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工头是指工程承包商，能把一项工程成本控制在工程建设方发包价以内就可以挣到钱，一般属于建筑、装修行业。
包工头法律地位：
中国建筑法律一直没有给包工头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按法律规定，民工直接受雇于施工企业，与施工企业是劳动关系，但实际情况是，施工企业很少与民工直接发生关系，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包工头与施工企业签定劳务合同(实践中多数叫施工合同)，再由包工头与民工签定劳务合同(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为口头协议)。
由于施工企业与包工头之间的这种关系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同时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因此，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除确属工程承包、转包等法律禁止性的行为外，一律按劳务合同关系即有效合同处理。
其次，由于施工企业与包工头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而非工程分包合同关系或劳务分包关系，因此施工企业不能将质量、安全、工期等工程责任转嫁给包工头。尽管包工头负有部分管理职责，但仅限于对民工的日常管理上。
施工过程中的质量、安全、工期等工程责任，应由施工企业全部承担，而不能将这些法定责任转嫁给包工头。中国《建筑法》及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均将工程质量、安全等工程责任确定为施工企业的法定责任，施工企业不能以合同形式将其法定责任转嫁给第三人。
因此，即使施工企业与包工头签定的合同条款中有明确约定，法院亦可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认定该条款无效。
扩展资料：
包工头挪用工人工资 玩“失踪”企图赖账被捕：
身为包工头，代领工人工资后挪作他用，拒不支付工人工资，后竟然躲了起来。日前，安徽省五河县检察院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对张广宇批准逮捕。
张广宇是一名包工头。2016年，他带领40多名务工人员在五河县某公司的办公楼建设工程中做瓦工活。工程竣工后，该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将30万元工资打到张广宇的个人账户上。然而张广宇在收到工人工资后，并没有支付给工人，而是将这笔钱挪作他用，并在工人多次讨要时玩起了“失踪”。
2017年7月20日，五河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依法向张广宇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张广宇却通过摔坏手机、取出手机卡等方式，让务工人员和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遂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2018年1月4日，张广宇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包工头挪用工人工资 玩“失踪”企图赖账被捕
与包工头含义相近的法律概念是“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四、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包工头”，顾名思义，把工作包揽过来，招人作业，他自己当头，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当城市发展需要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进城找工作之时，包工头作为一种满足供求双方需求的职业介绍，应运而生。在不少人印象中，包工头常常被视为靠榨取农民工血汗而发家致富的“剥削者”。但近年也有言论认为，“包工头”并非拖欠民工工资的“罪魁祸首”?只是欠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非源头。
编辑本段与施工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
中国建筑法律一直没有给包工头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按法律规定，民工直接受雇于施工企业，与施工企业是劳动关系，但实际情况是，施工企业很少与民工直接发生关系，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包工头与施工企业签定劳务合同(实践中多数叫施工合同)，再由包工头与民工签定劳务合同(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为口头协议)。由于施工企业与包工头之间的这种关系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同时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因此，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除确属工程承包、转包等法律禁止性的行为外，一律按劳务合同关系即有效合同处理。 其次，由于施工企业与包工头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而非工程分包合同关系或劳务分包关系，因此施工企业不能将质量、安全、工期等工程责任转嫁给包工头。尽管包工头负有部分管理职责，但仅限于对民工的日常管理上，对于施工过程中的质量、安全、工期等工程责任，施工企业应承担全部责任，而不能将这些法定责任转嫁给包工头。中国《建筑法》及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均将工程质量、安全等工程责任确定为施工企业的法定责任，施工企业不能以合同形式将其法定责任转嫁给第三人。因此，即使施工企业与包工头签定的合同条款中有明确约定，法院亦可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认定该条款无效。
编辑本段文化包工头
部分导演、编剧、舞美、音乐等垄断舞台艺术生产的一条龙班底，被人形象而不无贬义地称为“文化包工头”。 在中国戏曲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所所长傅谨看来，这些优秀导演和其创作团队之所以广受欢迎，并不能简单看成是“市场的选择”。它反映了舞台二度创作人才的严重匮乏，也反映了围绕评奖、形象工程，创作组织者心态极度浮躁、扭曲。据观察，目前这一现状正在恶化，一方面因为各地“文化标志”性创作工程纷纷上马，知名导演及其团队垄断之势加剧；一方面创作经费水涨船高，被编导隐性“烧”掉的钱，事后也没有严格的项目审计或者与市场收成挂钩等举措来制约，成了“一竿子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