仲为辅佐桓公成就霸业,继承并发扬了太公工商富国的思想,把发展工商业当成富民强国的重要途径。他为了促进齐国工商业的迅速发展,首先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的思想,主张使四民按职业分区定居。即“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壁,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管子·小区》)。其次就是鼓励、引导和发展家庭手工业,齐国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手工业发展,特别是管仲,他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手工业发展对国家强弱的重大影响。提倡“求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强调“毋乏耕织之器”(《管子·幼官》),而且在实际生产中对手工业的技术和质量都有明确的规范。这些措施都大大促进了齐国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使之成为齐国发达的工商业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不仅如此,为促进工商业的发展,管仲还积极开展对外贸易。采取“关市讥而不征”的新赋税政策,即对过往关卡的商品只检查不收税;“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修建宾馆,并根据商人所带车马商品的多少提供更优质服务。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齐国的工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齐国当时主要贸易品之一的服装业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最终使“齐冠带衣履天下”。
二、齐国服饰艺术的形式美特征
服饰的形制、色彩、纹饰、质料、佩饰等是构成服饰艺术形式美的主要元素,服饰审美文化现象形态作为审美对象,主要是以其形制、色彩、纹饰、质料及其佩饰等形式美因素;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给人以审美享受的价值来体现其审美价值的。中国的服饰审美文化在先秦时期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并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这是讨论齐国服饰艺术形式美特征的基础和起点。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争,战国时期各种礼仪逐渐废除不用。战国七雄齐、楚、燕、赵、韩、魏、秦各诸候国的服饰,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以及受风土人情所限,表现在服饰的艺术形式,相应地会产生一些变化,也都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齐国服饰艺术的形式美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关于服饰的形制方面
在中国服饰文化遗存中,由于佩饰品的质料坚固而遗留下来的比较多,出土的实物资料也较为丰富,但是衣服的特殊材质决定了其很难长时间留存,因而目前对古代服饰形制方面的研究,多以其他类型的出土实物为基础进行分析。在甘肃半山彩陶器上有散落的人形,从剪影形象上看,其穿着的是连衣裙式的衣服。这就是中国、日本乃至欧美一些国家原始人都穿过的“贯口衫”。即用一块相当于两个衣长的布,中间挖洞或切口,以使头部从中伸出来。这种前一片后一片的衣服被拦腰一系,便成了早期的服饰造型”。齐国作为人类文化发展史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服饰的造型自然不可能外于人类服饰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并不妨碍 它基于独特的地理与社会环境而形成的地域特点,
齐国未立国之前,齐地东夷人的服饰形制其主要特点是“左衽”,即衣襟向左。《论语·宪问》载:“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即是说,假若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回到原来的时代了。由此可见,“左衽”是先齐时期齐人服饰造型的一大显著特色。事实上,在中国上古时代衣服的形制是有左衽和右衽之分的。衣襟向左,是为左衽,反之,衣襟向右,则为右衽。从出土的资料看,尤其是安阳殷墟出土的人像雕塑,交领右衽或直领对襟衣最为常见,绝少见到衣襟向左开者,表明左衽并非中原华夏族之风尚。但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来说,情况却不一样。《战国策·赵策二》说:“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说:“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可见,左衽成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大服饰特色,也是夷夏之别的标志之一。这种服饰的造型形式,一直沿用到太公治齐后,将中原服制带到东夷。这表明先齐地区在没有融人中原文明之前,在文化与习俗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独立性,也说明服饰的形制与社会文化基础密切相关。
齐国在立国之初,由于太公在文化上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治国方针,这就为齐国服饰在造型方面能演变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齐国的服饰虽然至今尚未发现实物,但对于这一时期齐地服饰形制的研究,可以从考古发现的一些陶俑、瓦当、漆器等资料来加以分析探讨。从目前所见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章丘女郎山战国墓、长岛王沟东周墓、临淄商王战国墓出土的大量彩绘人物陶俑中,可比较清晰地察看出当时齐国男女服饰的基本形制。特别是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中期墓葬中出土的一组彩绘乐舞陶俑,对研究齐国服饰的形制、色彩、纹饰尤为珍贵。这批彩绘乐舞陶俑其中人物俑26件,包括歌舞俑、演奏俑、观赏俑不同种类。姿态有坐有立,身高7.6-8.8厘米,均为泥制黑陶捏塑而成,表面保留着鲜艳的彩绘服饰,在26件人物陶俑中,仅有的1件歌唱俑为女性,身穿浅红色白点长袍,后身外露红点曳地内长裙。而10件歌舞俑均为女性,分为长袖舞俑和颉袖舞俑两种。其中的2件长袖舞俑,1件身穿浅红色白点长袍,后身外露黄色红点曳地内长裙;另一件身穿青灰色白点及黄色彩条长袍,后身外露黄色彩条曳地内长裙。两舞俑长衣广袖,翩翩起舞。在8件短袖舞俑中,有的身穿浅红色红点长袍,后身外露黄点曳地长裙;有的身穿青灰色红点长袍,后身外露彩条曳地长裙,双肩披挂红彩带。而5件演奏俑则全为男性,头戴翘角高冠,面施粉红彩,身着黑衣长袍,双肩披挂红彩带。10件观赏俑则全部为女性,由于服饰不同,分为两组。一组5件,身穿浅红色白点长袍,后身外露彩条花内长裙;另一组5件,身着服饰有两种,一种为披肩式浅红色翘边长袍,后身外露红点曳地内长裙;另一种为青灰色红点长袍,后身外露黄色红点内长裙。
从章丘女郎山这批陶俑的服饰观察,歌舞俑与观赏俑均着被体深邃的长衣,其右衽有向后拥掩的续衽钩边,与湖南长沙仰天湖楚墓出土的战国彩绘木俑的服装形式颇为相似,属战国时期广泛流行的“深衣”,其主要造型特点是上衣下裳连在一起,这组陶乐舞俑,或身穿红地白点深衣,或穿灰地红点深衣,或在深衣下露出彩条、花点长裙。临淄郎家庄出土的陶乐舞俑,也残留着彩条衣裙,反映了齐国服饰形制的共同特点。相比之下,楚国服饰显得较为华丽,齐国服饰以朴素典雅为特色。
临淄郎家庄出土的乐舞陶俑,身高约10厘米左右,以红、黄、黑、褐色等条纹描绘衣裙,胸部丰满,多数细腰,长裙曳地,举臂起舞,造型简洁生动,年代属战国初期。同属于战国早期长岛王沟东周墓出土的彩绘乐舞陶俑,最高者11厘米,最矮者5厘米。上衣为窄长袖,交领右衽,多为淡青色,亦有黄色和红色,下衣为长裙,长裙多饰红、黑色竖条,间加白点,有红白色腰带。人物多数作立姿,呈舒臂屈体舞蹈状;个别作跪姿,似为奏乐者”。这批乐舞陶俑其服饰造型与临淄郎家庄出土者极为相似。这批实物的出现,为印证齐国服饰的基本形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即上衣与下裳连成一体的深衣服式占据主导地位,是当时齐国服饰造型的主流。需要说明的是,齐国的衣式与中原地区有别。如临淄郎家庄出土的一批女性陶俑,其长裙收腰曳地,窄长袖,与中原地区女式深衣不同。同出土的漆盘上几组人物形象,有梳双高髻者,腰部佩剑,衣式曲裙向后斜掩垂地展开,亦有宽舒之感,似男性,这也不同于中原地区男式深衣。总的来看,无论是临淄郎家庄,还是长岛王沟、章丘女郎山出土的陶乐舞俑,其服装的样式十分相似,也都身着彩条衣裙,反映出齐国服饰造型与纹饰的共同特点,也充分体现了齐国服饰造型的艺术特色。
(二)关于服饰的色彩方面
两周是等级社会,服饰的色彩必须与其身份地位相适应,这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礼制的规定。按照礼制要求,色彩有尊卑贵贱之分:“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札记·玉藻》)孔《疏》:“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聊黄是也。”列采指有采色而不贰之正服。由此可见,古代以正色为尊贵,以间色为卑贱,并十分注重衣之纯,贵一色而贱贰采。按周代奴隶主贵族的传统,色彩有尊卑的区别,青、赤、黄、白、黑是正色,象征高贵,正色是礼服的色彩。绀(红青色)、红(赤之浅者)、缥(淡青色)、紫、骝黄是间色,象征卑贱,只能作为便服、内衣、衣服衬里及妇女和平民的服装颜色。由于色彩有尊卑之分,故统治阶级要按照礼制规定,根据地位高低和政事活动的内容,选配相称的服装色彩。《札记·玉藻》说:“始冠缁布冠,自诸侯下达,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组缨,天子之冠也。缁布冠缋緌,诸侯之冠也。玄冠丹组缨,诸侯之齐冠也。玄冠綦组缨,士之齐冠也。缟冠玄武,子姓之冠也。”《荀子·富国》也说:“天子株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礼记·玉藻》还记载:“鞸,君朱,大夫素,士爵韦。……天子素带朱里终辟;诸侯素带终辟;大夫素带辟垂;士练带率下辟;居士锦带;弟子缟带。”从以上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无论是冠服,还是蔽膝、束带,均以颜色的分别来指示着衣者的身份,其中赤(大红)、朱(朱红)居最高之地位。
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却喜欢穿紫袍。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史记·苏秦列传》也载:“齐紫,败素也,而贾十倍。”齐桓公作为一位名声显赫的政治领袖竟然穿间色的紫袍,这在当时是对传统色彩观念的逆反行为,无疑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自然是对传统礼教的沉重打击。从《左传·哀公十七年》卫浑良夫“紫衣狐裘”而被罪的事情来看,那时的紫色可能已代替了朱色而成为诸侯衣服的正色了。大约一百年后的孔子,为了维护旧礼教还重申他对紫色抱有恶感:“恶紫之夺朱也。”(《论语·阳货。)是因为紫色夺走了朱色的地位。但是,色彩作用于人的生理和心理美感是基于色彩具有美的自然属性为前提,由于紫色具有稳重、华贵的性格特征,在色彩心理 学上紫色被视作为权威的象征,所以,后来紫色一直上升为富贵的色彩”。唐代贞观四年规定:黄、紫、朱、绿、青、黑、白作为法定的等级序列服饰颜色,将官秩最高的一、二、三品的服色定为“紫色”,就是最好的明证。可见,桓公这种服紫的喜好对后世服饰色彩等级制度的变革有着极大影响。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关键词]齐国服饰;形式美;审美观
齐国靓丽的服饰艺术,在中国服饰史上留下了灿烂而厚重的篇章。齐国的服饰艺术是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在中国服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随着齐文化研究的深入。出现了许多优秀成果,但对齐国服饰艺术还缺少系统研究。因此,深入挖掘齐国服饰艺术的发展脉络,探索其形式美特征和审美观,不仅对构建一部完整的中国服饰文化史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对促进我国当代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齐国服饰演进的独特自然与社会条件
齐地气候湿润、温暖,土地适宜于桑麻的种植,这为丝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史记·货殖列传》)齐地的染织工艺自远古时代起就非常发达,远古时代的齐地主要包括兖州、青州的大部分地区。《尚书·禹贡》载,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织文”是指绫罗一类的丝织品。青州“厥贡盐絺,海物惟错。……莱夷作牧,厥篚餍丝”。其中的“絺”,即细葛布,而“糜丝”即指柞蚕丝。以糜丝织成的丝绸早在3000年前就已成为贡品了。齐国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精细丝织品,不仅做到了国内“人民多文采布帛”,能够充分自给,而且还大量输出,畅销各地以至于“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即《史记》、《汉书》所称道的齐“冠带衣履天下”。齐国的服饰之所以能物化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与齐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当地的物产有相当大的关系,正是由于当地有适宜服饰制造的大量物产,才为齐国的服饰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由于齐国历代的统治者有着自己独到的治国方式和治国理念,从社会条件方面为齐国的服饰艺术发展也进行了有意无意的引导,因而才最终形成了在中国服装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独特的齐国服饰艺术。
齐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缝纫技术已具有一定水平。上世纪50年代末,在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缝纫工具骨针就达20枚。其中最长的有18.2厘米,粗者有7毫米,最细者仅有1毫米,针鼻只能穿过细线,粗细与现代妇女纳鞋针相当。山东章丘王官遗址大汶口文化层出土的骨针还要精细,其中最小者只有5厘米。可见,大汶口文化时期,齐地的缝纫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到龙山文化时期,齐地的缝纫技术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在山东潍县鲁家口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骨针,磨制技术水平已非常精细,其中最小的一枚长仅4厘米。山东牟平照格庄遗址出土的岳石文化时期的骨针,比鲁家口出土的骨针更加精致,其中有的骨针磨制之精巧可与现代相比,其针鼻的微小程度和现代钢针相差不多。这种精巧骨针的出现,说明早在3500多年前的岳石文化时期,齐地的缝纫技术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从岳石文化时期至西周初期。齐地的纺织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岳石文化的墓葬和遗址中,发现许多遗留在陶器底部上的织物印痕。这个时期所生产的织物,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粗糙的产品,而开始出现较多较细的品种。根据文献资料,中国冠服制度大约在夏商已初步建立,到周代得到逐步完善。从《诗经》、《周礼》记载看,周朝不仅有服饰制度,而且还专门设“司服”一职,掌管服制的实施,安排统治者的穿着,白天子以至卿士,服制各有等级。这表明当时的织物已有品级高低的区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尤其是纺织业的快速发展,为当时齐地服饰的发展及以后齐国服饰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自太公封齐建国开始。便“劝其女功,极技巧”(《史记·货殖列传》)。太公在重视农业的同时,制定了以发展工商业为主的经济方针,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春秋时代,商人出身的管仲为辅佐桓公成就霸业,继承并发扬了太公工商富国的思想,把发展工商业当成富民强国的重要途径。他为了促进齐国工商业的迅速发展,首先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的思想,主张使四民按职业分区定居。即“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壁,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管子·小区》)。其次就是鼓励、引导和发展家庭手工业,齐国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手工业发展,特别是管仲,他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手工业发展对国家强弱的重大影响。提倡“求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强调“毋乏耕织之器”(《管子·幼官》),而且在实际生产中对手工业的技术和质量都有明确的规范。这些措施都大大促进了齐国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使之成为齐国发达的工商业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不仅如此,为促进工商业的发展,管仲还积极开展对外贸易。采取“关市讥而不征”的新赋税政策,即对过往关卡的商品只检查不收税;“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修建宾馆,并根据商人所带车马商品的多少提供更优质服务。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齐国的工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齐国当时主要贸易品之一的服装业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最终使“齐冠带衣履天下”。
二、齐国服饰艺术的形式美特征
服饰的形制、色彩、纹饰、质料、佩饰等是构成服饰艺术形式美的主要元素,服饰审美文化现象形态作为审美对象,主要是以其形制、色彩、纹饰、质料及其佩饰等形式美因素;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给人以审美享受的价值来体现其审美价值的。中国的服饰审美文化在先秦时期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并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这是讨论齐国服饰艺术形式美特征的基础和起点。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争,战国时期各种礼仪逐渐废除不用。战国七雄齐、楚、燕、赵、韩、魏、秦各诸候国的服饰,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以及受风土人情所限,表现在服饰的艺术形式,相应地会产生一些变化,也都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齐国服饰艺术的形式美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关于服饰的形制方面
在中国服饰文化遗存中,由于佩饰品的质料坚固而遗留下来的比较多,出土的实物资料也较为丰富,但是衣服的特殊材质决定了其很难长时间留存,因而目前对古代服饰形制方面的研究,多以其他类型的出土实物为基础进行分析。在甘肃半山彩陶器上有散落的人形,从剪影形象上看,其穿着的是连衣裙式的衣服。这就是中国、日本乃至欧美一些国家原始人都穿过的“贯口衫”。即用一块相当于两个衣长的布,中间挖洞或切口,以使头部从中伸出来。这种前一片后一片的衣服被拦腰一系,便成了早期的服饰造型”。齐国作为人类文化发展史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服饰的造型自然不可能外于人类服饰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并不妨碍 它基于独特的地理与社会环境而形成的地域特点,
齐国未立国之前,齐地东夷人的服饰形制其主要特点是“左衽”,即衣襟向左。《论语·宪问》载:“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即是说,假若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回到原来的时代了。由此可见,“左衽”是先齐时期齐人服饰造型的一大显著特色。事实上,在中国上古时代衣服的形制是有左衽和右衽之分的。衣襟向左,是为左衽,反之,衣襟向右,则为右衽。从出土的资料看,尤其是安阳殷墟出土的人像雕塑,交领右衽或直领对襟衣最为常见,绝少见到衣襟向左开者,表明左衽并非中原华夏族之风尚。但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来说,情况却不一样。《战国策·赵策二》说:“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说:“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可见,左衽成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大服饰特色,也是夷夏之别的标志之一。这种服饰的造型形式,一直沿用到太公治齐后,将中原服制带到东夷。这表明先齐地区在没有融人中原文明之前,在文化与习俗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独立性,也说明服饰的形制与社会文化基础密切相关。
齐国在立国之初,由于太公在文化上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治国方针,这就为齐国服饰在造型方面能演变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齐国的服饰虽然至今尚未发现实物,但对于这一时期齐地服饰形制的研究,可以从考古发现的一些陶俑、瓦当、漆器等资料来加以分析探讨。从目前所见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章丘女郎山战国墓、长岛王沟东周墓、临淄商王战国墓出土的大量彩绘人物陶俑中,可比较清晰地察看出当时齐国男女服饰的基本形制。特别是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中期墓葬中出土的一组彩绘乐舞陶俑,对研究齐国服饰的形制、色彩、纹饰尤为珍贵。这批彩绘乐舞陶俑其中人物俑26件,包括歌舞俑、演奏俑、观赏俑不同种类。姿态有坐有立,身高7.6-8.8厘米,均为泥制黑陶捏塑而成,表面保留着鲜艳的彩绘服饰,在26件人物陶俑中,仅有的1件歌唱俑为女性,身穿浅红色白点长袍,后身外露红点曳地内长裙。而10件歌舞俑均为女性,分为长袖舞俑和颉袖舞俑两种。其中的2件长袖舞俑,1件身穿浅红色白点长袍,后身外露黄色红点曳地内长裙;另一件身穿青灰色白点及黄色彩条长袍,后身外露黄色彩条曳地内长裙。两舞俑长衣广袖,翩翩起舞。在8件短袖舞俑中,有的身穿浅红色红点长袍,后身外露黄点曳地长裙;有的身穿青灰色红点长袍,后身外露彩条曳地长裙,双肩披挂红彩带。而5件演奏俑则全为男性,头戴翘角高冠,面施粉红彩,身着黑衣长袍,双肩披挂红彩带。10件观赏俑则全部为女性,由于服饰不同,分为两组。一组5件,身穿浅红色白点长袍,后身外露彩条花内长裙;另一组5件,身着服饰有两种,一种为披肩式浅红色翘边长袍,后身外露红点曳地内长裙;另一种为青灰色红点长袍,后身外露黄色红点内长裙。
从章丘女郎山这批陶俑的服饰观察,歌舞俑与观赏俑均着被体深邃的长衣,其右衽有向后拥掩的续衽钩边,与湖南长沙仰天湖楚墓出土的战国彩绘木俑的服装形式颇为相似,属战国时期广泛流行的“深衣”,其主要造型特点是上衣下裳连在一起,这组陶乐舞俑,或身穿红地白点深衣,或穿灰地红点深衣,或在深衣下露出彩条、花点长裙。临淄郎家庄出土的陶乐舞俑,也残留着彩条衣裙,反映了齐国服饰形制的共同特点。相比之下,楚国服饰显得较为华丽,齐国服饰以朴素典雅为特色。
临淄郎家庄出土的乐舞陶俑,身高约10厘米左右,以红、黄、黑、褐色等条纹描绘衣裙,胸部丰满,多数细腰,长裙曳地,举臂起舞,造型简洁生动,年代属战国初期。同属于战国早期长岛王沟东周墓出土的彩绘乐舞陶俑,最高者11厘米,最矮者5厘米。上衣为窄长袖,交领右衽,多为淡青色,亦有黄色和红色,下衣为长裙,长裙多饰红、黑色竖条,间加白点,有红白色腰带。人物多数作立姿,呈舒臂屈体舞蹈状;个别作跪姿,似为奏乐者”。这批乐舞陶俑其服饰造型与临淄郎家庄出土者极为相似。这批实物的出现,为印证齐国服饰的基本形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即上衣与下裳连成一体的深衣服式占据主导地位,是当时齐国服饰造型的主流。需要说明的是,齐国的衣式与中原地区有别。如临淄郎家庄出土的一批女性陶俑,其长裙收腰曳地,窄长袖,与中原地区女式深衣不同。同出土的漆盘上几组人物形象,有梳双高髻者,腰部佩剑,衣式曲裙向后斜掩垂地展开,亦有宽舒之感,似男性,这也不同于中原地区男式深衣。总的来看,无论是临淄郎家庄,还是长岛王沟、章丘女郎山出土的陶乐舞俑,其服装的样式十分相似,也都身着彩条衣裙,反映出齐国服饰造型与纹饰的共同特点,也充分体现了齐国服饰造型的艺术特色。
(二)关于服饰的色彩方面
两周是等级社会,服饰的色彩必须与其身份地位相适应,这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礼制的规定。按照礼制要求,色彩有尊卑贵贱之分:“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札记·玉藻》)孔《疏》:“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聊黄是也。”列采指有采色而不贰之正服。由此可见,古代以正色为尊贵,以间色为卑贱,并十分注重衣之纯,贵一色而贱贰采。按周代奴隶主贵族的传统,色彩有尊卑的区别,青、赤、黄、白、黑是正色,象征高贵,正色是礼服的色彩。绀(红青色)、红(赤之浅者)、缥(淡青色)、紫、骝黄是间色,象征卑贱,只能作为便服、内衣、衣服衬里及妇女和平民的服装颜色。由于色彩有尊卑之分,故统治阶级要按照礼制规定,根据地位高低和政事活动的内容,选配相称的服装色彩。《札记·玉藻》说:“始冠缁布冠,自诸侯下达,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组缨,天子之冠也。缁布冠缋緌,诸侯之冠也。玄冠丹组缨,诸侯之齐冠也。玄冠綦组缨,士之齐冠也。缟冠玄武,子姓之冠也。”《荀子·富国》也说:“天子株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礼记·玉藻》还记载:“鞸,君朱,大夫素,士爵韦。……天子素带朱里终辟;诸侯素带终辟;大夫素带辟垂;士练带率下辟;居士锦带;弟子缟带。”从以上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无论是冠服,还是蔽膝、束带,均以颜色的分别来指示着衣者的身份,其中赤(大红)、朱(朱红)居最高之地位。
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却喜欢穿紫袍。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史记·苏秦列传》也载:“齐紫,败素也,而贾十倍。”齐桓公作为一位名声显赫的政治领袖竟然穿间色的紫袍,这在当时是对传统色彩观念的逆反行为,无疑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自然是对传统礼教的沉重打击。从《左传·哀公十七年》卫浑良夫“紫衣狐裘”而被罪的事情来看,那时的紫色可能已代替了朱色而成为诸侯衣服的正色了。大约一百年后的孔子,为了维护旧礼教还重申他对紫色抱有恶感:“恶紫之夺朱也。”(《论语·阳货。)是因为紫色夺走了朱色的地位。但是,色彩作用于人的生理和心理美感是基于色彩具有美的自然属性为前提,由于紫色具有稳重、华贵的性格特征,在色彩心理 学上紫色被视作为权威的象征,所以,后来紫色一直上升为富贵的色彩”。唐代贞观四年规定:黄、紫、朱、绿、青、黑、白作为法定的等级序列服饰颜色,将官秩最高的一、二、三品的服色定为“紫色”,就是最好的明证。可见,桓公这种服紫的喜好对后世服饰色彩等级制度的变革有着极大影响。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21-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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