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一直重视意识形态的建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致力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回顾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历程，可以看到，既有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受苏联模式影响而过度依赖意识形态、独尊意识形态的教训，也有市场经济时期受西方思想影响而淡化意识形态、消解意识形态的论调。对于意识形态而言，最严重的威胁在于它意识到现实极端地漠视其价值。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各种社会思潮不断兴起、思想文化日趋多元的新形势下，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我们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上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的思想理论问题。
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必然涉及到这样几个重要问题：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形成哪些社会思潮及其思想论争；意识形态转型有着怎样的理论选择、现实基础，经历了怎样的转型历程与观念变革。中国私营企业主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再从有到优的历史命运，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对私营企业主从批判到允许再到鼓励、从消灭到培育再到引导的理论转变。这一引人思考的社会历史现象是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重要维度。我们思考的结论形成这样的主要观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经历了从“革命型”到“建设型”再到“和谐型”的两次历史性转型。
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问题
在其当代的意义上，意识形态是指国家用来指导自身行为的价值观念体系、思想理论学说以及制度政策安排。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意识形态是关于意识的意识，关于观念的观念。因此，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乃是一种深层次、反思性的研究，开启了人类对自身、对社会认识的新境界。尽管明确提出意识形态概念并对其进行理论探讨始于法国启蒙运动，但真正开启意识形态研究之门的是马克思。自从马克思创立了全新意识形态理论之后，人类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和认识就出现了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条路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非马克思主义传统。
在国外，当代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意识形态有无备雀档阶级性、意识形态是否虚假、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意识形态对人和社会的控制方式、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意识形态能否为社会知识所取代、意识形态是否终结等方面进行讨论。尽管受到了国外思潮的影响，但我国的研究基本上还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方法，即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唯物史观之核心出发，阐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功能作用、发展创新等重大问题，并对国外的意识形态研究成果译介解读，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大体说来，国外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偏重于脱离社会性、抹杀阶级性，国内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偏重于强调社会性、推崇阶级性。马克思在无产阶级还没有获得国家政权的历史条件下，把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揭露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揭示出阶级社会里旧意识形态如何把自己装扮成全社会的意识。从这一理论出发，我们自然会将阶级性作为首要标准来判定意识形态的性质，但问题在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原有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整体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以阶级性为首要原则甚至是唯一原则来理解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显然不合时宜，而且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或者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相对落后而得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落后的结论，或者把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的思想观念一概看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加以拒斥。
正是在如何对待意识形态阶级性这一点上，浓缩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化的发展史。我们现在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既不能无视其阶级性，也不能偏执其阶级性。就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研究而言，目前国内已有很多学术成果，但也存在一些理论缺陷，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在“类型”上偏重于意识形态的“类”，而忽略意识形态的“型”。意识形态“类”只是仿乱意识形态的共性，而意识形态的“型”则是意识形态的个性。结合意识形态的“类”研究意识形态的“型”，凸显了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岁腊，有助于我们以把握意识形态共性特征为基础，深刻认识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以及同一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个性特征，并在比较中切实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解决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对意识形态“型”的研究，是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切入点。
研究意识形态“型”的核心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一场由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引发的巨大的社会转型期。对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乃至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变化，已被人们深刻感受、普遍认同，但对于社会转型过程中意识形态已经有哪些变化、应该有何种变化，在理论研究中却是少说鲜论。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唯一执政党，因此党的思想理论与国家意识形态是高度契合的，这也就框定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即指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的中国意识形态，其内核是党的思想理论。然而，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工作既落后于党的思想理论，也落后于意识形态的实践发展。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局限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来研究、认识意识形态，缺乏意识形态转型的自觉意识。
意识形态转型不是性质转变。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终极价值从未改变，转变的只是围绕如何实现终极价值目标所体现出来的具体价值理念、思想理论创新和法规政策完善。能否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类型及其转变做出准确概括，直接关联着我们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认识和把握，关联着意识形态工作的实际成效和发展方向。当前，我们在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都与对意识形态的类型转变认识不清、把握不准、观念模糊有着密切关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正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意识形态转型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社会转型构成了意识形态转型的宏大背景，意识形态转型既是社会转型的条件，也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因此，社会转型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理论研究既提供了可能性前提，也提供了必要性依据。
二、意识形态转型的理论选择与现实基础
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实践，托起了中国现代性的理论研究。由政治制度革命、产业技术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所共同催生的现代性研究始于西方，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之路的中国的现代性研究近代以来就未曾停止。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亦即现代化实践，使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再次成为研究热点，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出各种社会思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各种思想流派、学说观点纷纷浮现了出来，最终表现为社会转型期中的意识形态冲突。”社会思潮不仅具有一定理论形态的思想倾向，而且还交织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因素。社会思潮特别是政治思潮的涌动方向及其程度，会对意识形态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围绕要不要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各种社会思潮相继涌现，对人们的思想乃至国家意识形态产生着各种影响。其中，在如何看待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阶层问题上，形成了新左派、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三大思潮，集中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以及人们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中的不同感受与愿望。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主张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思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延滞政治改革的市场化转轨，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导致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现象。中国社会转型的这种左右杂糅的两歧性和社会分化导致了思想分化，坚持新启蒙立场的自由派从西方自由主义中寻求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思想资源，批判极“左”意识形态和权力体制，敦促推进中国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从新启蒙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新左派则从西方左翼批判理论吸取灵感，尝试重构反对资本主义的新左翼批判传统。
新左派思潮是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新左派及其思潮尽管尽显忧国忧民之思，对现实的批判思想中也有许多合理因素，但在总体上新左派用意识形态的“放大镜”看待一切。自由主义思潮自改革开放之初传入中国，主张全面推进私有化。民主社会主义声称中国改革措施实际上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样板，认为应该实行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上述各种社会思潮的冲突集中表现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等问题上，凸显了改革与现代化问题在思想观念中的深刻分歧，形成了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冲突。尽管这些社会思潮都标榜自己掌握了社会主义的真谛，其主张中也各有合理的成分，但其实都是从概念词句出发而全然不顾中国实际的思想观念。
任何社会都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此来引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形成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社会主义中国如何推动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课题。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由此决定，研究中国意识形态问题绝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引领社会思潮、推动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以这一思想为核心，意识形态现代性转型的创新成果，就是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意识形态总是要在现实中找到“投射”和“回声”。马克思从经济、阶级(人)、社会三个基本视域出发，科学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两个基点：一是生产力基础，二是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样是从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出发，先把作为剥削阶级的民族资本家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工商业者，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培育出作为社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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