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人口南迁资料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文化大融合，在北方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主要是出现了被称作十六国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更叠、兴起和争战导致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文化停滞不前；而在长江流域的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则是东晋、宋、齐、梁、陈等南朝汉人政权，虽说也是频繁改朝换代、但却是华夏文化一脉相承，社会和平安宁和经济稳持发展的相对繁荣时期。

一、晋室南迁和汉人汉文化的向江南发展
晋怀帝永嘉元年（307），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愍帝时改称建康），自此开始，中原士族多有前来投靠者。建业四年（316）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开启了东晋和宋、齐、梁、陈等南朝汉人政权，偏安江南近300年的发展历史。

晋室南迁促使了中原地区汉人汉文化的向江南迁移，推动了江南和东南沿海社会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使南方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地位迅速上升，超过甚至替代了北方中原地区的传统地位，也为隋唐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重心南移，以及南北两大地域经济文化的形成奠下了基础。

1\迁移江南的汉人汉文化

通常是将司马睿称帝建康、南迁后的晋室称为东晋。东晋建立后，黄河流域北方世家和中原士族，纷纷南迁移居江南。据《资治通鉴·晋纪9》所说：“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这大体上反映了黄河流域的北方中原地区，以及淮南、江北等地大批汉人仕女，为躲避十六国的地方政权混战，源源不断渡江迁移江南的情景。

当时，汉人从黄河流域的北方中原地区南迁，大体上可分为这样几个方向：

（1）山东、河北和河南东部等地汉人，主要移居到长江下游和皖南、江西等地。

（2）甘肃、陕西、山西和河南西部等地汉人，则大多迁移到长江中上游和汉水流域的湖北、四川及汉中等地。

（3）他们中又有一些汉人，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继续向南迁移，到达今天的岭南和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的山区，这一批批向南迁移者，大约是后来聚族生活在江西、福建、广东交界山区，始终保留中原文化传统的，汉族客家人中的早期开拓者。

2、迅速发展的江南汉人汉文化

江南的东晋和南朝汉人政权，为了适应大量的汉人汉文化南迁，专门设置有侨州、侨县，来安置各地的南迁移民。所谓侨州、侨县，就是对从某州、某县迁来的人，在安置他们的地方，仍以他们原居的州、县之名管理之。这些从北方迁居江南的汉人，起初虽然是侨居客籍，后来却大多数因久居江南，而“土断入籍”，成为江南人士了。

南迁汉人的数量十分之大，按《宋书·州郡志》所记载的：南徐州、南兖州、南豫州等，侨州内总户数达18万，人口为96万。而刘宋全境编户人口为540万，这样从北方南迁的侨民，占了人口的约六分之一。

晋室的南迁和大批汉人的迁居江南，自然而然地使黄河流域北方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传统的礼仪文化，迅速地传入江南和东南沿海。这就在客观上促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由原先传统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转变成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的江南和东南沿海，两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地齐驾并驱的历史局面。

所以，晋室南迁和汉人汉文化的向江南发展，让我们看到不仅是隋唐继之而兴的社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而且还让我们看到隋唐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都是在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和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两大社会经济文化地区南北遥应、相得益彰的基础上发展的。二、江南汉人汉文化的繁荣发展
在历史上中国，魏晋南北朝以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主要是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发展起来的。自东汉以来、特别是孙吴建国后，长江流域的江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

1、江南社会经济的迅速繁荣

晋室南迁和大批北方汉人移居江南，使长江流域的江南和东南沿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优越的地理环境让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避免了北方中原地区的战乱，社会获得了比较稳定的发展。当时的都城建康以及东南沿海各地，一跃成为经济发达地区。不仅是湖泊交叉、土地肥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以吴郡、吴兴、会稽为中心的鱼米之乡和思想文化中心；而且以江陵为中心的荆汉平原、鄱阳湖流域的豫章地区、闽江流域的福建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迅速。甚至在岭南的交广地区，滇池、洱海的云南地区等广大的南方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得了进一步的开辟。正如《宋书》所说：“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东晋南朝时，扬州和荆州人口最多，农业也最发达；同时，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江南本来就多湖泊沼泽，湖沼泄水之后就可变为良田，所以宋、齐、梁三朝相继兴修水利，溉田万顷，反映和显示了江南地区农业的新发展。

东晋和南朝的炼钢、造纸、制瓷和造船等手工业技术，也都有了飞速的提高。江南水乡便利的水上交通，促进了商业和城镇的发展，当时商业贸易的繁荣，不仅形成了都城建康和京口、山阴、寿阳、襄职、江陵、成都、广州等大城市，而且还能经由广州港出海，与林邑、扶南、天竺、师子国等，10余个海外国家和地区通商。

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近300年的社会偏安，使南方在经济文化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开启了隋唐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依仗南方的历史新局面，奠下了唐宋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政治中心多在北方，经济中心多在南方的社会发展基础。

正是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南朝汉人士族不仅享受了社会的物质利益，也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化上做出了空前的贡献。后来，唐朝中期韩愈所说：“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同样让我们看到了江南经济发展，在中国社会历史中所起的重要地位。

2、南朝汉人汉文化的发展

西晋末年中原士族大量迁居江南，他们在东晋和南朝各代，政治上享有特权，经济上地位稳定，生活上优裕闲散、甚至委靡腐朽。然而，他们却使从黄河流域移传到长江流域的汉文化，不仅保存了旧有的传统，而且还发展了新的地域性特色，对后来隋唐文化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所以，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经认为，盛唐“文化的成就，大体是南朝文化的更高发展。”而综观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东晋和南朝士人的学术成就，主要不外乎儒、玄、文、史四学。

（1）经学。不同于北方中原地区学者，保持着东汉古文经学的学风，南朝学者探究的经学，则是发展了魏晋学风。

虽说《隋书·儒林传叙》提出过：“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但实际上也是指，南朝江南士人发展的是魏晋学风，而北方学者还保持着东汉学风。如从经注来看，江南士人《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伪孔注，《左传》用杜预注；北方学者《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服虔注。

从释说经义来看，南北的差别确很大。北方是墨守东汉家法，讲明训诂章句，不在家法外别出新义，是一种停留在书面上的学风；南方则兼采众说，阐发经义，贵有心得，不拘家法，是一种从书面入书里的学风。所以，北方经学崇（玄）学，排斥王（肃）学；南方经学郑王兼用，并采玄学。

（2）玄学。实际上，玄学就是当时清谈家仿照佛教聚徒讲经，用道家思想来解释儒家经籍的一种哲学思潮。

崇尚清谈，剖析名理，这在当时其实也就成为，南朝部分士人的一个重要事业。早在魏正始（240—249）年间，何晏作《道德论》王弼注《老子》《易》，主张名教出于自然，提倡“贵无，”认为国君要“无为而治。”至魏晋之间，向秀和郭象注《庄子》，在主张名教和自然一致的同时，提出“无不能生有”的命题，以与“贵无”说相对。

东晋以后的玄学，更为普遍深入地探研佛理，他们在哲学上采取佛理，在文学上玄佛并用；这时的玄学与佛学明显趋于合流，但却与道教有着距离。

（3）文学。南朝文人的讲究奢靡，反映在文学上就是追求对偶务求工整、声律务求和谐的形式美。这也是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贡献，因为没有南朝文人的讲求，就没有盛行的唐朝文学。

古体五言诗的发展自建安高峰以来，有太康高峰，到南朝梁更有新的高峰，并由此转入了律诗的新阶段。与古体五言诗有着相似发展的，东晋南朝的赋，作为一类文学作品在于体物写志。魏晋骈文，句法整而兼有疏散、声调平而兼有抑扬，大自论说、小至柬札，都有独特风格，境界之高难可追攀。

南朝梁已经有了新体文学的萌芽，如《世语新说》《文选》《诗品》《文心雕龙》《玉台新咏》等，几部主要著述都出现于梁朝。

（4）史学。南朝史学是当时许多士人所从的事业之一，由于当时还没有官修之限，所以东晋南朝的史学著述甚盛。

南朝多私家所撰写的史书。诸如宋时范晔广集学徒，以《东观汉纪》为蓝本，成《后汉书》90篇，梁刘昭以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中8个志共30卷补入范书，范晔的纪传、司马彪的志合成《后汉书》，被称为堪与班固《汉书》相比的良史。

宋裴松之搜集史书140余种，为《三国志》作详注，开注家新例，注文本身就是一部丰富的史料。

沈约撰《宋书》纪志传100卷，萧子显撰《齐书》纪志传60卷，姚察撰《梁书》《陈书》二史，死后子姚思廉继续，至唐太宗时才完成。不过，撰史最难的是在于撰志，范晔、姚思廉所著都没有志，沈约、萧子显所著有志但不作“食贷志，”因此南朝史家虽多，但没有一个比得上班固的。

三、南朝汉人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融合
东晋和南朝的汉人汉文化，在江南和东南、岭南地区，主要是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发生交融的。

1、东晋南朝时的南方少数民族

东晋南朝时，在南方与汉人汉文化发生交融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蛮、俚、僚、爨等。

（1）蛮。蛮原是对历史上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南朝指称的蛮，主要是分布在今湘西、川东、鄂西南和豫南一带少数民族，如长沙蛮、武陵蛮（五溪蛮）、五水蛮、沔水蛮和巴夷、巴蛮等。十六国以来，有些蛮趁着中原地区纷乱，活动和分布的地域有所向北，遂有了豫州蛮、雍州蛮，以及活动在今陕、豫、鄂接壤地区的板楯蛮等。

按照《南齐书·蛮传》所说的，当时众多的蛮：“咸依山谷，布荆、汀、雍、郢、司等五州界。”在他们中间，如同豫州、南豫州、江州等地的蛮，有的在和汉人汉文化的接触交往中，逐步融合于汉人之中了。另有一些自称是盘瓠后代的长沙蛮、武陵蛮，他们在日后的长期发展中，成为现在苗、瑶等少数民族；而自称为廪君之后的巴郡南郡蛮、板楯蛮，则与现在的土家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2）僚。魏晋南北朝对分布在今岭南广西、西南贵州的一些少数民族统称为僚。旧史也常将他们指称为“獠。”东晋十六国时，部分僚人北上进入川西和川西南，如益州曾有僚10万余落，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逐渐进入今陕西西南部和湖北西部。今天的粤、桂、湘、黔、滇、川、陕、鄂等省，当时都有僚人的分布足迹。有时还对与他们相邻山居的汉人，也泛指为僚。

南北朝时僚的人口剧增。因为僚的支系众多，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所以说，当时有一部分僚人，已经成为东晋南朝治理下的编户齐民。

僚人主要从事农业，种植稻米，他们编织的“细布，色至鲜净。” 居住干栏建筑，椎髻徒跣，铸造铜鼓，吹牛角、芦笙。习俗尚狗、猎头、鼻饮和竖棺葬。

（3）俚。俚也被记作里，是自东汉以来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时期，对岭南部分少数民族的指称。从《宋书·南蛮传》等史籍所记来看：“广州诸山并俚獠，种类繁炽。”有的学者便据此认为，俚、僚是同一个民族。

实际上，俚僚并称只是反映当时在岭南地区，这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密切，他们互相杂居、彼此相融，从而在文化和习俗上也十分相近。

俚的社会组织以峒为单位，他们主要从事农耕，会使用竹矛、竹弓和毒箭狩猎。他们善于铸造铜鼓，拥有铜鼓者首领即为都老。生活习俗上穿贯头衣服、椎髻，尚鼻饮。现在我国南方属于壮侗语族的黎、壮等少数民族，应与历史上的俚有渊源关系。

（4）爨。爨是两晋南北朝时，对今天云南和贵州西部部分地区少数民族的指称。两晋以来，这里少数民族大多处于建宁（治所今曲靖）大姓爨氏的统治之下，因而他们就被记称为爨。爨后来又分为“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这反映并说明了，爨原来就包括了乌蛮和白蛮在内的，或者说爨主要就是指乌蛮和白蛮。按《（天启）滇志爨蛮》所说，则是：“其称爨者，从其酋长之姓耳。”据现仍存云南陆良的《爨龙颜碑》所记，爨氏原是河东安邑汉人。“属中原乱，遂王蛮夷，”蜀汉时为南中四大姓之一。东晋咸康五年（333），霍氏和孟氏火拼后同归于尽，爨氏成为南中最有势力的大姓，并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僰人交融，从而“称霸滇东，”统治和管辖建宁的各少数民族，故把这里的少数民族称为爨。爨人所居的地区“户口殷众，金宝富饶。”在两晋南北朝时，这里虽然接受中原王朝设立的宁州剌史管辖。但是在爨氏势力统治下，不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稳定，而且汉人汉文化的也迅速传入。现有的学者认为：“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实际上指的就应是乌蛮与白蛮，也就是后来建立南诏和大理的主体民族。他们应与现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一部分彝族和白族有关。
2、汉人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

东晋南朝的少数民族大都处在汉人封建的统治下，尤其是蛮、僚、俚等族的分布地区广大，对南朝的社会稳定和经济上攫取人力物力，都有着很大的意义，所以南朝政权尽力争取少数民族的归附，对与汉人杂居的少数民族采取编户齐民，汉人汉文化很自然地被这些少数民族所接受。

（1）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汉文化

魏晋南北朝为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不少汉人迁入南方的蛮、僚、俚、爨等少数民族地区。如刘宋始兴郡（治所在今广东韶关市南）的汉人，因“遏接蛮俚，去就益易，”进入俚区的为数不少。梁朝以后，岭南广州的经济发展迅速，许多长江流域汉人到广州地区寻求发展，据《宋书·州郡志》所载：刘宋时广州所领编户49700多户。到160多年后隋朝时的记载，约达185800多户，这近三倍的户籍增长率除了当地俚人的自然增长外，应有相当的汉人移民在内。中原十六国动乱，大量汉人汉文化迁移至岭南，构成了今日广东客家人的重要来源。
南朝对少数民族较轻的赋役，也是吸引汉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原因。如《宋书·夷蛮传》所说的：“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中原汉人也有因逃避避赋役而进入南中夷人地区，组成“夷汉部曲，”成为夷人首领的依附部曲。

（2）进入汉人汉文化地区的少数民族

与汉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同时，南朝许多少数民族也不断走出山谷，迁移到汉人汉文化地区。《宋书·文帝纪》所记：“雍州剌史武陵王骏讨缘沔蛮，移一万四千口于京师。”元嘉后期，沈庆之讨伐蛮，前后俘获20余万人，多被迁至建成康，以为营户；并将征讨湖阳所获蛮万余口迁于广陵。

分布在岭南广西和贵州一带的僚，纷纷迁入汉人汉文化地区。如晋太康四年（283），有牂牁僚2000余落内属；另外还有僚人10余万落移居巴蜀之地，“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有皆在。”俚人常在征战中遭掳掠入汉人汉文化地区，或者像《梁书·王僧儒传》提到的“高凉生口”那样被掳卖为奴。也有的是被召募入内地，如宁州剌史徐文盛应命调入荆州，便从宁州少数民族地区，“召募得数万人”率带至内地。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汉人汉文化，与南方各少数民族之间有着密切和频繁的交融。一批批汉人汉文化移居到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的少数民族又迁入汉人汉文化地区，民族和民族文化间互相迁徙形成的民族交错杂居，无疑有利于汉人汉文化和少数民族之间消除差异、增强共性，最终促进他们间的彼此融合。虽然，这样的民族融合带有封建社会强制性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色彩，从而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的融入于汉人汉文化，历史上汉人汉文化的不断发展壮大。但是，正是由这样的民族融合促成的，历史上汉人汉文化的形成和壮大，对于古代中国以汉人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发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都是有着进步而深远意义的

Answer 2

五胡乱华，北方中原地区大量汉族人被入侵中原的古代少数民族屠杀，奴役，大量北方汉人南迁到东晋王朝领土范围。五胡：鲜卑，羌，羯，氐，匈奴。当时是东晋十六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