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仰韶文化
第一，仰韶文化影响考古学的发展。发现仰韶文化之前，中国还没有考古学，仰韶文化的发现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考古学研究主要依靠遗址的发现。
而发现仰韶文化遗址点之众多，远远超过其他文化遗址点的发现量，仰韶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必将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影响世界考古学的发展。
第二，仰韶文化影响中国历史的研究。仰韶文化虽然不能代替中华文明起源史，“却是中国国家起源史和中华民族起源史这座大厦中的一根擎梁柱”（苏秉琦语）。
因此，仰韶文化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仰韶文化和此后在黄河流域兴起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一脉相承，仰韶文化的研究必将推动和影响中国历史的研究。
第三，仰韶文化影响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使世界认识中国有自己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上承旧石器文化下接龙山文化，使中国石器时代有了大致轨迹，也加深了世界对中国是文明古国的认识。
从而对中国不同于外国，独特发展的土著政治、经济、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
2、河姆渡文化
1981年，河姆渡遗址发掘以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河姆渡文化的分布范围开展调查，21世纪在基本建设中也发现了一些重要遗址，至今在宁绍平原共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49处，其中以姚江两岸最密集，共有31处。
近几年考古发掘的重要遗址有余姚市丈亭镇鲻山遗址、三七市镇田螺山遗址、宁波市江北区傅家遗址。这三处遗址位于河姆渡以北10公里之内，文化内涵和河姆渡遗址一致，仅有少量文物是首次发现。
如田螺山遗址发现北方遗址经常出土的高达90厘米的深腹罐，这是南北文化交流还是自己创造发明，引起考古界的争论（河姆渡与田螺山之间在远古时期是一片）。
不管怎样，这些遗址发现发掘，丰富了河姆渡文化内涵，说明河姆渡遗址并不是孤立的，早在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宁波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劳动生息，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3、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发源于内蒙古中南部至东北西部一带，起始于五六千年前，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之一。分布范围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
红山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1921年。1935年对赤峰东郊红山后遗址进行了发掘，1956年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
70年代起，在辽西北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及朝阳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现了近千处遗址，并对松岭山脉及努鲁尔虎山之中的凌源、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开展了大规模的发掘，使红山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4、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属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今属章丘）而得名。
经放射性碳素断代并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距今4000年前）。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龙山文化源自大汶口文化，为汉族先民创造的远古文明。
1928年的春天，考古学家吴金鼎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在此之后，考古学家们先后对城子崖遗址进行多次发掘，取得了一批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文化遗存。根据这些发现，考古学家把这些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命名为“龙山文化”。
5、良渚文化
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1938年，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遗址初步报告》。施昕更成为良渚遗址的第一个发现者，是探索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的先驱。
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称。
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良渚文化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礼器，将长期被视为“周汉古玉”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标，自此，长期以来笼罩在良渚玉器上的神秘面纱被撩开了。
在前一阶段考古诸多发现的启示下，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良渚、瓶窑一带相继发现了反山显贵者墓地，瑶山、汇观山祭坛与墓地，莫角山巨型建筑基址，塘山“土垣”等大型遗址，以及一大批良渚时期的村落遗址和墓地。
目前已发现各类遗址135处，它们共同构成了分布密、类型多、规格高的遗址群落。学者们称之为“良渚遗址”，它是整个良渚文化的中心，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片“圣地”。
2007年，考古学家又发现以莫角山宫殿为中心的四周还有一圈环绕的城墙。这个大发现标志着在七十年考古历程中，继发现良渚遗址、命名良渚文化后的又一个重要的阶段——确立了良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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