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的状况，用三个词就可高度总结——党争、宦官、藩镇。从安史之乱开始，各地的节度使，开始脱离朝廷的控制，各自为政，其局面好像回到了割据的春秋战国时期。
外部局势动荡，险象环生，朝廷内部更不太平。牛李党争，斗得死去活来，将朝廷搅得乌烟瘴气。所以，在大臣眼中，哪有什么国家大事，派系间的“掐架”，才是真正的“正经”事。
然而，在这个节点上，还有一股力量——宦官，一直对权势窥视和攫取。这几乎成了很多朝代的“通病”，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如东汉末年的“十常侍”、明朝的刘瑾、魏忠贤等。
不过，相较其对朝政的“掌控力”，唐代的宦官们应是让同行们，“望其项背”。当然，他们遭到的批判也是最多。他们手中的权力，已经架空了皇权，并掌管着军队。
从唐德宗开始，宦官就成了禁军的头。甚至于，部队的监军位置，也是宦官的，即使向皇帝汇报工作，都不过走个“流程”。他们为何会得到皇帝的“青睐”？关键在于他们的身份。说的好听一些是“家臣”，说的不好听就是“家奴”。当然，和那些朝廷的“外臣”们，有待遇上的差别。
其实，宦官是依附于皇权而衍生出的特殊产物，由于自身的缺陷，及隔离于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他们“天然”会更“亲近”皇帝，而皇帝也会将他们视作“自己人”。
皇帝作为权力的“顶端”，也成为了他们依附并“利用”的“最佳靠山”。和正常的升迁制度相比，他们得到权力的“代价”极微，得来太容易，就会让他们想要的更多。除此，由于生理上“缺陷”导致心理上的“变态”，更会让他们大权在握后，祸国乱政。
其实，王朝的衰退，有其自身的制度缺陷、皇帝个人领导才能缺失等原因。在这种环境下，更容易膨胀这个特殊群体的“权力欲”。晚唐就深陷其中，连皇位的人选，都由他们来定夺，使皇权只剩下了一个空壳。
唐宪宗、唐敬宗纷纷命丧宦官，看似那个位置还是李姓人在坐，可实则只是个牵线木偶，一切都得听“幕后”的宦官“指挥”。
唐朝灭亡后，藩镇自立，进入了历史上一个混乱的时期——五代十国。而宦官依旧是首选的“可信任”之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能更好地维护“主子”的“集权领导”。
说到底，这是皇权为对抗外廷力量，“有意”扶植的“暗势力”。虽说大臣们被要求“忠君”，但出于人性使然，个人和家族利益往往会“逼迫”他们，做出“相反”的决定。要知道，在历史上的特殊时节，倒戈的大臣们不在少数。
这样就决定了，皇帝不可能完全信任大臣，但官僚体系的设立，又注定大臣们会“分权”。于是，为了遏制被“分权”，皇帝自然会找“身边人”，通过他们来管理他的天下。
比如：他们会派给宦官各种差使，皇城使，军器库使等，这样真正实现“直属管理”。当然，弊病也是一目了然，即宦官们权力欲的无限膨胀。到了最后，真的变成了“一手遮天”。
除此，为了维护皇权，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摒弃”了宰相，弱化了外廷权力，后果大家皆知，明朝出了很多“有名”的太监。
不过，有个朝代相对好点，就是宋朝。因为，鼓励大臣“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让滋生“权力欲”的环境弱化了。至于清朝，被前朝的宦官乱政吓着了，由内务府管理，对宦官的约束也相当严厉，基本避免了这种现象。
一切皆由“权力”而生，宦官从其被“主人”用作“棋子”，到做自己的“主人”，是离不开皇权对他们的纵容。所以，其根本原因，在于皇帝想真正一个人说了算。
朝廷的那些大臣又不是摆设，只有弱化他们的权力，才能让皇权更加集中。因此，根生于皇权制度的这些特殊人群，必然要为皇权做事，但一旦对他们的约束失效，他们就会集体反噬。
可见，一个“诞生”在特殊权力下的“畸形物种”，一旦被“释放”出来，其破坏力自然无法估量。另外，为了更好地“掌控”大权，这种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个人”权力，牺牲的必然是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