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除西北和西藏外，大部分国土处于温带季风气候区，由于这一地区处于世界最大的陆地，濒临最大的洋，季风气候最为显著。冬天寒冷干燥，但夏季炎热多雨，宜于植物生长。所以这儿早在新石器后期就出现了原始农业，成为世界最早的三大农业区域之一，在农耕基础上，产生了古代文明。但季风气候有一个缺点，即夏季来临和退却时期的或早或迟，形成雨量的或多或少，这些都使该地区的水量变率较其他区域为大，于是很容易形成干早或水灾。因此，“我国二、三千年来各地的灾荒，史不绝书，而最多的灾荒是早灾和水灾。”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挑战，这一挑战有别于
地中海沿岸农业灌溉区域。古代华夏先民就是在与大自然的应战中，发展了农业，创造了文明。
中国特别频繁的水早灾以及其他自然灾害，使中国居民承受更多的折难。在自然因素影响下，中国文明的发展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史不绝书的水早灾，使中国人民自古以来重视兴修水利。大禹治水有功，被禅让为王;
李冰父子修筑的
都江堰，世世代代得到利用保护;王景、潘季驯治河卓著，名留青史。中国的灌溉农业主要靠河水、小溪以及汇流到湖泊里的雨水，必须在坚硬的土地上开凿沟渠，建筑堤坝等，这些都需要较为坚硬的金属工具，较大的劳动强度，所以中国称得上“水利工程”的，开始于铁农具广泛使用的时代。“关于兴修巨大灌溉工程的最早可靠证据，属于公元前一千纪中叶。例如史书上说，灌溉现今豫北土地的一条渠道是在公元前五世纪末至四世纪初修筑的”。公元前316年，四川人民开凿了那条灌溉成都地区土地的渠道，后又引眠江之水，兴修分支的灌溉工程;
秦国挖掘了
郑国渠。上古华夏先民凭借顽强的意志，把握农业发展命脉的水利建设，所以尽管频繁的天灾人祸，然芸芸众生肆力垄亩，能恶衣食，致其蓄藏。在宋以前的一、二千年中，黄河中下游地区曾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大量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为政治的强大和文化的发达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第二、形成强烈的以农为本、广占土地、囤积谷物的观念。上古黄河流域如此频繁的水旱之灾，使得
古代中国君民十分重视谷物积蓄，把它看作长治久安的保证。“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凛，备水早，故民可得而有之。”而生产谷物的土地便成了皇帝、官僚、地主、商人追求的对象，有了它，皇帝可以稳坐龙椅，立于不败之地。贵族地主能坐享其成，钟鸣鼎食，封官拜爵。于是土地兼并层出不穷、世代不绝。
第三、中国农民起义延绵不断、愈演愈烈。恶劣的生存环境，人为的灾难，使中国农民的处境艰难生活贫困。早在战国时期，自耕农的生存就很艰难，更何况那些无地少地的佃农、半自耕农。风调雨顺，清明之治，十一之税就己不轻，更何况复被水早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断所逼。农民只能卖田宅子女，流离失所了。与农民状况正好相反，地主阶级却聚敛无度，并集中表现在土地问题上。富者田连吁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真实写照。中国农民只有通过爆发起义这一暴力手段来解决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再分配。
第四、相对封闭的区域，使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中国居于东亚，北连
西伯利亚，西北有阿尔泰山、祁连山以及一望无际的沙漠，西南也是崇山峻岭，西面是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临太平洋，并且与世界其他文明区相隔遥远，在古代海陆交通均极为艰难。虽然历史上有张寄通西域;
班超投笔从戎开辟
丝绸之路;法显、玄类云游天竺，鉴真东渡日本，
郑和下西洋;同时还有许多外国友人来到中国。但这些交往与地中海文明区各国的频繁交往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可以说中国在古代基本上是闭塞的，这造成了中国独特的坚韧的以汉族为主体的文明。自秦汉以来，中国政治上始终实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经济上是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文化上，儒家思想始终是根深蒂固，一切外来的宗教文化，不仅不能占统治地位，而且或多或少被儒化了;
汉民族的文字、风俗习惯、心理素质也一脉相承。中国这种特殊的地理因素，是造成其文明发展连续性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